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潜艇之父彭士禄 记中国核潜艇之父、核电事业“垦荒牛”彭士禄院士
“我只是祖国的一颗螺丝钉”记著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院士彭士禄院士资料图片
新华网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余晓洁)86岁的他,在护工的帮助下,从轮椅里挪到采访室的椅子上,略喘粗气,却不忘把一杯浓茶放到桌上。
很难想象,眼前这位随岁月变得孱弱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核电事业“垦荒牛”彭士禄院士。
螺丝钉
人们称彭老“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的里科弗”,但他不喜欢这顶高帽。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共产党员,国家交给我的任务只有尽全力做好,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彭老一字一顿讲得认真。
他时常提醒同志们,我们就是祖国的螺丝钉。“屁股要圆,脑袋要尖。屁股圆了,才能坐得住;脑袋尖了,才能潜心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彭老办公室的灯每晚最后一个熄灭。
“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彭老说。
1965年,核潜艇项目正式启动。“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老告别妻儿,走进深山,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
1970年,由他领军建造的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反应堆功率达99%。1971年,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如蛟龙入海。
在靠野菜充饥的年代里,仅用了6年,中国人就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第一艘核潜艇!
随后,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当起了开垦核电的“老黄牛”。
他带领40多人与上海728院的同志会合,开展秦山压水堆30万千瓦方案设计,确定主参数、系统配置等工作。他力主搞压水堆,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总指挥的彭士禄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
彭士禄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时,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还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
“也许是因为属‘牛’吧,我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彭老说。
“彭拍板”
“别人送我外号‘彭大胆’和‘彭拍板’。”彭老喝一口茶,笑盈盈地说。
科学的道路,从不平坦。彭老的思维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更多时候,他处在反对意见的合围之中。
“当时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我就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彭老说,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解决,这比无休止的争论高效得多。
然而,大胆拍板是需要底气的。彭老无畏,因为他手里有“三张牌”。
第一张牌:数据为王。“但凡工程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心中有‘数’。”彭老说,“当时搞核潜艇时没有计算机,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科技人员夜以继日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了自己的反应堆物理计算公式。”
中核集团科技委常委张禄庆对彭老很是佩服:搞核电,他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亲自计算主要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亲自挂帅。
第二张是“简单牌”。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彭老善于把复杂的工程问题和经济问题做最简单的求解。
第三张,被彭老戏称为“懒汉牌”。他不断发动大家,依靠团队的力量完成使命。
“他善于培养年轻人。他总说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要放手让年轻人去干。”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说,跟着彭老干很痛快。
百家姓
“他身上许多品质都跟身世经历有关。”彭夫人说。
1928年9月,广东海丰一片血雨腥风的气氛。彭士禄的母亲被枪杀。不到一年,彭士禄的父亲、“农运大王”彭湃在上海英勇就义。
“小时候只知道父亲是个大人物,全家都要隐姓埋名。”后来为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被辗转先后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
“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长大的。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彭老低缓地讲起自己当“小萝卜”的故事
那时,我住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称呼他的母亲“姑妈”。由于叛徒出卖,我和“姑妈”被捕。8岁的我成了小囚犯。在那里,我还见到了抚养过我的“山顶阿妈”。两位妈妈忍受着残酷的审讯,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我是彭湃的儿子。出狱后,我横下一条心,参加抗日游击队,救国、救家、救百姓。
1940年底,这位“红孩儿”被送抵延安,开荒、种地、争分夺秒地学习。
“坎坷童年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的爱抚,给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为革命抛头颅,给了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虽然我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彭老深情地说。
“夫人”多
“我也有遗憾之事,就是‘夫人’太多,共有3个:第一‘夫人’是核动力;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才是小玛莎(夫人马淑英)。”彭式幽默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他还不罢休,接着“爆料”:“那时我在苏联留学。一天,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让我去接个女学生。我去了一看,是个小姑娘,就喜欢上人家了,马上主动进攻。玛莎比我小9岁,我是老大伯,她是小妹妹。后来小妹就开始照顾老大伯了。”
“小玛莎不甘心当第三,‘造反’了。为了和睦,只好晋升第二。”话语间,眼角嘴角都流露出幸福。
彭夫人深知,尽管半个多世纪风雨相伴,伉俪情深,事业却总是丈夫的第一生命。在妻子眼中,丈夫是一座山,将全部心血和赤诚献给了核动力事业。
“上世纪70年代初,核潜艇搞成了,要出海实验。身为总设计师的他身先士卒,随艇出海。临行前,他对我说,放心,这一次定能成功,我有信心。万一我喂了王八,你也别哭。”彭夫人说。
“他心里始终燃烧着一团火,心爱的核事业使这团火熊熊不熄……”进入耄耋之年,彭老依旧十分关心国家的核事业,在高级顾问的角色上继续发挥余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