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超豪院士逝世:向苏步青“交账”太空闪烁“谷超豪星”
谷超豪的学生、现任复旦数学系教授的刘宪高至今记得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陪谷超豪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两人在便利店里买矿泉水的时候,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谷超豪忽然对他说:“你知道怎么用数学来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冰的融化过程吗?”这时,刘宪高才明白,原来老师的脑子里一直都装着数学。
而谷超豪这样的习惯,既是出于对数学的热爱,也是因为现实的“逼迫”——“我经历了大时代的变革,青少年时就参加革命,又有志做数学家,这两个目标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有些矛盾。人生是短暂的,所以我总是尽量多学习,多做些事情。”
在“既要做革命家也要做科学家”的想法驱动下,同时也在哥哥的影响下,谷超豪在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加入学校的进步组织,写文章、贴标语,为抗日宣传做后勤工作。1940年,年仅14岁的谷超豪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他还和同志们一起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
一边要闹革命,一边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数学,因此,谷超豪只有在挤牙膏般的时间里抓紧学习。进入到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后,他师从苏步青和陈建功两位大数学家,但同时又是学生会的负责人。虽然学生运动非常繁忙,但他每天都强迫自己必须抽出时间来攻读学术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革命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谷超豪面临转做行政工作的可能。但他明确意识到,自己更适合做数学研究。最终,他选择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科研中。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谷超豪随苏步青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文革结束后,谷超豪曾先后担任了一系列的行政职务。当接到调任中科大校长一职的任命时,谷超豪的第一反应是要继续做研究,但在老师苏步青和老朋友杨振宁的劝说下,还是走马上任。后来,他对中科大的科研与教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任期内,他顶着外界压力坚持建设的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到今天,已成为该校的品牌。
由于行政事务繁忙,他只能抓紧一切时间思索数学问题。因为他所从事的研究不像陈景润的数论那样,需要大量的计算,因此,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在脑子里想,只是偶尔要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因此,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宾馆里,在开会的间隙,这些时间都被他用来思考数学问题。
向苏步青先生“交账”
2007年3月,上海华东医院某病房,准确地说,这里已不是病房而更像个小型教室——一块白板竖立在屋子里,学生及数学系的其他老师环坐一圈。由于骨折,谷超豪坐在病榻上,认真地听着两名关门弟子的博士生答辩报告。他不时的提出问题,与学生交流,偶尔还拿起水笔在白板上写写算算。答辩进行了整整一下午,护士不得不走进来打断他们,催促谷老要好好休息。
谷超豪曾说,研究数学与带好学生是最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两件事。在谷超豪扬名学界之后,他的老师、一代大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讲:“我的学生超过我了。”但他又说:“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似的学生来。”
对此,谷超豪深感责任重大,“我觉得在很多地方都不如苏先生,特别是这句话,是在将我的军,要我好好培养学生。”现在,谷超豪自觉“可以向苏先生交账了”——在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中有三人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