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
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