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延安大学 著名教育家延安大学老校长江隆基同志纪念文章(图文)

人民怀念秦巴骄子——江隆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刘粤基

秦巴代有才人出,近一个世纪来,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秦巴地区的西乡县,由时事造就了多位为革命献身的先驱者,其中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隆基的卓越成就,丰碑载道,四十万家乡人民为之自豪,也永远萦回在家乡父老的赤子之心中。

1905年12月24日,江隆基出生在西乡县柳树乡白杨沟村的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幼年时,他与长他两岁的胞兄江伯玉同塾同学。当时,正处于清王朝与民国交替的历史变迁时代,隆基所学既有“四书”、“五经”,也接受了高等小学堂的新学课程:国文、算术、自然、音乐等科目。

这使他既具有传统的国学的深厚基础,更对他以后思想的开化与吸收新鲜事物的敏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1920年,江氏兄弟一同考入西安成德中学(后更名为西安二中),受到共产党人(教务主任)杨明轩的思想影响,开始阅读诸如《新青年》、《梁任公演讲集》、《独秀文存》、《社会科学成就》等大量进步书刊。

1923年参加进步学生组织“共建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熏陶下,青年时代的隆基已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探求中国政治前途的自觉先进思想者。

他在二中组织了“青年励进会”,主办《二中旬刊》。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题为《三国局面的再现》,将当时曹琨、刘存厚等三方军阀的混战比喻为三国时期孙、曹、刘的割据战争,辛辣的讽刺初步显示出隆基在政治论战方面的才能。

1924年夏,隆基由西安二中毕业,次年暑假考入北京大学,但因学费难筹,暂时辍学回乡。他很快察觉有一些鱼肉乡里的豪劣官绅,骑在人民头上横行无忌。隆基哪里能容忍家乡存在这种以势凌人的现象,凭着他多年校运动斗争的经验,立即串连本乡热血青年刘泽民等十余人,组织了“丰东青年促进会”。

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制服了作恶多端的团总余子明,迫使他交出敲诈勒索的民财数千银元,用作全乡在外留学生的学费资助,大大伸张了正义。这件事被收入《西乡革命斗争史》及县志、党史之中,至今仍为人民所传颂。

1926年秋,隆基在北大复学,次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恰在这时,利用一份每月60元日币的助学金,他与大哥伯玉合用这笔钱留学日本,考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期间,兄弟二人合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新经济学大纲》等多部著作(1930年曾出版于上海)。由于参加党在东京地下组织的活动,1929年9月,隆基在参加银座大示威时被日本警方拘捕,随即送回国。

1931年,隆基又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经济系,与同学王炳南等组织了“旅欧华侨反帝大同盟”以及“东亚革命分子联合会”。隆基任书记,同时还出版了德文《东亚革命》一书。

1936年11月,隆基学成归国,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此后,他先后任陕西省第二中学校长、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教授、陕北公学副教育长、华北联大教务长、延安大学校长和陕甘宁地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等职,直至解放。

1949年5月后,隆基又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等重要职务。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巅峰时期。这些经历在江隆基其他传记中记述甚详。

据县志资料记载:解放后,江隆基曾于1950年12月在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期间回乡探亲(县志人物传记为1951年2月18日),在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大会上讲话。他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教育与旧教育的本质区别,指明全国教育的发展方向,特别提出“思想改造”的问题。讲话亲切,体现了党对家乡知识分子的关怀和期望。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西乡造反派对立双方曾就江隆基功过开展热烈辩论,一派引用康生叫嚷的“江隆基不是自己人”,充斥了谎言和污蔑,抄袭的大字报满墙皆是。另一派被诬为保皇派的则肯定江隆基的历史功绩,针逢相对。同年6月25日后,江隆基遇害的消息传到西乡,群众激愤,一时之间,传抄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绝大多数的干部群众难以相信江隆基“畏罪自杀”的谎言,真相终是谜团。

1976年10月,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后,江隆基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1978年4月10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主持召开了江隆基追悼大会,省委书记李登瀛致悼词,悼词指出:“江隆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郑重地宣布:“原省委强加给江隆基同志的罪名和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处分决定,应予撤销,给予彻底平反昭雪。”

1986年教师节期间,兰州大学隆重召开了学习江隆基教育思想讨论会,在校园内塑造江隆基半身雕像,设立江隆基教育奖金,编辑《江隆基纪念文集》。

在西乡父老的心目中充盈着对秦巴一代伟人的怀念之情。笔者近期有一首缅怀江隆基的律诗,附录于下,权作结语。

浩然国格秦巴气,华诞百年冥寿期。

北大、兰州丰壁绚,凤云叱咤志雄奇。

左潮汹涌冤沉底,大厦遽摧旷代谜。

塑像巍巍千载靓,巴山汉水春阳熙。

忆 隆 基

——回忆我们共同生活的几个片断

宋 超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组织保送我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当时隆基是教务长,经常给学员讲形势,作报告,他语言中肯,条理清楚,没有华丽词藻,但观点明确,说理透彻,容易使人抓住要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他是个很好的教师。

两年后,我结束了学习生活,分配到冀中军区抗属中学工作,后因战争形势变化,抗中合并到抗大二分校附中,正巧隆基也调到抗大二分校附中担任校长。这样,我们由原来师生转为同志关系,在直接接触过程中,我进一步地感到,他平易近人,有很强的指挥能力。

当时正值晋察冀边区抗日战斗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敌人不断封锁扫荡,紧缩包围圈,缺粮断草,吃的烧的都成了问题,而他却镇静自若,指挥有方,经常动员师生到几十里外去背粮,到深山去割草。

为了保存和提高干部,1943年2月,中央决定抗大二分校部分学员和附中全体从敌后转移到陕甘宁边区进行正规化学习。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由隆基、熊伯涛带队,开始从敌后向延安转移。为了保证行军安全,他很重视随时掌握情况,每到宿营地,都要求各队干部到总部汇报各队行军情绪、健康状况及思想情况。

我当时在教导处工作,负责了解五队的情况,每当开会时,隆基都非常注意吸取大家的汇报,和各队干部一起分析情况,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了解到刚从北平出来参加抗日工作的十几个大学生不习惯连续急行军的艰苦生活,隆基对直属队说,他们是加强附中文化学习的宝贵力量,要多加照顾,专门给他们一匹马,为他们驮行李和口粮,还派了一位在白区坐过牢又有行军经验的田大姐做他们的班长,使他们胜利到达了目的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攀登黄草梁的情景,山上终年积雪深达一米余,冰粒随风迎面打来,脸如刀削,不一会儿,头发、胡须、眉毛都结满冰霜,变成白色。

到夜晚,裤筒、棉袄冻成硬壳壳,上山前准备的莜麦饼也冻成冰块,咬也咬不动。从上山到下山整整耗费了两天一夜,艰苦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隆基的高大身影始终步行在队伍前面,鼓舞大家前进。上级给他一匹马,他始终让给病员和体弱者骑,给他们驮行李。

由于山势陡峭,雪深路滑,山上人迹罕到,迷途掉队便会冻死在深山。上山前反复动员要各队保证不让一个人掉队,特别要派专人照看病号,搀扶过山,坚持叫他们自己走,以免冻僵。经过二个月的艰苦行军,行程三千里,通过了封锁线,冲过敌占据点,最后胜利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不断接触中,我们彼此有了更多了解。到延安休息半个月,转合水整训。这期间,隆基也因完成了护送任务,常和我们一起打扑克。有一次他藉机找我谈工作,问我对未来工作的意见,将来的去向,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做朋友?两年多的相识,长途行军中相互了解,建立了革命友情,我们终于成为伴侣。

记得他在一篇日记中写着:“我发现了一颗明星,她高踞皎洁夜空,她的光芒那样圣洁但又那样高不可擎,我追随她走了几千程,从晋察冀到陕甘宁。在陇东的高原上,我发现她在向我移动。

……”在另一篇日记里还写着:“她胸怀开阔,从不向错误的东西妥协;她意志坚强,为革命理想毅然和封建家庭决裂……”。从合水回到延安,我们向组织写了报告,用隆基每月有限的几个津贴费买了一包瓜子、两包香烟,在他们学习的窑洞里,中央党校二部二支的同志们为我们举行了结婚礼,山坡上一间刚泥好准备烧水用的小草屋成了新房,用两块门板搭在灶台上做床,一条旧被单挂在窗户上挡风。

物质条件虽然简陋,但我们思想感情基础是深厚的。

结婚后他又写道:“爱情如花朵,要不断的灌溉,不断浚淘。只有不断灌溉才能开出鲜艳的花朵,只有不断浚淘才能互助互谅,使爱情的花朵永不凋谢。”这始终是我们共同遵守的信条,直到他离开人世。

革命同心 互助互谅

在我们结婚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隆基并坐在延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对着山头的巍峨塔影,吸着延河滚滚水声,促膝谈心,共披肝胆。这天他详细向我谈了他的家庭状况,谈到他参加革命初期的活动。还详细告诉我,他两次出国及兄弟间的情况。

谈话还涉及到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他说,整风审干是为了从思想上统一认识,从组织上纯洁党的队伍,这是迎接胜利的需要,是必要的。我两次出国和我大哥的情况,证明人都在,组织上完全能够了解清楚。

做为一个共产党员有责任帮助组织了解自己全部历史和表现,这是党员党性强弱的表现。一个共产党员,对组织不应有什么保留,也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对组织讲的。尽管在抢救运动的影响下,有些同志对他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意见,但他始终正确对待党的整风审干。

结束这次谈话时,他扶着我的肩膀,望着我,郑重地说:“你我既为夫妇,应当毫无保留地让你知道我的一切,以便互相帮助,共同前进!”这次谈心不仅让我对他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加深了我们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使我这个入党后没有经受过党内斗争严格锻炼的新党员,政治上思想上逐步成熟起来,使我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后来党内所发生的思想斗争,经受住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

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矛盾,我们也有过一些小的争吵。

记得我生下第一孩子以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物质条件又极差,没有代乳粉这类,靠组织上发给隆基的半磅保健牛奶根本填不饱孩子的肚子,作为母亲看看饿得大声哭叫的孩子,心如油煎。而隆基却不肯向组织提个人要求,我不由得向他发了几句牢骚。

隆基当时批评我:“生活是艰苦一点,可别人的孩子不也一样吗?你看隔壁窑洞里某秘书的爱人带着三个孩子不是照料得挺好吗?你应当向她学习。”某秘书的妻子是从农村来的妇女,听他这么说,我有点发火,气头上冲口说:“她是家庭妇女,你别拿我和她比!

我……”隆基望着我,严肃地说:“她是从农村出来的劳动妇女,但她每天纺纱、做鞋,支援边区建设,为革命抚养下一代……,你难道不应当向她学习吗?不要有优越感,要看到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看到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距”!

当时,我在口头上不愿服输认错,但隆基的话刺到我的痛处,思想上触动很大。后来,我拣回一个小破铁筒,制成一个小炉子,在炉灰渣里拣些烧剩的煤核,给孩子煮米汤,用纱布滤掉渣做代乳品,终于度过艰难的一段。

这件事情不大,我却总是记忆在心。后来我做了中学校长,生活上能严格要求自己,遇事先想到群众,是和隆基给我的帮助,从不迁就我的弱点分不开的。

还有一件事使我牢记不忘。那是在1949年我军解放了西安,从延安进入城市以后,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一个干部工作作风主观生硬。一天在家里,我随便谈起说:“这个干部怎么这样啊!群众有反映,你怎么不管管!”隆基听了对我说:“你如果确实看到他的缺点就应该当面对他进行帮助或在小组会上提出。

不能听了一些人没有详细调查的反映就直接对我讲人家这样那样,对干部没有益处,对我和干部关系上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这又是一次规劝,“在我们党内,干部关系、工作关系只能按照党的规定以组织原则去处理,而不能渗透个人情感,作为领导干部的家属更不能不经调查证实就进行评论。

”自此以后,我再不向他过问我工作范围以外的事,不打听我不应当知道的事情了。后来我提出要调出教育部到别的部门工作,也得到隆基的支持。尽管距离远,给家庭生活、照顾子女事带来一些困难,但对我工作的提高及思想的成熟却是帮助很大的。

隆基在思想上、工作上要求我很严格,却又对我体贴备至。远在战争期间,他因参加士改,经常下乡调查研究,一走就是几个月,但只要有便人他总不忘给我带信,关心我和孩子的健康和学习。记得在胡宗南已进入延安,我随边区政府后方机关转移到保安一带,当走到离他土改据点较近的某村时,他还利用战争间隙赶到那儿看我和孩子。

告诉我们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是中央消灭胡匪总计划的一部分。说不要多久就会听到胜利的消息。他还悄悄告诉我:“党中央毛主席就在保安一带,距敌人不到十里的地方与胡匪周旋。

”临走,他使劲亲着孩子的脸说:“蛮蛮,赶走了敌人再见。”虽然仅仅几个小时的会面,却使我更坚定了胜利的信心,消除了因战争爆发、消息隔绝而相互担心、忧虑的悬念。

全国解放以后,隆基工作极繁忙,常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身体又不好,但为了使我安心工作,他从1953年起直到1966年去世前,一直担负着照看四个孩子的任务,从照顾起居、看护疾病到辅导功课。

孩子们从他爸爸那儿感受到父爱的温暖,耳闻目睹了他爸爸的崇高品德,为他们奠定了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有益于社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的思想基础。每逢周末全家团聚在一起,隆基总要抽暇和孩子们一起出去玩玩,总忘不了询问我的工作情况,遇到些什么问题?并就大学和中学中共同的问题交换意见,或就当前有关国际、国内的形势谈谈各自的看法。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就是这样既和睦相亲又协力共勉。

坚持原则 克己奉公

隆基公私分明,处处替国家着想。他任第一、三届人大代表,对人代会每月寄给他的视察补助津贴,总是如数退回。他说:“做为人大代表没有给人民作多少贡献,不应再接受国家的津贴!”调到兰州大学工作后,由于学校财会上的疏忽,只按照他工资表上的级别(国家行政六级)发工资,没有扣除从1959年后减发党员领导干部工资的数额,直到1961年以后才发现了这个差误。

当时主管财务和组织工作的同志提出:“是否从发现差误的当月扣起,过去多发的就算了。

”他们的理由是隆基到兰州后每月都交五、六十元党费,并说这样做法过去也有过。隆基听了,当即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党员自愿为党多交党费,是自觉对组织支援,而组织减发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是要他们生活上不脱离群众。这是不同性质的两件事,怎么能互相抵消呢!”并立即叫我把历年积存的两千元取出来,全部退回了多发的工资。

平日他一贯艰苦朴素,临夏社教以后,看到当时农民生活仍然很苦,回来后便对我说:“看来城乡生活差别很大,农民连打油买盐的钱都感到很难,我们不能和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悬殊太大,那会脱离群众的,应自觉降低生活水平。

”他平时近处开会或因私事出门从不要公车,总是步行或带孩子们搭公共汽车。三年困难时期,他身体本来很差(过去害过很重的肺病),但为改善食堂伙食,毅然下到大食堂和学生同桌共餐。农大几个老战友知道他需要加强营养,送了几斤牛油。

他首先想到幼儿园的孩子们,把它全部送到了幼儿园。回到家里,常常把自己的那份细粮省给小的孩子吃。而自己却因营养不好晕倒在劳动中。隆基对女子要求也很严格,总是教育他们警惕政治上的优越感和生活上的特殊化。

大儿子在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在他的鼓励下去新疆克拉玛依工作。大女儿高中毕业被录取到江西抚州地质专科学校,因不愿搞地质闹情绪,他写信教育她服从国家分配,树立专业思想。侄儿要求从陕西原籍转兰大报考大学,他不同意,鼓励他安心参加农村生产,在平凡岗位上为人民作贡献。

身边的几个女儿,他也总是教育她们要艰苦朴素,不能依赖父母,贪图安逸舒适的生活。在他的教育下,十八岁的亦曼考入大学后,学雷锋助人为乐从不讲穿戴,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

十二岁的小召升学时坚决报考离家较远的中学而不报兰大附中。她们上学校、出远门,从不顺便搭爸爸的车。学校的老师、班主任总是说她们生活俭朴,学习刻苦。隆基在思想上,政治上严格要求孩子,但他对孩子是很疼爱的。

他过问她们的学习,照料她们的生活,连纽扣、鞋带掉了都亲手给她们缝缀。两个大孩子回家探亲,他也总要抽出一定时间和他们谈心,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勉励他们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坚决不主张为子女存钱,认为那不利于他们的成长,除生活费用,节余的钱就用作公益。1964年,他一次拿出两千元,以两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他知道兰大互助金不够周转就拿出三百元支援。他是孩子们的严父,也是孩子们最慈爱的爸爸,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都凝聚着隆基的心血。

坚持真理 刚正不阿

隆基干工作总是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党的政策为尺度,绝不看风使舵,他认为愈是在运动风头上,领导者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记得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教育部没有摸出“大老虎”,因而受到批评。

一些同志说他对“三反”、“五反”工作不力,怀疑他包庇会计。他根本不考虑个人得失说:“这个干部一贯表现是信得过的,不能无根据的怀疑,那样会挫伤甚至毁坏一个干部的。”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干部并没有贪污盗窃行为。

又如反右派斗争时,北大教师中没有“冒出”几个右派,为此遭到某些领导人指责,说他思想右倾,斗争右派不力,政治上退却。他申辩说,共产党人应当实事求是,有几个划几个,不能为向上级邀功就多划右派,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紧接着,北大派来了新的党委书记,隆基实际已处于靠边站的地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北大六十周年校庆,陈伯达提出要把北大办成共产主义大学时,他仍对这一级“左”口号予以驳斥:“目前没有共产主经济基础,怎么能办成共产主义大学?”事后他又给陈伯达打电话说,“这是不了解教育发展规律,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制度混为一谈。

”这自然要遭到那些“党的理论家”们的憎恨,1958年下半年,他终于被撤消了北大的工作,调离前又对他进行了两个多月批判,最后形成了一个结论性的意见书。

当时我曾劝他是否找上级领导作些必要的说明,他说:“目前,找领导解释没有必要,有些问题一时说不清楚,领导也未必听得进。问题的是非让实践和历史来证明吧!”

到兰州大学后,他没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更加勤奋工作。经过三年的辛勤劳动,在兰大干部、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兰大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只是到了这时,他抚今追昔,认真考虑几年来高教工作中的是非曲直,就北大工作中发生的分岐与争论,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给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当时的北大党委写了一份申辩书,再次重申他的看法。

他在申辩书中写道:“我对这个意见书中所指责的我的错误一直是不同意的,也作了耐心的解释和反复的申辩,但当时同志们对我的话是听不进去的。

……现在事情已经过了三年半,实践已经替当时的是非之争做了结论。冷静的回忆这一时期的工作经历,把当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的某些是非问题澄清一下,对我们总结过去的一段工作不会是没有益处的。

”当时他把这封信给我看了,并说:“你为我在北大一段工作担了不少心,应该让你了解争论问题的实质和事情真相”。但可惜的是申辩书发出后,竟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对一个老党员的申辩如此轻率,令人寒心。

是非真伪自有公断。1965年隆基到北京,在一次宴会上,陈老总不无歉意地说:“你就是江隆基同志噢!你看,我们把你调走了,北大的工作还是没搞好。”陈毅同志的话,使隆基同志得到莫大的慰藉。回到兰州,和我谈起这件事,极为感慨地说:“有了陈老总这句话,就是把自己这后半生全部献给西北的教育事业也甘心了!

”二十多年后回顾历史,北大的同志们感慨地说:“从北大过去的工作看,恰恰在隆基主持工作时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这段工作所以搞得好,除隆基本身具备的条件外,更重要的还是他能认真贯彻党中央对高等院校的有关方针、政策。”这是符合实际的评价。

隆基立场坚定,敢于抵制错误的东西,从不向恶势力屈从。记得“文化革命”开始批“三家村”时,我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感到莫衷一是。一天傍像,我禁不住忧心地问隆基:“刚评海瑞罢官,又批三家村,这是为什么?党内要发生什么事啊!

”他位住我的手,轻声说:“看来是老人家重蹈斯大林晚年的覆辙,听不得不同的意见。”我心中一沉,紧握住他的手担心地问:“这样下去将有什么结局啊!”他严肃而深沉地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这个工作不能干了,干别的工作去;城里不能呆了到农村去,哪里不是干革命!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谈心里话。当时我万万没有的料到,“四人帮”和康生之流的黑手早已伸向了隆基,他们认定“江隆基不是自己人”,“他在北大的工作完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

一场更加残酷的迫害落在隆基头上,……罚跪、毒打,头上戴着铁笼子强迫他在操场跑,鞋子掉了,手表掉了,浑身青肿,一切非人的摧残与侮辱都不能使他低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喊:“交待,你是不是三反分子?”他朗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交待你怎样炮制了反党修正主义路线?”他说:“我执行高教六十条,是毛主席同意,中央批准的!”有几个人拿着“反党老手阴险毒辣,本性不改妄想变天”的对联逼他念时,他坚决不念,并斩钉截铁地说:“这不符合事实!

”,面对体罚、武斗,他义正辞严地斥责说:“谁允许你们这样做的,我屋里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你们去看看!”当他听孙女说我也被做为三反分子揪斗时,他气愤地说:“岂有此理!

”立即打电话给我,但我已被隔离不能通话了。后来他让十四岁的女儿带给我三句话:“一是要经得起运动的考验;二是要实事求是,是自己的错误就检查,不是自己的错误不要包揽,要顶得住;三要想开,保重身体。

”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诀别前他留给我的遗言!从此我失去了亲人和战友,孩子们失去好爸爸,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隆基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但他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崇高的品德,优良的工作作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党的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永远是我和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从事革命教育三十年

江伯玉

隆基回西安后,除以杨虎城将军“西安绥靖公署”政治处上校秘书身份积极参加震撼世界的“西安事变”外,从1937年2月任西安二中校长起,直到1966年6月25日在兰州大学校长任中,被“四人帮”残害致死止的三十年时间,始终从事革命教育工作,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隆基担任西安第二中学校长时期,他和西安教育界的顽固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树立了抗日救亡教育的旗帜,他聘请了大批进步人士到学校担任教师,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如教务主任周彬如,训育主任艾稚青、田静忱,教员田克恭、余达夫、梅君、雷五斋等。

其次是制订“抗战时期教育工作计划”,他指出:抗战时期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动员全国的智力,使其与人力、财力、物力配合起来,以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编制上都应有新的要求。

为了开阔教学眼界,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他在短短的一年任期里邀请了不少抗日将领,大学教授和知名人士到学校里讲话,如陕甘宁边区主席林祖涵,抗日将领许权中,大学教授艾思奇、郑伯奇、张德馨,知名人士杨明轩、姚一征,德国友人王安娜,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等。

还邀请上海救亡演剧队和由丁玲、聂甘弩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校举行座谈会。他提出“七事与同人共勉”,其中第二事是,要教职员在生活工作上“养成严肃的态度和刻苦的精神”;第六事是,学生课外活动教职员须尽量参加,每个教职员,都负领导学生的义务,脱离了学生即是脱离了教育。隆基的一生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对待教育事业的。

1938年春他去山西临汾任民族革命大学教授。同年三月,他因临汾沦陷,转回西安,随即到了延安。到延安后,任陕北公学教务长,在教育战线上努力为党工作。

1939年6、7月间,延安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向晋察冀边区行军,他任联大教务长,善于利用战争时间隙进行教学。年末,敌人进行“扫荡”,联大移到河北平山,山西盂县和五台之间,行军一停下来他就组织学生上课,他亲自给学生讲世界近代史。他很注意政治理论的教育,亲自抓政治理论教研室的工作。

1942年底,他被调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整风后,先后担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和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

1946年祖国的大地又被蒋介石推向内战的火海,隆基认为边区的教育工作应该适应战争形势及时转入战时体制,他起草了边区战时教育方案,明确指出“目前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军事、政治、经济、群运等工作,争取人民战争的胜利”。“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1948年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新任务,隆基写了《边区教育回顾与前瞻》的文章,总结了边区教育的经验,提出了学校教育要向“新型正规化前进”。要“使广大群众从旧社会的封建愚昧的状态中完全解放出来,达到文化上的彻底翻身”。要对旧教育继续不断地坚决而有步骤地去进行改革。

西安解放后,隆基任西安军管制委员会教育处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这时党在教育方面的主要任务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教育文化事业的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他细致地做了调查研究工作,正确地执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使西北教育事业迅速改变了面貌。使教育面向工农兵,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

1952年10月,隆基由西北教育部长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那时的北大的院系调整中又合并了清华大学(文科各系)、燕京大学等校,正面临着全面的教学改革和建立新的教学秩序的新时期,而且北大是知名学者、教授名流云集的场所,如何领导好这所学校,办好这所国内外有名的学府,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隆基到校后,深入群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建立了学校的领导核心,明确了党政职责,调动了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建立了一套办学法规。

他十分重视教师的团结,正确地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教师和干部的大多数都团结在校党委的周围,使新老教职员工都各得其所,在政治思想上不断进步,他团结了一批知名学者,如马寅初、汤用彤、周培源、翦伯赞、侯仁之、傅鹰、冯友兰等,齐心协力,加强了学校的学术空气,使教学和科学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校出现了空前团结融洽的气氛,使北京大学走上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新阶段。

1959年春,隆基由北京大学调任兰州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他一到兰大就带领两个调查小组,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弄清了学校的历史和现状。在此基础上他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提高教学质量是我校当前的中心工作》的报告,发出了“整顿学校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号召。

他重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把一些老教师和专家比作“工作母机”,在政治上关怀他们,在工作上支持他们,在生活上照顾他们。他又说: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应该和使用结合起来,最好的团结就是最好的使用,因之所有的老教师都能各得其所,各展其长。

他对中青年教师也十分关怀,鼓励他们在学术上深入钻研,在困难中奋进。他经常深入课堂,了解教学,还到学生食堂去吃饭,以便接触学生生活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关怀优秀拔尖人才的成长,资助贫苦学生的继续学习,在兰大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和声誉。

隆基毕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经过验证的理论知识,是当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委员。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开始了。兰州大学被指为西北地区“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资产阶级顽固的堡垒”,遭受浩劫最早,蒙受冲击最激烈。隆基被“四人帮”、康生一伙暗害,首先遭到揪斗。造反派给隆基头上戴上十几斤重的铁笼高帽,又套上厕所的手纸篓,脸上被抹满墨汁,脚踢拳打,游校园,甚至十几个人轮流接力架着隆基跑,鞋掉了,袜子没了,裤子撕破了,直到两腿拖地,鲜血淋漓,还不罢休。

隆基一生刚直,从来不在强暴面前低头,他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真理!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于是遭到毒打。1966年6月25日,他惨遭毒手,被害致死。终年61岁。他留下的子女,有开暄、开旸、亦曼、小昭和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