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当书记时副厅以上干部命运一言而决
去世16天之前,电话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声音很大:“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
退休后,在很多常州朋友眼中,程维高依然性情耿直、直率敢言。沈向阳说,他曾问程维高一个问题:“你告诉我,在现有体制下,一个省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副厅以上的领导干部,你个人能不能说了算?”
程维高的回答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要看中了谁,一般操作是这样的,把组织部长叫过来,说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见到那谁,感觉他思路不错。其他都不要说,这个话朝这个地方一落,马上组织部会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后会拿到常委会上来讨论。”
2001年,李真案发,媒体大幅报道,程维高曾亲自写出3万字的材料,上呈中央领导,指出某周刊报道中“有15处地方失实”。被反驳后,通过中间人,他又与该周刊主创人员在石家庄协调。再往前一些,1999年,中央“三讲”巡视组到达河北。有人向巡视组反映他的问题,他选择的不是座谈与协商,而是上书中央、直陈不快,直接激化了和“三讲”巡视组的矛盾。
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程维高被其定性:“(程维高)歪曲河北三讲教育的情况,拒绝领导和群众的帮助,坚持错误,以恶人先告状的卑劣手段,形式上对抗巡视组及广大对他提意见的干部、群众……”
多年后,程维高自己也在痛苦地反思,认为自己“不够圆滑”,如果违背性情说一些套话,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但更让他痛苦的是,他无法拿捏,究竟“是要做人的圆滑,还是要做人的忠诚”?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做人比做官要紧。他说,我宁可这样了。
于是,曾和他在石家庄见面的某周刊记者,2005年赶到常州与他对谈。他先是介绍自家别墅的由来,再直接跳到民主问题,让该记者“颇觉意外”,因为,这与他对程维高的想象“相差太大”。
记者的问题也直截了当:“我在河北采访,多数人都认为你比较霸道,并不民主啊!”程并未表现出恼怒,回答得也颇坦诚,他说:“是!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
那段时间,程维高自制了一张名片,上面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程维高。熟悉他的沈向阳感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心里的压抑,且在有限的范围内,真的很可怜。再后来,江苏有媒体对他进行报道,他认为报道不实,起初要打官司,后在朋友劝说下,再次给中央领导写信,以求公道——“作为一个公民,我还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吧。”他这样说。
当然,石沉大海。
2007年春节前后,心血来潮的程维高,自制了一张贺卡,散发亲友,上面写道:“一生大起大落,我无愧于人民……2003年中纪委认定我违纪,主要错误是‘独断专行,对于李真犯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纪委主要负责人托人给我讲,处理我是从严治党的需要。”
2008年春节后,由于肺癌的缘故,程维高开始经常和医院打交道。较真的性格依然处处体现。一次,医生开的药方中,有一味中药说有毒性,他就拿去化验,看毒性究竟有多大。结果,消息传到医生那里,很多医生不敢再给他看病。
2010年12月12日,他去世16天之前,在上海瑞金医院病床上的他,给常州的一位朋友打去电话。电话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声音很大:“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
(本文得到常州“同学会馆”沈忠艰、“左岸公社”冯丹、文化馆陈吉安、凌宪松等人帮助,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