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将领张振汉 张振汉:唯一一位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935年11月,由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所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开始长征。在这支长征队伍里,却有一个骑着枣红色骡子的特殊人物,他就是原国民党湘鄂川黔“剿匪”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中将师长张振汉。
张振汉,别号炎生,1893年出生于江苏徐州铜山一个贫苦农家。
1935年初,蒋介石苦于“追剿”中央红军屡屡失败,又怕活动在湘西的贺龙的红二军团、萧克的红六军团西进贵州同中央红军会合,便紧急调集六路纵队11万人马妄图“围剿”“萧贺匪部”。张振汉指挥所部同红军在洪湖等地多次展开过殊死战斗。
1935年6月,贺龙和萧克指挥的红二、六军团突然包围了宣恩县城,而驻守宣恩县城的国民党军仅有第四十八师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湘鄂川黔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唯恐宣恩失守,危急恩施,更惧红军向北扩展,威胁长江交通,便急电驻来凤城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火速驰援宣恩。
张振汉得令后,以第四十八师的一四四旅(三个团)、保安第五团和新三旅的一个团为右支队,以第四十一师的一二三旅为中间支队,以第四十一师直属队和一二一旅为左支队,昼夜兼程向忠堡方向开进。不料,张振汉发给徐源泉的兵力部署和作战序列的密电被红军截获破译。贺龙、萧克、任弼时当机立断,命令红二军团同红六军团的主力于11日夜秘密出动,分两路急驰数十公里赶赴忠堡一带,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在忠堡一带隐蔽设伏打援。
6月12日晨,国民党第四十一师以两个旅作为先头,经忠堡向宣恩进发。张振汉率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个直属旅,即少将黄伯韬任旅长的第一二三旅,随后跟进。次日上午,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已全部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张振汉亲率四十一师师部一到忠堡,四周山上都已被红军占领,师部被压缩在构皮岭的山凹中,后随的黄伯韬见势不妙率残部仓皇逃逸。
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率红军前卫师急行军130华里,于当日下午3时到达忠堡,与张振汉部右路支队遭遇,迅即将其拦腰斩断,消灭张振汉军后卫一部。当晚,红六军团亦赶到忠堡地区投入战斗,对刘家湾和构皮岭之敌发起攻击。很快,张振汉部就被红军分割成三截,彼此孤立无援,多次突围失败。
14日晨,红军集中四个团另加一个营的兵力,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占据有利地形的红军发起炮击,四十一师师部电台被毁,参谋长中弹身亡。激战至下午,共歼敌一个旅、一个师部和一个特务营,重创其他六个团,歼敌4000余人,缴获大批弹药。敌酋张振汉头部和身上中弹负伤被红军活捉。红二、六军团紧密合作,历时两天激战,取得了忠堡大捷。
张振汉被俘之后,自认是必死无疑了。但令张振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红军不但没有杀他,还给他高规格的优待。红军将领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亲自接见他,向他解释中共的革命主张,启发他觉悟,对他进行耐心的教育和挽救。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合办了一所红军学校,由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兼任校长。在贺龙安排下,张振汉很快就在红军学校“上岗”,萧克请他担任高级班的战术教官。
这年红军学校设在桑植县城澧源书院和郑氏祠堂内。第一天上课,当看见张振汉走上讲台时,底下的学员很是不屑,顷刻间课堂上就像炸了锅,“一个手下败将、一个俘虏,有什么资格给我们上课?”不少脾气火暴的学员当即冲出教室,去找首长论理。
听到几位学员的“告状”,萧克沉思片刻,说:“你们先回去,我马上就到。”萧克来到红军学校后,要教务长紧急集合学员。萧克面色严肃,叫出几位“告状”的学员,然后大声吼道:“我问你们,迫击炮怎样射击才能击中目标?”几位出列同志哑口无言。
“什么叫射程?”萧克又大声地问道。那几位红军营团级干部还是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萧克向张振汉立正敬了个军礼,请他作答。张振汉深为感动,便准确而流畅地回答完毕。经过萧克这般治理之后,张振汉在红军学校里的地位空前提高。
张振汉万万没有想到,以后他再给学员授课时,萧克、王震等红军高级将领也到课听讲。他在震惊中惶惑了!他为红军的政策和将领的风度所感动,他为自己的过去而惭愧,他更为红军对他的信任而感到鼓舞。他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毫无保留地全部奉献出来。他不仅课讲得认真,还列举了自己同红军打仗的战例,从反面说明国民党军为什么失败,使得学员受益匪浅。张振汉成为当时红军学校中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之一。
不久之后,红军进攻龙山县城,久攻不下,战斗非常激烈。国民党军在隘口处设有两座碉堡,枪眼里吐出猛烈的机枪火舌,封锁着突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不断有冲锋的红军战士中弹倒下。这时,从国民党军中缴获的迫击炮只有两发炮弹可用。
贺龙把炮兵科班出身的张振汉请来,问他能不能用这两发炮弹把那两座碉堡解决掉。张振汉立即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说:“好了,发炮!”红军炮手随即引发,两声巨响,两个碉堡应声炸飞,枪声戛然而止。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非常严峻。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为争取主动,在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王震等领导下,从湘西桑植的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张振汉也就跟随红二、六军团开始了万里长征。
行前,萧克、贺龙、任弼时找张振汉,询问国民党北方兵力部署的情况。张振汉就将自己所知道的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所驻扎的地区及其相互关系一五一十地告诉红军领导。红军指挥部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参考了张振汉所提供的重要军情,找到了国民党军防守的薄弱环节,选准了突围地点,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线的战略决策,从而一举跳出了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包围圈。
红军在长征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仍给张振汉以很好的照顾。红军给他以军团级干部的生活待遇,给他配了骡子作为坐骑,给他配了专门的勤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行军途中,贺龙、任弼时、萧克把他当作朋友一起谈古论今。在戎马倥偬中偶尔有了条件,萧克还亲自做粉蒸肉请张振汉品尝。张振汉庆幸自己在兵败被俘之后,遇到了这样一批红军将领,并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正义的光芒和民族的希望。
1936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沿江各渡口的船只早被国民党军搜缴一空。寻思渡江之策的贺龙请教张振汉有何良策。张振汉环视了周边的环境,建议砍竹子扎成竹排,放排渡江。此建议得到贺龙的赞同,即命一部分指战员砍竹扎筏,另一部分官兵继续到上下游搜寻船只。在红军官兵的一致努力下,两万人马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在过玉龙雪山时,山势陡峭难行,行至山腰,张振汉的坐骑失蹄把他摔倒,滚到深深积雪的山凹之中。红军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手牵着手地接成人链,才把跌得奄奄一息的张振汉从绝境中拉了上来。此时他鲜血直淌,腿部骨折,卫生员为他急救包扎后,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往上爬,每爬一步是那样的艰难危险!
看到这一情景,张振汉这个曾经同红军兵戎相见、血肉相拼的国民党将官,也禁不住热泪滂沱。过草地时,粮食比金子还宝贵。看护张振汉的红军战士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得来不易的一点干粮或野菜,省下来给张振汉吃。
红军长征途中物资补给十分艰难。红军领导人通过可靠的方式和途径把张振汉还活在红军队伍中的消息传给了当时住在汉口的张振汉结发妻子邓觉先。邓觉先是长沙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是典型的湖南人脾气,敢作敢为。湘女多情。
张振汉被红军俘虏,生死不明,国民党内不少军政要员和众多好友都劝年轻漂亮的张太太趁早改嫁,皆被她一口回绝。邓觉先接到张振汉亲笔写的报平安信函惊喜万分,她从信中得知红军的艰难,立即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以做生意谋生为名,请国民党政界官员帮忙,购买了盘尼西林、望远镜、手表、指南针、自来水笔等军需物资,准备送往红军。
问题是红军的行进路线是十分机密又无固定地点,怎样才能把东西送达红军呢?她了解到,当时蒋介石是让湖南军阀何键负责“围剿”红军,何键是一定知道“萧贺匪部”行踪的。
何键同张振汉都是保定军校三期生,有同窗之谊。而邓觉先同何键又是湖南老乡。邓觉先就利用这些弯弯曲曲的关系,终于从何键手下的情报处处长李佩阶那里及时掌握红军的去向。然后,以高价雇请“要钱不要命”的游勇,分批运送物资到红军手中。
在二、六军团长征途中生活了18个月的一位传奇人物——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书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薄复礼被红军扣留,希望教会的人尽早送来钱和物资将他赎回去。
薄复礼误以为红军所收到的物资是教会为赎他而送来的,便责问法官(笔者注:是红六军团保卫局局长吴德峰,薄复礼称他为法官)为什么还不释放他。薄复礼对“法官”说:“贝克尔先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送来了这么多钱和东西,再想多要是不可能的。”“不!”“法官”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薄复礼:“你搞错了,那些东西不是贝克尔先生送的,这是张振汉将军家属送来的,她还准备送更多的东西。”
薄复礼神父的自述,证实了邓觉先为红军所操办的物资确实交到了红军手里。长征过后50年,张振汉的儿子张天佑同住在英国曼彻斯特的薄复礼神父联系上了,后者给张天佑去过三封信。九十高龄的薄复礼记忆惊人,向张天佑回忆起长征途中曾同张振汉辩论宗教信仰和自由等问题的情景。他说张振汉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相信对真理的信仰。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振汉作为唯一一位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来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其生活待遇继续受到中共和红军照顾。周恩来非常关怀他,还说要争取把他的妻子接过来。
在延安,张振汉同吴德峰、伍修权、王维舟、李六如等一大批中共高级干部结成了朋友。同时,他继续在红军大学从事军事教育工作。萧克回忆说,当时他们是供给制,张振汉得到特殊照顾,每月还有光洋(银元)可拿。每到张振汉发薪时,他就和将军们一起到农家买些酒菜改善一顿。
在长征的红军聚集到延安后,邓觉先就做了各方面的周密准备,打扮成农家妇女的模样,孤身从汉口奔赴西安,通过关系疏通了西北军长官,得以顺利通过西北军防区,来到红军总部驻地保安,跟张振汉会聚。
邓觉先到保安后,得到周恩来等人的安抚与关怀。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日趋明朗,已随抗大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邓觉先,便决定先行离开延安返回国统区,做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工作。临走,又是周恩来等人馈赠盘缠,并安排专人将其护送到西北军防区安全交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的窑洞里接见张振汉,劝他回蒋管区继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经过反复思考,张振汉接受了中共的安排,带着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安家费”,惜别了延安,途经西安返回汉口。
蒋介石通过何应钦、陈诚劝说张振汉复任军职,张振汉对他们说:“挂牌军官不干,要打日本鬼子当兵都可以。”后来经何、陈等斡旋,张振汉同意不任实职,只领一个中将高参的名义。以后,张振汉利用这种关系和名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重庆、长沙等地从事大量的统战工作,并冒险营救了一些被反动派追捕、扣押的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为抗日救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振汉带领全家飞往光复后的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栋小楼,一边经营黄海渔业公司、大中华拖轮公司、富源盐号等实业,一边致力于反蒋策反工作。1945年至1948年,张振汉出任国民党政府新建的连云港市的第一任市长。据说,他主持制定的《连云港市建设刍议》,包括市区计划和海港计划两大部分,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1967年5月26日,张振汉在秦城监狱被迫害致死,邓觉先也于1971年2月17日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