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黄文杰 兴宁籍英烈黄文杰与上海地下党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位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被叛徒出卖后,始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他就是从兴宁走出去的黄文杰。
黄文杰(1902-1939),原名祥庆,1902年10月生于兴宁县大坪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立中学。1925年春,他获悉广州黄埔军校招生,急于报考。但当时尚未颁发县立中学的正式毕业文凭,他急中生智,借了兴民中学毕业生黄文杰(水口人)的毕业证书去报考,结果,被黄埔军校录取,从此改名为黄文杰。不久,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10月,军校中共特别支部推荐黄文杰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与他同期入学的有王明、张闻天、王稼祥等六十多人。他胸怀大志,发奋学习,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到上海肩负重任
黄文杰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精通俄语,被分配到苏联的伯力、海参崴一带从事党的工作。1931年3月,中共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受到大破坏,需要补充新人。黄文杰奉命回国,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经常出入法租界等地,以合法身份参加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宣传马列主义。
"一·二八"淞沪抗战,黄文杰积极发动工人和广大群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持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蒋介石对上海人民这一抗日行动十分忌恨,不但把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而且大力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
上海地下党动员人民群众同蒋介石进行斗争。但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大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公开散发传单,致使上海党组织暴露,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党的工作环境异常险恶。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局为了摆脱险恶环境,由上海迁至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以李竹声为书记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黄文杰任中央执行局职工部部长。这时,国民党提出"前方剿匪,后方也剿匪"的口号,连续对上海地下党发动全市性的大搜捕。
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叛变,由盛忠亮接任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不久,盛忠亮被捕,上海党组织遭受第三次严重破坏。李、盛都是从苏联回来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是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由黄文杰任代理书记、书记。他面对这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迅速整顿健全领导机关、人事组织,采取相应的步骤开展工作。
盛忠亮在被捕之后曾摆出一副坚贞不屈的架势,国民党特务向"功勋"级叛徒顾顺章求教,顾献上妙计——盛忠亮对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可从秦曼云处下手。秦原是红军将领关向应的妻子,17岁加入共青团。
1927年初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6至7月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春天和关向应相继回国,在团中央女工部工作。是年冬随关向应调长江局军委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后因长江局被敌人破坏撤回上海。
1931年关向应被捕后,盛忠亮便与秦曼云勾搭上了。秦当时是共产国际联络处主任兼上海中央局总会计,与李竹声同时被捕。国民党当局立即将秦曼云由南京押解至上海,秦一见盛忠亮就抱头痛哭,盛忠亮在秦曼云的"谆谆诱导"下折节叛变。致使黄文杰和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等30多人在1935年2月19日被捕。
让人欣慰的是,他们在狱中的表现让前两任"被捕就叛变"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汗颜。当天深夜,黄文杰同朱镜我等党的负责人在狱中设法向被捕的同志传达口信:大家要坚定立场,抓紧准备应付敌人的口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党的机密,也不要承认是共产党员,除非到了刑场才喊共产党万岁。
叛徒出卖 坚贞不屈
1935年3月6日,法租界特别地方法院开庭审讯黄文杰及其同案人,黄文杰化名李光龙,泰然自若。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敌人黔驴技穷,毫无办法。后来,叛徒秦曼云出庭指证,出卖了自己的领导和战友。
黄文杰等人被引渡至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18日夜间,黄文杰和朱镜我、杜国庠、田汉、阳翰笙、何成湘夫妇等8人,被国民党作为要犯在大雨滂沱中解往南京,关进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同年9月,黄文杰被判处15年徒刑,关押于南京郊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在监狱里,黄文杰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旺盛的斗争意志,带领同志们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他写信要家里寄《三国演义》《唐诗三百首》等书籍,在狱中打发漫长的岁月。
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黄文杰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并想方设法同难友们保持联系,研究斗争策略,及时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在他的领导下,同志们团结一致,努力为改善生活、改善环境、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不许打骂犯人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黄文杰在监狱期间,始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武汉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立即营救在狱中同志,8月底黄文杰被保释出狱,留在南京办事处做党的组织工作。此后,他先后在长江局、南方局担任领导职务,协助周恩来等同志工作。
患难后的结合
1938年,黄文杰与地下党员周惠年结婚。周惠年是河南信阳人,是中央特科的第一位女交通员,1934年因李竹声叛变而被捕。
在关押处,周惠年坚持说自己是个没文化的妇女,对被捕的丈夫李得钊(当时任上海中央局领导)的活动和文件一无所知。特务找不到她是共产党的丝毫把柄,只好在关押一星期后,把她交给法庭审判。她当时已经怀孕数月,挺个大肚子,腿脚肿得厉害,举步维艰。
当党组织得知周惠年等将被交法庭公审后,积极组织营救。担任上海中央局职工部部长的黄文杰花钱请了有名的律师,为周惠年和另一位上海中央局工作人员仇爱贞辩护。经租界法庭审理,周惠年、仇爱贞以参与赤色活动证据不足,被送至苏州反省院。
周惠年的丈夫李得钊被判15年徒刑后不幸病死于狱中。而周惠年1937年释放后,来到武汉与党组织接头,与时任长江局组织部副部长的黄文杰巧遇。此后,黄文杰对周惠年和烈士遗孤百般照顾,体贴入微,终于赢得了她的爱情。
为了党的事业,黄文杰长期在艰苦环境下东奔西跑,忘我工作,1938年冬发现自己患了肺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刚有好转,又毅然接受周恩来布置的任务,历经长途跋涉,翌年春与妻子一同抵达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
这期间,他出版了《论政党》一书,并且以"绚云""烂光"等笔名在《群众》《解放》《新华日报》等党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8月,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重庆不幸病逝。
黄文杰逝世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全体同志为之致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自送葬。《群众》杂志出版了纪念专刊,《新华日报》登载了叶剑英《悼黄文杰同志的死》一文,文章称赞黄文杰"是我们党的骆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83年批准黄文杰为革命烈士。1984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人民政府按党中央指示,将黄文杰的骨灰移葬红岩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