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国牟宗三 王兴国:胡适与牟宗三的一桩公案——凭学术威望排斥异己

胡适对牟宗三治学方法的批评恰是牟宗三所不能接受的,同样,牟宗三的自我辩护也是胡适所不能认可的,再加上牟宗三致书胡适为自己的方法进行辩护,就愈发冒犯了胡适的威严。

牟宗三是北大的学生,胡适是北大的先生,二人一生一师,同为20世纪的文化巨擘。先生但开风气成名早,誉满天下,学生后来居上,自诩为“古今无两”;先生和学生分别为中国自由主义与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人物。师生早年在北大上演了一场学术与文化冲突,成为中国学术史与文化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

初出茅庐碰钉子

1927年,牟宗三考入国立北京大学读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读本科。在读预科二年级时,牟宗三由读《朱子语录》而开发了对《易经》的爱好。大学三年级时,年仅24岁的牟宗三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凭着直觉感悟力与想象力写出《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一部数十万言的大书,此书引起名重一时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重视。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正是这部书引发了血气方刚的年轻大学生牟宗三与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领袖之一、时任北大教授并且曾是牟宗三授业师胡适的一场充满历史意义的冲突。

胡适并未完整地读过这部著作,仅仅读了其中的第三章,名为“清胡煦的生成哲学之易学”部分。这一章是牟宗三应北大哲学系系刊约的稿子,稿子交出去一年没有消息,于是牟宗三便向约稿的人询问,回答说稿子交由胡院长适之先生审阅,尚存于胡先生处,你可以自己去取。

牟宗三来到了胡适的办公室。胡适对牟宗三很客气地说:“你读书很勤奋,但是你的方法有危险。我看《易经》中没有你讲的那些道理。我可以介绍一本书给你看看。你可先看欧阳修的《易童子问》。”

胡适认为这个青年学子是一可造之材,值得点拨。然而,没有料到的是,牟宗三不仅不领院长大人的情,反倒振振有词地替自己辩护起来!他对胡适说:“我讲《易经》是当作中国的一种形而上学看,尤其顺胡煦的讲法讲,那不能不是一种自然哲学。

”胡适听了这话,很幽默地说了一句:“噢,你是讲形而上学的!”牟宗三听出了胡适的言外之意:既然你是讲形而上学的,那么我们之间也就不用谈了!因为我们不是同路人。谈话到此开始陷入僵局。好在谈话仍在继续。胡适以近乎调侃的口气对牟宗三说:“你恭维我们那位贵本家(胡煦),很了不起,你可以出一本专册。”牟宗三只说了一声“谢谢”就很有礼貌地告辞了。

回到宿舍,年轻气盛而又高狂不驯的牟宗三憋闷得慌,遂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胡适,为自己研究易学的方法进行文字辩护,强调自己的易学问题不是考据问题。一时冲动之下,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意气之争。这封信简直就是向胡适的大胆挑战!

因为他发起了玄学向考据学的进攻。考据学乃是胡适一生在学问上的看家本领,而“玄学”却非胡适所长。“乳臭未干”的牟宗三竟敢对胡适所崇奉的并被冠于“科学”之名的考据学方法“说不”!牟宗三只是一介大学未毕业的学生,还没有资格与胡适辩论,胡适自然没有理会牟宗三。但是,这封信无疑宣布了他在学术上与胡适的决裂。从此以后,就算把胡先生得罪了!

“颇能想过一番,但甚迂”

其实,牟宗三早就引起了胡适的关注。1930年,胡适重返北大,讲授“中国中古思想史”课程,牟宗三正在读二年级,选修了这门课程。胡适在1931年8月2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75个选修他这门课程学生的成绩,牟宗三得分为80分,胡适特意在他的分数后加上了一条注语:“颇能想过一番,但甚迂。

”这表明胡适从一开始对牟宗三的态度就是一分为二的,具有两面性。而牟宗三在胡适眼中的特质——“能想”与“迂”在一年后与他的冲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根据专家的分析,胡适说牟宗三“迂”的根据是,他看出才读到大二的牟宗三对中国思想传统的态度与五四以来的潮流格格不入。而“颇能想”,当然是指牟宗三具有擅长颇有深度的哲学思辨的头脑。尽管胡适本意出于对牟宗三关心,想对他的易学研究加以指导,但毕竟师生二人在立场上的分歧之大有若肝胆楚越,而作为学生的牟宗三本来也不是不愿意,事实上是很渴望得到老师的指导或点拨。

以胡适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况且完全是出于对一位有望造就的青年学生进行教导,是许多莘莘学子梦寐以求并感到三生有幸的,连恭维都来不及。可是,胡适对牟宗三治学方法的批评恰是牟宗三所不愿也不能接受的,同样,牟宗三的自我辩护也是胡适所不愿听到与不能认可的,再加上牟宗三致书胡适为自己的方法进行辩护,就愈发冒犯了胡适的威严,让胡适对他好感的一面完全消失了,也让胡适对他失去了“教正”的希望。

一次过节 一生苦果

为此,这位初出茅庐、不谙世故但天才横溢、精诚专一的乡下青年,竟要付出终生不能在北大任教的代价。6年之后,牟宗三才在不得不吞食这一事件给他带来的苦果中回味过来。

诚然,胡适一生做过许多好事,在学术上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思潮,贡献巨大,尤其是他爱护青年,成人之美,帮助无数青年实现了求学与向往自由的梦想,成为许多青年景仰和崇拜的“导师”。然而,对于异己,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先生却失掉了“容忍”,而不遗余力地加以排挤牟宗三。

尽管当年的校长蔡元培极力推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能容纳有真性情、真生命的学人,使北大成为三足鼎立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文化守成主义(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的大本营,但胡适大权在握,更凭借自己是大师的崇高学术威望排斥异己,不仅是直接对一个青年大学生的打击与伤害,更是直接对神圣的大学理想与学术精神的蔑视与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