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和他那顶奇怪的帽子:为了自由抑或其他(5)

顾城和他那顶奇怪的帽子:为了自由抑或其他(5)_推荐阅读_光明网

帽子,1970年,恶搞版,戴帽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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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论帽子的矛盾而有趣的态度,大概不外乎两个心态:

一是好玩。既然喜欢,就满足自己的喜欢,让自己开心;也希望别人开心,满足他探询的意愿,让探询者也觉得好玩:“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所以得给她们个理由呵,要不然人家该心情不好了。人都是,一个事儿都得有个解释。我们要给生活增添光彩。”

二是洞察。即,顾城在思考和交流的过程里,洞察了事物-表达-谈论的本质,使其对语言有一种哲学似地感悟。看看他另一段因为帽子引起的感慨:

刚才一个小女孩儿很高兴地点着我的帽子,我想她是问我我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儿;我就用中文跟她讲,又用很坏的英文跟她讲;她当然是一点儿也没听懂;最后她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很开心,就结束了。

我觉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当语言无可奈何的时候呢,我们倒好像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就开始制造道理,道理呢,就把我们带跑了,于是反让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

比如要是我懂那个小女孩的语言,她也懂我的,那我也许就会说出许多关于这个帽子的道理来,讲它的来历,我为什么戴它,我和这个帽子的关系等等;而越说呢,可能就离这个帽子越远。因为所有这些说法,我知道都是遇到提问之后产生的;我原本就戴着这个帽子,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开会就要产生道理,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是开会的产物,它同真知的距离不会比一个小女孩儿的微笑接近,而且甚至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这个微笑;认清了这点之后,我就可以往下说了。

他很明白,道理很可能是问出来,是开会开出来的。在他看来,所有道理之下,别无道理,别无意义。语言是一种沟通工具,也是制造道理的工具,是制造沟通障碍的武器。许多时候,放下这个工具,放下这些道理,即是解除障碍、达到真正的沟通。

不过,为了保持、收藏小女孩儿的微笑,不让这个微笑消失,这些无用的沟通、无法搬开的障碍,却必须存在。这其实是诗,正是一种诗性的心态,哲学的心态。

一百六十年以前,当西洋人进入中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他们的高鼻子、蓝眼睛、金发产生了强烈好奇心,洋人遭遇过、甚至仍然在遭遇许多围观;一百一十年前,当中国人走进西方世界,西洋人也曾对我们祖先的辫子、小脚、长衫子兴趣浓厚,我们的祖宗们因此受到许多蔑视和戏弄。

如果说,帽子即个性。一开始,顾城制作这顶与众不同的帽子,可视为一种个人趣味的自我肯定,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展示;然而,他走进人与人交流的空间,感受帽子招致的玩笑、批评甚至攻击,他体验着个性的阻碍。戴与不戴、有选择的戴、无所顾忌的戴,帽子成为标签,以近乎对抗的姿势,表明自主选择和自由存在的状态。

面对从中国到西方,从黄种人到白种人、黑种人,从传统文化到西方文明对一顶帽子的质疑,他终于以玩笑的口吻,一种体谅和认同的形式,回应而非回避非议。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审美态度,一种超脱得失的自在表达。

顾城的帽子,即如他的诗歌,“这顶帽子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真理是简单的——朗诵之后答听众问》,1992年5月13日纽约。见“演讲答问卷”《看见睡莲之后》第二辑)

1993年10月7日顾城自挂树上的前一天,在他《写给儿子》的第十一节,顾城写道:

Sam,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笑你爸爸的帽子、样子,也有人恨我,因为我恨他们。Sam,只有你应该这样做,可你不笑我,也不恨我,小时候你只是说:调皮的爸爸。

明了顾城的帽子的各样道理,再看到这样一种惶恐和忏悔,难免有一种悲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