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文化霸权 肖景仁:戴维·哈维的“空间理论”与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关系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35—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1]学者,也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旗手”。在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汹涌大潮时,哈维依然能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注重于生产方式经济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引入空间问题,力图为西方经典马克思主义开拓“空间”与地理学的维度,因此创立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学说,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例如,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劳动政治性关注不同的是,哈维扩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不仅是政治性的活动,更是一个不断超越空间限制的“自我生产”的历史过程。

这正如哈维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英译本后记中,提到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仅仅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生产受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而转向了空间的自我生产。

”[2]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空间特性,这是哈维在学术上突出的贡献。

那么,哈维笔下的“空间”又是怎样的,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以及所面临的疑惑又有哪些启发价值?对于这些问题,哈维给出了有启发价值的描述。例如,他在《后现代的状况》中说道:“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和过程在其中始终在变化,因而结果必然是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品质及其意义也在变化。

在另一方面,如果知识(科学的、技术的、管理的、官僚机构的和理性的知识)的进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我们概念机器中的各种变化(包括对空间和时间的表达)就可能对日常生活的秩序产生各种物质性的后果。

”[3]这就是说,哈维的“时空观”是立足于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而不是纯粹的思维活动。实践活动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时空品质属性及其意义的变化。其次,我们日常生活以及各种物质性的后果,都影射着内在于人自身的时空概念,即人类的时空思维和意识。

这样一来,不能独立于社会和日常生活之外的人们,就必然受到所处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当代传媒技术的日益臻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处于相互激荡与冲突之中。同一文化在不同的时空,又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对哈维的“时空观”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两者内在关系的解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空间理论”提出的背景

每一种观点或理论的提出,都有着它鲜明的时代背景,哈维“空间理论”的提出也不例外。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哈维的“空间理论”,有必要从如下三个方面作个扼要的勾勒:

首先,是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在这一时期最具标志性的转变当属于“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福特主义”指的是一种以大规模生产技术为核心的资本积累体制。[4]大规模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更加廉价的汽车得以生产,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

人口在时空上移动速度的加速,扩大了人们的生活空间,打破了空间上的封闭与隔离,为美国赢得了“一个生活在汽车轮子上的民族”的称号。

同时,该主义与国家权力相结合,迎合了资本积累的需求,带来了战后的长期繁荣。但到了1960年代中期,福特主义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影响了国家政策与政府施政,例如大规模刻板的生产导致了有效需求的减缓和国内市场的饱和。

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时间和空间形式的危机。[3]p246在危机的催化下,资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转向了“后福特主义”,即灵活生产与弹性积累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社会转型,进入以“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时期。[1]

其次,是资本主义社会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艺术领域,“实证主义的、技术中心论的、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的现代主义”,即使已得到“线性进步、绝对真理、理想社会秩序的合理计划、知识与生产的标准化的确认”,但随着上个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转变,社会被赋予了“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话语的强烈不信任”[3]p14-15等特质,因而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标志。

最后,对前人成果的整合。哈维的“空间理论”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例如对于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还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哈维认为,“他们的理论都没有解释清楚‘后现代’与时空经验的联系和真正含义,而且这些新时空经验所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以及他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的关系,都是晦暗不明的。

”[5]又如,哈维探索“空间”的道路,不同于詹姆逊文化批判的路径和利奥塔思想批判的道路,受到了恩斯特·卡西尔( Ernst Cassirer)、苏珊·朗格( Susanne Langer)和亨利·列婓伏尔( Henri Lefebvre)空间理论的影响。

三者分别把空间划分为:卡西尔分为“感官空间”、“知觉空间”、“象征空间”;朗格分为“真实空间”、“虚幻空间”;列斐伏尔则分为“物质空间”、“对空间的表现”、“表现的空间”。

除此之外,哈维对空间的灵感还来自马克思对空间维度的探讨,并将之延伸,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空间理论”。

二、哈维的“空间理论”的内容

哈维的“空间理论”是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在建构时空理论时,哈维反对把客观的和固定不变的属性赋予时空,始终坚持把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时空的基本立场,认为离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就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固定不变的时间和空间。

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里说道:“空间和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然而,我们很少争论它们的意义: 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理所当然,赋予它们普通的意义或者自证的属性。”[3]p252但是,“我将坚持认为我们认识到了空间和时间可能表达的客观品质的多样性,认识到了人类实践活动在其建构中的作用。

”“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定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

”[3]p254这一立场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一书里,再次得到了强调:“恰当地使空间概念化的问题,要通过与之相关的人类实践来解决。换言之,不存在由空间性质产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答案——答案在人类实践之中。

因此,‘什么是空间’的问题,要由‘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了空间以及怎样利用对空间的不同概念化’的问题来取代。”[5]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时空问题的理解应该坚持实践的观点,而不是单纯从哲学上来解释。因而,哈维的探索,也就与走哲学文化批判道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的不同。

其次,从语境这一角度,哈维还看到了使用“空间”一词的复杂性。例如我们平常所说的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国家地缘政治空间等概念,其中“空间”一词的含义,要取决于言说的不同语境。因此,在哈维看来,“空间”的含义不仅包含了众多复杂的层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而且其含义也是流动的和辩证的。

所以,鉴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哈维把空间划分为“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三种。哈维给三种空间的定义分别如下:“绝对空间”( absolute space) ,是预先存在和固定不变的,可以用标准化的尺度测量和计算。

“相对空间”( relative space) ,强调的是空间结构与参照框架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空间结构之间的联系。“相关空间”( relational space) ,强调的是空间内在于时间过程中的内在关系,以及被内化于空间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过程所构成的“关系性”( relationality) [6]。

同时,哈维并认为这三种空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实际运用中保持着一种“辩证的张力”,旨在能与列斐伏尔划分的三种空间范畴结合起来,组成一种空间“矩阵”,以此来说明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及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资本、文学、艺术等活动的复杂关联,从而能透视它所汇聚起来的各种社会力量、政治经济关系、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

这正好构成了哈维研究时空问题的宗旨:企图从时空变化的维度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方面的演变。

在此之前,时间的意义得以充分的表达,空间则受到普遍的忽视,“空间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例如康德哲学则将空间视为人类行动得以在其中展开的空盒子。[7]这种占据主流的思想直到列斐伏尔、福柯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到了哈维这里,更是旗帜鲜明地将空间与空间性构造的生产综合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哈维在他的理论建构中,把空间关系看成是特定地理形式的社会关系,以社会实践为立足点,探究各种社会关系如何在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中交集。

同时,哈维运用不同空间框架和范畴,去解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包括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关系、文学与艺术上的表现及其特征。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全球化扩张,货币流通范围得以扩大,空间的商业网络得以重构,从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角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版图”。这样一来,不同文学艺术的界限得到了消解,变得越来越模糊。

三、与“文化霸权”的内在关系

由于资本本性的驱动,空间的障碍被消除,使得不同形态的文学艺术得以在同一空间中相互冲击、相互影响。例如,西方绘画的技巧、色彩等因素在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中越来越来得到体现,趋于外来绘画因素在中国绘画创新中的作用,而不是重视中国艺术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从这一领域略可看出: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实则也是一种“文化霸权”意识的表现。因为文化在葛兰西看来,是“内在于人类实践,不仅表达了人类的信念和信仰,而且通过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即行使‘领导权’而存在的。”[8]在这种“场”下,“文化霸权”与空间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1891-1937) 的“霸权”( hegemony)概念由早期在政治上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文化上的领导权,直接定义为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这表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获取侧重于通过一种“自动赞同”而不是靠“强制”、“武力”的方式获得。例如,他认为,文化“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可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为准则”。

[9]从葛兰西的这个描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预设的文化价值观:他企图让广大民众把他描述的“文化”作为生活的“常识”,以便得到更广泛的民众的“自动赞同”与支持,从而能自觉地信奉并加以遵守。

此外,葛兰西还从实践的层面给出了“文化”的另一层含义,即认为“无产阶级在获取领导权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教育方式,知识和道德改革方式。

”[10]文化实践性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尤为明显。例如“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体取得‘独到的’发现,而且特别意味着以批判的态度传播已经发现的真理,‘使之社会化’从而使之成为生活行为的基础,成为协调的因素,精神和道德性的因素。”[11]概而言之,“文化霸权”即是统治阶级在思想、意识、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领导权。

葛兰西通过价值观、实践两个维度交织建构起来的“霸权”空间,包含着各种复杂关系的张力结构。与同样强调“关系性”的“相关空间”有着丝缕的契合。因此,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不能是独立、“散漫”的,要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

同时,霸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运作,需要通过并借助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来覆盖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由此可说明,空间与文化霸权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且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正如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论点”那一部分所说的:“1972年前后以来,文化实践与政治一经济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剧烈变化。这种剧烈变化与我们体验空间和时间的新的主导方式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3]p1到这里,“空间理论”与“文化霸权”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就可揭示为:“空间理论”是“文化霸权”的一种延伸、体现。这种内在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文化霸权是空间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哈维所开拓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经济、政治变迁追寻文化和艺术的演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