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顺的丈夫 梁启超与梁思顺 一对父女的女权争论
梁启超关于女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发表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97年至1902年,第二个时期是1922年。第一个时期是他跟老师康有为一起进行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时期。这个时期梁启超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强烈影响,主张女性也应受教育,成为生育教养优秀孩子的优秀母亲。
距第一个时期20年后,即1922年,梁启超又开始发表女性论。这个时期,梁启超已经离开政界,活动重点移到学术方面,言论很是活跃。1922年,他在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以《人权与女权》为题的演讲。他认为,女权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女子的自觉和自发程度。女权运动应是“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其中他特别强调女学的重要性。
梁思顺的女性论
梁思顺在1915年时很明显主张贤妻良母论。在为某妇女杂志所写的文章《敬述吾家旧德为妇女杂志祝》中,她讲述了其祖母和母亲的事迹。梁思顺写道,她祖母的个性很温柔,很努力地照顾祖父。另外,祖母在家里开了个“学校”,以乡里的未婚女孩子为学生,教她们刺绣、读写等。思顺断言“吾父之性行纯受先祖母所感化训练”。
接着她提到自己的母亲李蕙仙。按照梁思顺的记述,李蕙仙也是位贤德的夫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为了逃脱清廷的追捕流亡到日本。李蕙仙很冷静地处理完家事后,随即与家人离开上海也流亡到日本。在日本,李蕙仙担当起教育孩子们的责任。梁思顺说,她17岁时才开始由父亲教育,之前都由母亲授业。可见,李蕙仙是一边掌管家庭,一边负责孩子教育的贤夫人。
梁思顺在另外一篇文章《所望于吾国女子者》中提出了她的贤妻良母论,其要点有四:第一,主张女性也需要受教育;第二,根据能相夫就为良妻,能教子就为贤母的“妇人天职”的想法,主张在学校进行贤妻良母教育;第三,妻子要做丈夫精神上的支柱,“相夫”就是“导男子以正途而励其气也”;第四,重视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认为哺育儿童就是培养国民,决定着国民素质的高低。
二人观点之异同
梁思顺观点中的“贤妻良母教育”与“相夫”之意与梁启超的主张有些差异。梁启超的女性论中没有使用过贤妻良母等词汇,也没有主张过女性应做男性的精神支柱。虽然他提到了“上可相夫下可教子”,不过相夫的内容还是抽象的,而梁思顺则把这个概念解释成精神上的相助。
不过两人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梁启超反对自由恋爱。他认为孩子们的结婚对象应先由父母介绍,最后由本人自己决定。梁思顺和梁思成的结婚对象都是经梁启超介绍的。通过梁思顺按梁启超的推荐与周希哲结婚一事来推测,也许她本人对这种结婚方式也没有质疑。总而言之,梁启超与梁思顺都对自由恋爱保持着一定距离。
更仔细地探究他们的论述,就会发现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两人都回避了一件事,即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的存在。民国时期,以一夫一妻为理想的议论越来越热烈,不论是女权论还是贤妻良母论,立场虽有所不同,但妾和娼妓等的存在都被认为是旧时代的残存,都被排除在女性论的女性主体之外。
(作者须藤瑞代 系日本东京大学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访问学者。该文摘自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的《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