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镐濂对父亲评价 把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
1938年,郭青老师把我带到延安时,我听说妈妈就在一个月前刚刚到过延安,把弟弟留下来后离开,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也错失了跟妈妈见面的机会。
母亲后来的命运多少与瞿秋白有关。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万多人被敌人包围。当时重病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已怀孕的母亲与中央苏区政府的妇女部长周月林一起撤离,突围时,何叔衡牺牲,瞿秋白、周月林与母亲一道在福建被俘。
被俘时,母亲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审问中也没有露什么破绽。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3年多,我的弟弟就出生在监狱的牢房里。但就在母亲和周月林被保释、瞿秋白也快要获得自由时,国民党却突然知道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杀害了他。
化名为“林琪祥”的瞿秋白为什么会暴露身份?很长时间一直是个谜。最近几年,一些正式出版物上还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说我母亲出狱后找到了父亲项英,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瞿秋白的死是不是和你与周月林有关系?父亲看母亲显得很紧张,就认为是母亲出卖了瞿秋白,一怒之下,拔出手枪把母亲枪毙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从何而来,但这完全是个谣言。
为了写父亲的传记,军事科学院的王辅一找到曾任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李德和回忆1938年2至3月间,项英在南昌着手编组新四军时,母亲张亮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找到东南分局,李德和随项英由军部去分局驻地同张亮会面。
他们在一间房子里谈话,小孩由李德和带着在门外玩,大约谈了个把钟头,他们讲些什么不知道,声音时高时低,项英态度严肃,但根本没发生枪毙张亮的事。谈话后,项英到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去了一下,就返回军部驻地,此后再未与张亮见过面。
王辅一也走访过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张亮找到项英时,由于项英早已知道张亮1935年春突围时在福建被国民党军俘虏,而且俘去后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故没有把她留下,而是给她一些钱让她走了——我猜想,父亲大约是在质问母亲:瞿秋白被杀害了,你为什么能活着出来?肯定也对母亲有所怀疑。
事后证明,离开南昌后,坚强的母亲把弟弟送到了延安。徐明清是原延安市妇联主任,当年妈妈送弟弟去延安时,她还接待过我妈妈,所以“项英杀妻”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也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1955年,瞿秋白的遗骸从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抓到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与瞿秋白同时被捕、知道瞿秋白身份的周月林与母亲张亮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周月林是一位传奇人物,早年曾被派到苏联学习过,与海参崴华工工作负责人梁柏台结婚,1931年经请求获准与梁柏台回国工作,把一双儿女留在了苏联,后来也下落不明。1934年,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17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且是主席团中的唯一女性。
她曾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从资历上讲,还是邓颖超的上级。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因为周月林懂医,所以留下来护送瞿秋白。
周月林被捕后,被判刑10年,关押于龙岩监狱,1938年经人保释出狱。周月林后来辗转回到上海,解放后,担任街道普通干部。好日子没过几天,瞿秋白专案组成立后,周月林在1955年被逮捕,被送到秦城监狱改造,1965年又被判刑12年,送到山西的工厂劳改,吃尽了苦头。
周月林一直没停过申诉,直到若干年后,有人在当年国民党的一份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瞿秋白被捕才真相大白。原来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的妻子徐氏。1979年,周月林获得平反,她已蒙冤25年。平反后的周月林回到丈夫的老家浙江新昌县度过余生。1997年,91岁的周月林在新昌县去世。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周月林的晚年还算安定。新昌县对她很好,还有人专门采访她、给她写了传记。当中周月林也回忆说,张亮出狱后告诉她,自己要去江西找项英。写传记的人把书寄给了我,可惜等我看到这些材料时,还没来得及找周月林,一年后她就去世了。
妈妈的名字,也是我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7岁那年爸爸来延安看我时,我曾问过他:“妈妈在哪里?”他只是回答了一句:“妈妈不在了。”然后什么都不再说。周围的大人也很少提我妈妈的事,像都在保持着一个默契。我的婆婆涂俊明也是一个老革命,当年在上海开家具店掩护工人运动,偶尔她会对我说:“你妈妈年轻时很漂亮,比你漂亮。”
很多年,我也根本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子。“文革”时期,我去上海参观,住在我丈夫的朋友家里。有一天,朋友的一位友人来拜访,看见了我,忽然说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是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要来的。他给我翻印了一张,我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纪念。从照片上看,妈妈的确漂亮,我也只有下巴这里像妈妈。但是看到照片,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对于母爱,我没有得到过,所以也没有失去的痛苦。
关于母亲的下落,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最新说法。去年底,一个记者去访问公安部的一个老同志,他以前在延安待过,在康生手下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审查工作。据他回忆,他们抓住了一男两女,怀疑是托派,找人审查,这位老人家审查的男的被枪毙了,两个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
他听说其中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她出卖了瞿秋白。这件事情之后,他也险些被康生以某种借口除掉,但这些老干部是罗瑞卿的部下,是他托人找到罗瑞卿才保住性命的。等这个消息传到我这里、我再让他们带我去见这个老人时,老人家已经糊涂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以我在延安的经历,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我是70多岁时才听说这件事的,我能有什么感慨呢?
对于母亲,我只知道她是四川人,但究竟是四川哪里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也无从去追寻她的家族、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与父亲是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相爱的,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他们的情感,但我想,在父母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们的理想是高于一切的,在需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感情、家人乃至生命。
延安岁月
1938年到了延安后,我被送进了徐特立创办的鲁迅小学学习,1939年学校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也称延安保育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学生是革命烈士子女和中共高级干部的后代。郭青老师则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他后来当上了保育小学的校长,成为很多孩子的大家长。
刚到延安时,我只有7岁,独立生活比较困难,有一个保姆专门照顾我。那时还没有窑洞,我们在平原地区住的平房,房间里用大木板桌搭的床,一张床能睡十二三个孩子,像一个大通铺。我们这些孩子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过着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延安,我们随时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对我们每个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们采了一大捧山花,我们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老师答应了。于是我们一群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她还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我们吃。有时候想起来,还挺怀念那时候的延安气氛。
我因为记忆力好、胆子大、不怯场,经常被老师骑马带到附近参加会议或代表学校演讲,延安的报纸还称我为“小小演说家”。有一次老师带到我学校附近的真武洞集市,给赶集的老百姓讲“行动纲领”。我背得很熟练,正在哇拉哇拉地讲时,突然发现台下站成一圈的老乡中,从怀里摸着什么,然后摸出一个小东西,放在手上一掐,很清脆的一声,然后他又把它放在嘴里一咬,好像吃得很香。
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他在干什么呢?他吃的是什么?想着想着,我走了神,把自己背熟的纲领也忘了,演讲卡了壳,台下一阵轰笑。回到学校,我还被老师批评了一顿。
我后来才知道,延安地区缺水,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多人身上长了虱子。他们习惯边晒太阳边抓虱子,那个老乡就是在捉身上的虱子。当地老乡还认为,虱子吃了我的血,我就应该把虱子也吃了,所以刚才那个老乡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没有爸爸妈妈的生活,让我从小养成了自立、好强的性格。带过我的大人都喜欢我,像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任弼时的夫人。但他们对我再好,也不是自己的父母,我还是要规矩一些,这一点,我始终是很清楚的。
中组部对我们特别照顾,陈云、李富春常接我们去他们家吃饭,蔡畅妈妈待我们更像亲生儿女一样。当时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谁家都有饭吃。
我到延安时,才知道我还有个弟弟在这里。我的弟弟项学成是在监狱里出生的,是周月林为母亲接的生。弟弟和我的关系很好,平时和弟弟去的最多的就是李富春和蔡畅家。
蔡妈妈很喜欢我,教我洗衣服、织衣补洞。蔡妈妈很爱干净,摆在桌上的东西别人是不能随便挪动的。她也嘱咐我:“小朋友来玩可以,但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有一次来了个同学,只是好奇地翻了一下,我都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蔡妈妈回来问我是否有人动了她的东西。
有时吃完饭,李叔叔、蔡妈妈带着我在窑洞后面的山坡上散步,我还牵着李叔叔的小狗“路路”。路上遇见认识的叔叔阿姨看到我们,会过来逗我:“你家几口人呢?”我认真地看了一眼小狗,然后回答:“4口!”李叔叔与蔡妈妈的女儿李特特很嫉妒我,说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她长得多。
1943年,延安搞了个“整风运动”,后来康生又搞了一个“抢救运动”,弄得人人自危。我们保育小学也开始搞起了“抓特务运动”,老师不允许我们回家,留在学校搞“运动”。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要受审查,每人要交代清楚自己的经历,如果说不清楚,就会被怀疑是特务;同学之间也互相揭发。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学生到礼堂,听一些表现好的人现身说法,我们小学生坐在下面,跟着大人喊口号。
弟弟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们的老师把一个小同学叫去交待问题,老师问他是不是特务,他否认。老师说不老实交待的话,就罚他站凳子上。小同学被罚饿得受不了,实在坚持不住,就向老师检举了一个人。他说,夏天大伯派一位姓李的年轻人来接他回去度暑假,途中遇到大雨,河水涨得很高,骑在马前的小李叫我抱紧他的腰,他在马背上猛抽几鞭子,硬是从河里冲了过去。
小同学怀疑小李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为大家险些连人带马被洪水冲走,肯定是不存好心。
老师很仔细地拿本子记下了小同学的揭发,然后很满意地告诉他,过关了,可以回宿舍睡觉了。小同学后来听说靖边县真的把小李打成了“特务”,被整得很苦。长大后,他很后悔自己9岁时的无知,伤害了一位不熟悉的大哥哥。
整风期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准回家,过了几个月后,紧张的气氛才慢慢缓和下来。
夏天,我和弟弟去李富春和蔡畅家。李叔叔问:“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家来啊?”我说:“校长说大家都在整风,整风不能回家。”李叔叔很奇怪地问:“一群娃娃,整什么风呀?”他这一问,弟弟可来劲了,他不顾我劝阻,马上眉飞色舞地说:“我们学校整风可热闹了,还把人吊起来打呢!
大家跟着喊口号!”李叔叔很认真地听着弟弟的话,很生气的表情。他马上拿起电话给中共西北局的负责人高岗打电话:“怎么我们大人整风,娃娃里面也在抓特务,还打人?!”结果一周后,西北局就派人来学校调查,学校领导还向几位被错整的老师道了歉,承认过去的错误。
李富春与蔡畅去了东北之后,把我交给了任弼时。有这些叔叔阿姨的照顾,在延安时,我从不觉得孤单。
往事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高岗的儿子高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和我一共21人。给我们送行时,领导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们打了,由我们来打,你们去努力学习,回来好好建设新中国。
我们在苏联学的专业都是从建设角度挑选的。叶挺是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下决心制造自己的飞机,去了航空学院。林汉雄的父亲死的时候,说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于是他就学了水电。
但是“文革”期间,中央成立了一个“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4821”名称也就从那时被叫出来。现在,我们“4821”的成员还是会定期聚一下,虽然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位居高官,但是相聚时,大家没有身份差异,感觉又回到了老同学的温暖回忆中。
我的丈夫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也是我留苏时的同学。现在很多人把林育南、林育英与林彪放在一起,称他们是林氏三兄弟。林家是一个大家族,林育南是林彪的哥哥,是林家第一个出来革命的,他与董必武是同一时期的,资格比较老。林育英是林育南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在革命时期化名张浩,而林彪又是林育英带出来的。他们确实是从林家大家族出来的,但单纯从血缘上讲已经没那么近了。
张浩早期在湖北参加工人运动,资格比较老。1942年去世前告诉身边人,死后要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意思是要天天看着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共在延安还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安葬,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解放后,林彪对张浩的夫人、也就是我的婆婆一直不错。不过自从林彪与叶群结婚之后,我们与他们家的来往少了许多。婆婆说,叶群安排了叶家的许多人到他们家,对林家人态度比较冷淡。
我们去毛家湾见林彪的次数并不多。那时林彪的父亲还在世,我们喊他“林四爹”,去见林四爹的时候,偶尔会见到林彪。林汉雄的大哥在哈尔滨任市委副书记,“文革”期间受了冲击,他想到北京见“林副统帅”,我们给林彪打电话,结果他的秘书只是送来了几本《毛主席语录》。
婆婆通过林彪的姐姐还是联系上了林家,叶群带话来,说林彪身体不好,只能谈20分钟。林彪出来见我们的时候,话并不多,脸色也很不好。我那时已经听说林彪在战争时期落下很多毛病,怕光、怕风。我们也只是简单寒暄了一会儿,见了林彪的两个孩子,只知道叫老虎和豆豆,也是“九一三” 事件之后才知道他们的大名叫林立果和林立衡。
1971年“九一三” 事件后,我们家也受到了牵连,在水电部工作的林汉雄被关了起来,公安局也进驻了我们家。我被关了一年之后放了出来,我的婆婆是一位老革命,她很不服气,到处找人申诉。
1975年左右,有一次一个老朋友偶然跟我们说:听说江青和毛主席闹翻了,写给毛主席的信可以直接到他手里了。于是我们赶紧以婆婆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将家里情况反映了一下。很快水电部派人来,接我和婆婆与林汉雄见了一面,原来他一直被关押在总后勤部的某个地方,负责他的专案组成员人很多。1975年10月1日,被关了4年的林汉雄被放了出来。可惜我的弟弟在“文革”中受牵连,1974年便因肝癌去世了。
沉寂这么多年的“项英”,最近几年也走进学术界和大众评论的视野,对那段历史的评价也日趋客观。我不会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与其中,我想,还是把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接受历史的评价。我相信历史最终会还原其真实面貌。我和父亲两代人的这些往事,是共和国的一代记忆。但愿那些伤心的故事,永远地成为这个国家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