翁文灏评价 评《翁文灏日记》:为官一时倒霉一世
从政之后:奉公勤勉,洁身廉正,但染上官吏气息
有人认为,翁文灏之所以弃学从政,与武康那场车祸有一定关联。蒋介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曾下令召集最好的医生予以抢救,对此,翁文灏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可靠,其实已并不重要。但翁车祸康复后不久,即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由此走上了从政的不归之路,直至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翁文灏归去来兮,其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完全终结。
以翁文灏为人处事而论,实际上并不适宜从事行政院的工作。胡适早就对他说过:“你大概不免‘躬身细事’,此是一病。蔡先生(指蔡元培,作者注)最能用人;托付得人之后,他真能无为而治……你若能学他的用人,你无论做任何大事业,一样可以有闲暇做你的研究工作……”(1937年5月17日,胡适致翁文灏函)胡适一度想推荐翁做中研院总干事,这毕竟是一个学术机构,但最后讨论的结果却是,翁虽然“待人和平”,但对下稍嫌过严,“不免以中世修士之道律己而又律人”,其旧日部下同人,“颇有出怨声者”,中研院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欢迎翁文灏做总干事,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1937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常委会,行政院改组,以完成战时体制。决议准许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张群任副院长。实业部改为经济部,翁任部长。同时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资源委员会”,隶属经济部,成为公开机构,翁兼任主任委员,钱昌照为副主任委员。
实际上,在这之前,孔祥熙主张将资源委员会并入财政部,但在翁看来,这是孔欲掌控工矿资源之企图,对此深表不满。这时行政院已西迁汉口办公,翁即面见蒋介石商谈资源委员会隶属问题,竟如愿以偿,其理由是“不作空头部长,否则无助于战时经济功能之发挥……”(参见关德懋《翁文灏其人与事》,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页77),这时翁文灏从政才两年多,敢于向孔祥熙叫板,“先总统之尊重翁的意见,逾于寻常”。
翁文灏在经济部长任内,在建设后方工业基地、解决后方燃料短缺问题,以及开发西南、西北地区各种经济建设等方面,殚精竭虑,功不可没。其本人也是奉公勤勉,清正廉洁,居家简朴,学人操守未改,惟染上一些官吏气息,而让人颇多微词。
1938年冬天,三青团经济处撤销,其副处长白瑜偕同秘书、组长、股长七人,欲前往经济部服务,响应学人从政。这七人皆为回国学人而具革命抱负者,据白瑜后来回忆,“不料奔到重庆,翁不见面,仅由次长何廉(粹廉)与我们周旋,许久,只发表我一人为专门委员,其余拖着,使我陷于极端痛苦之境。
我往谒朱先生,承允慢慢设法安置其余同仁,并嘱我必先报到,直接向翁接触,彼此多认识后,再图完成蒋总裁命令,以遂大家的初衷。
我忍着气,在部内直闯部长办公室数次,迄无结果。他察出我将不能再忍耐,乃由何次长(兼三青团经济处处长)转告翁之真意。翁说:‘如用三青团同志,以黄埔同学为宜。’当时我几乎昏了,回头又发笑,学人从政竟是如此,不必多解释了……”(白瑜《翁文灏、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后遗症》,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2期,页92)
翁氏做官,虽然事无巨细,亲历亲为,任劳任怨,“然于大计方针有欠宏硕,显非相才。出任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任务更为艰巨,立法院之同意,勉强得来,并非众望所归”(白瑜语)。顾孟余同时被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却谦辞不就。
有人问顾:何以坚辞?顾孟余叹息:“非其时也,翁亦非其人也。”言下之意,翁这个人偏狭固执,不易共谋,且与美国接不上头。他的个性,确实不易与人合作,不是相才……(同上,参见白瑜《翁文灏、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后遗症》)胡适对翁出任行政院长亦持同样观点,1948年10月,正为金圆券危机之时,在北平,胡适请陶希圣转告蒋介石一句话,并且关照不能对任何人说,即翁不能做行政院长!
陶闻之大惊,问:你与翁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为什么说这话?胡适说:“蒋先生谬采书生,用翁詠霓组阁。翁詠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陶希圣《关于敦请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长及其他》,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页18)
翁文灏出任行宪后的行政院长,并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一位是地质学家,一位是出版机构总经理,这件事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然根据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而翁在立法院的首次施政报告,即引起一场大风暴,“第一天就有二十几位立委对翁内阁提出种种质询,一致认为那长篇大论的施政方针太空洞,太不切实际,不足以应付当前的紧急情况。翁文灏一气之下,当晚报告总裁,加油加醋地攻击立法院,说它不但不和他合作,而且有意和他‘捣乱’……”(参见沈云龙《从陸徵祥到翁文灏》,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1期,页14)但翁文灏亦仅任行政院长半载,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造成金融体制大乱,“发行不到三个月的金圆券完全失败,前此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的守法良民为之破产,怨声载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对翁的任命之责任固在蒋介石本人,即如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当局只知以学人或社会贤达当政,企图一新国人耳目,而不详究其专长而任意安置。这完全是政治上粉饰行为,无补于政治革新的实际,且适以误国……”(吴相湘《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发行》,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2期,页50)但翁“本斗筲之器,非廊庙之才”(沈云龙语),最终被立法院推倒,亦非意外。
白瑜当时目睹了翁文灏在立法院辞职的情形,“退出议坛时,几乎倾倒,又何尝不满场寒心”,因此有人叹谓:汪精卫为“薄命的党人”,胡适为“幸运的文人”,翁文灏则为“文人中的苦人”,“为官一时,倒霉一世,比梁启超先生出任北洋财长更惨”。
白瑜为此曾问过胡适,胡适说:“是呀!翁詠霓,命也!”
语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小廉曲谨之流,爱之适足以害之,国利民福俱受严重影响,欲求历史上所谓知人善任,殊戛戛其难也——这是史学家沈云龙针对翁文灏从政之结局所说过的一段话,其中的莫大感慨,似乎将翁氏的另一面都说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