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小燕 杨小燕:我和邓小平打桥牌

杨小燕曾5次荣获桥牌世界冠军,享有“世界桥牌女皇”美誉,从1985年开始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资深顾问。1987年,她被世界桥联评选为年度“世界桥牌名人”;1999年被世界桥联授予布莱克伍德奖,进入北美桥联名人堂。

我1930年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祖父是湖南新化人,是个大地主,也是个秀才,还会中医,经常有人来找他配药。

我父亲叫杨开道,曾有人考证,说他与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是远房堂兄妹。父亲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他去哪里都带着书,连车里都装满了书,一有时间就看,这也使我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北平岌岌可危。为避战火,我们举家逃往重庆。当时重庆几乎天天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我们经常往防空洞里跑。当时有人苦中作乐,在防空洞里打桥牌,我在一旁偷看,虽然看不懂,但也算是我跟桥牌最早的接触了。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上海医学院护士专业,两年半就拿到了大专毕业证,当时还不到19岁,父母都鼓励我到美国留学。

带着2000美元,我来到了遥远而陌生的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学习医学护理专业。读书期间,在父母的安排下,我与第一任丈夫沈昌瑞结婚了。

沈昌瑞喜欢打桥牌,他哥哥沈昌焕曾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兼翻译,后来又当上了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外交部长”。由于这层关系,经常有一些达官显贵到我家里来打桥牌,我站在旁边看。沈昌瑞就嘲笑我说:“女人天生不是打桥牌的料,脑子不够理性。”

听了这话,我感到很不服气,就跟他打赌:我要在半年内学会打桥牌,同时赢得一个奖项,否则就输给他500美元。结果是我赢了,我不但在半年内学会了打桥牌,而且还在纽约中国桥牌俱乐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虽然我打赢了这个赌,但沈昌瑞并没有把我带上打桥牌的路。1967年,在结婚近20年之后,我和沈昌瑞分手了。

在我学习桥牌的半年时间里,我认识了美籍华人魏重庆先生,也就是我的第二任丈夫。魏重庆是浙江宁波人,国民党“司法院院长”谢冠生的外甥。

魏重庆193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后来到美国深造。二战结束后,魏重庆担任美国联合油轮公司副总裁。1962年魏重庆创办复康轮船公司,任董事长兼总裁,成为美国有名的“船业大王”。该公司船队曾多次来中国。魏重庆非常喜欢打桥牌,并且发明了著名的精确叫牌法。他也鼓励我打桥牌。

一次我过生日,他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说想好好学桥牌,他说:“我要请来一个世界冠军为师,把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他很快就请到了意大利桥牌大师葛罗素做我的第一个桥牌老师。

1969年世界桥牌锦标赛上,我和魏重庆担任中华台北队的领队,在半决赛上击败美国队,夺得银牌,精确叫牌体系从此一鸣惊人。1971年,我拿到第一个桥牌世界冠军,第二年我便辞去了担任17年之久的纽约肯尼迪机场医院院长的职务,全力以赴投入到桥牌事业当中。

1987年魏重庆因患糖尿病不幸去世,享年71岁。我们俩既是桥牌事业的搭档,又是生活中的爱侣。我在极度的悲伤和孤独中度过了艰难的4年。

后来,我认识了桑德,他是犹太人,曾做过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工,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桑德担任过全世界保守犹太教委员会主席,以色列总理亲自为他授予以色列和平勋章。1992年,我们在西雅图结婚。

在我的桥牌生涯中,没想到有幸与中国领导人对局,并与他们成为朋友。

中国领导人打牌时作风大胆,敢在牌弱时叫高牌,在输牌时不气馁,坚持把最后一张牌打完。我跟邓小平先生一共打过4次牌。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而且他牌品极好,和他打牌,你一点也不会觉得他是个有权力的人,只觉得他像父亲一样。

我第一次与邓先生打牌是在1981年,那时我应邀到上海参加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后来到北京时,我斗胆提出了与邓先生打牌的请求,但想到邓先生公务繁忙,就觉得希望渺茫。殊不知邓先生欣然同意,当晚就和我对局。

此次桥牌战,原来安排我与另外一位领导配对。牌局将开,我忽然改变了主意,对邓先生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更不容易,能不能让我与您结对?”邓先生笑答:“好嘛,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技。”

我真是想不到邓先生这样随和,喜不自禁,立即换了座位,又问邓先生使用何种叫牌法。邓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精确叫牌法啦。”我内心不禁一振,如果我丈夫魏重庆知道邓先生正在使用他发明的叫牌体系,不知道该有多自豪!

休息时,我请邓先生签名。他在我的本子上用圆珠笔签了“邓小平”三个字,十分漂亮。直到现在,我依然珍藏着这个签名。

1983年,我再次访问北京,受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之托,将该协会颁发给邓先生的国际桥牌风云人物奖转交给邓先生,有机会与他再次对局。

牌间休息时,邓先生问我:“你认为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桥牌的普及程度才能赶得上美国?”我说:“有您的支持,我认为会很快。”邓先生又问:“你能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发展和普及桥牌运动吗?”我说:“当然!”邓先生继续问道:“我们国家队需要多少年才能在国际比赛中赢得奖牌?”我说:“中国队员必须掌握英语,还需要多看桥牌书,尽可能多地参加国际比赛。

如果您允许,我会帮助训练中国女队。但我想她们至少需要10年才能拿到奖牌。”后来我了解到,正是邓先生指定我做中国女队的教练和中国桥牌协会的顾问。

我跟中国领导人的频繁接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前总统里根在访华前夕,专门邀请我到白宫给他“补课”。(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