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清算 胡鹏池:蒯大富——清华园的一只蝴蝶
清华“六二四”事件,这是十年文革初起之时发生在清华大学大礼堂的一起重大的文革事件,它不仅深刻地影响清华文革的整体走向,而且由于直接介入了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从而影响了中国文革的整体走向。但是四十多年来,它的历史真相及历史意义至今没有引起文革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更没有详细深入的研究。
在这一事件发生之时,笔者恰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在此愿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详细回顾、追述、重现这一事件的现场画面,并对其影响进行分析与梳理。
一、1966年6月24日的那个晚上
1966年6月24日晚七时左右,华灯初上,但毕竟是在夏天,天色却尚未完全暗下来。清华大礼堂里早已座无虚席,楼上楼下、过道、讲台两侧全都站满了人,大礼堂门口挤满了想入而不得入的人群,暮色中的礼堂前的中心大字报区及区内的绿丝茵茵的草坪上,到处是东一簇西一簇兴奋激动,或静默流动、或热烈辩论着的清华人。
六月是“十年文革”的始年初月,笔者刚从怀柔四清前线回来。临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工作队队长老曹同志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小胡啊,这次运动来势很凶啊,回校后多看多想少说话,知道不?”我说:“知道的,知道的。”
50多岁的曹队长原是北京市手工业局一个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已参加过两期四清了,他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与我关系极好,对我也很器重。我在回校后就一直记着他“情之殷殷”的表情和“来势很凶”的判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个静穆而寂寞的单兵散勇,赶赶场子看看热闹,三缄其口不发表任何意见。
再说了,父辈们的经历也告诉我,政治运动是深不可测的海,一不小心掉了进去,自己“葬乎江鱼腹中”尸骨无存且还罢了,还要祸及父母弟妹及两姓六属。
我当时的这种心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们班我们宿舍大部分同学都是这样一种心态,这也可以解释相当大的一部分同学在文革初期以“观察、自保”为主的表现。委实,它来得太激烈了,太邪乎了,按原有的常识谁也理解不了。
那晚,我很早就挤进了礼堂,占据了一个极好的座位,大概在第七、八排左右,中间过道右侧的第三、四个座位,对舞台上的一切能尽收眼底。我坐在那儿面对着热烈的场面,脑子里虽有思考与辨识,但心情却并不是那么激动的。
自始至终没有鼓过一次掌,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不知道周围有没有熟悉的眼睛。尽管如此,当晚上11点多回到宿舍时,同学得知我在现场,问了一句“怎么样?”我仍然无意间回了一句:“两边都不怎么样!”仅此一句而已。
即便是这样一句不咸不淡的话,后来也被一位班干部汇报给了工作组,被当作我“立场不稳”的证据。我之所以后来没有挨整,也是因为又有人揭发了这位班干部也有“立场更不稳”的言行,而他是班上的“当权派”,于是就由他先去“受死”了!
那晚的辩论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呢?大概的情节是这样的:
6月22日下午2点15分,工作组通知化902班的文革组长蒯大富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你们班的讨论会。一听说刘主席夫人居然要到我们班上来,大家全都很兴奋也很荣幸。于是赶紧洒水、扫地,布置教室。20多分钟后,工作组来了一位女同志,坐下就开会。
班上有人认识也有人不认识王光美,不认识的以为她就是王光美,认识的又没有机会说她不是王光美。人来了,会开了,同学们也就没有机会交换信息。至于会议主持人蒯大富本人认识不认识呢?蒯当时没有说,40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起。
会议开得很热烈,期间有人递条子要求确认来者身份,没有得到答复。直到会议结束时,那位女同志说:“我是强斋(工作组所在地)秘书组的,姓崔,大家叫我老崔好了”,说完站起来就走了。一些将来者误认为王光美的同学大失所望,这其中就有人十分气愤,甚至认为这里面“可能有阴谋”,冒充王光美将我们班的“底”差不多都摸去了。于是认为“王光美要来参加会”是一则谣言。
工作组进校后为了加强领导,稳定局面,曾有一则“谣言必追”的指示,蒯大富们就本着这条指示去追查“谣言”,追查的对象却是“工作组”。工作组以“接电话的听错了”为由搪塞,蒯等认为“那怎么可能呢”?于是继续追,从晚上6点多一直追到11点多。工作组不理睬他们,蒯们坐了五个多钟头的“冷板凳”,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宿舍。这一晚,这一班青春燥动的大学生们就睡不安稳了。
6月23日一早,蒯等十人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长达三千多字,点了工作组组长叶林的名,牵涉了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这还得了,清华园立刻沸腾了,大字报前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满园子都在议论这件事。
6月24日,贺鹏飞激将蒯大富,约定当晚大辩论。毫无疑问,贺的行为是工作组授意的。据此,有的校友认为这场辩论是工作组组织并指挥的。我能认同这种判断,但同时也要指出从事后的结果分析,即使工作组有组织、有指挥,也并不是很精心的,可能他们当时将蒯大富只当作是一根“屌丝”,还没有放在眼里呢。
当晚7点半,大礼堂里辩论开始。蒯方出场的是蒯大富、鲍长康,孟家驹,似乎还有刘才堂、刘泉,王铁成、王良生等,诸位同学流星般地上去客串与“冒叫”。贺鹏飞这一方除了贺本人外还有其它几个学生,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她也曾上台客串与“冒叫”。【注1】
贺方的几位同学似乎个个都不行,贺方的主将,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水平不行,嘴皮子更不行,准备工作做得也不行。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整晚上就不曾有过任何出彩的表现。
贺鹏飞是我早就认识的,他是与我同系的低年级学生。我们同住七号楼,一个门洞进出,我住四楼,他可能是二楼或一楼,又同在东区的七饭厅用膳,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从没有打过招呼。他是将门虎子,作为顶级的高干子弟,身上有一层耀眼的光环,身材粗壮,脸模子与他老子长得一屌样,也有两绺“八字胡”,个头却比他的老子矮得多。
“将门虎子”是一则中国成语。其实“将门”未必出“虎子”,最典型案例就是“纸上谈兵”的赵括与“乐不思蜀”的阿斗。贺鹏飞也是不典型的一例。
那晚是我第一次得识蒯大富,中等身材,个头和我差不多,不算太瘦,小分头,戴眼镜(有同学很确定的回忆是紫框),穿兰色学生装,操一口我所熟悉且有亲切感的浓重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辩才无碍,口齿清晰流利。
辩论的中心就是关于“王光美说来没来”这件扯淡事,由此扯出一连串更扯淡的事。
蒯方顽强地要求工作组把这件事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呢,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没解释清楚呢,就怀疑是“阴谋”啦。
我坐在那里就在想,工作组刚进校没几天,对你们这样一个具体的30人的小班级能有什么“阴谋”呢?也许也就是了解一下你们班同学的活思想,当然也包括有没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所以,我认为蒯大富们纯粹“吃饱了撑的”,“别有用心”不一定,“小题大做”是肯定的。
后来仔细想想,工作组也有可能当时已经有“阴谋”了。三天前的6月21日,蒯大富在刘才堂(化9学生)的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
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继而蒯等又在6月23日贴出那张轰动的大字报。如此出格的“批语”及蛊惑人心的大字报,必定会引起工作组的严重关切。
而且恰恰就在6月23日这一天,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有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内部讲话,李雪峰指出“工作队就是代表党”、“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所以清华工作组很可能在6月23日晚或24日白天,已将蒯大富锁定为清华文革的“黑客”了。“黑客”是现在的说法,那时叫“游鱼”。“游鱼”的说法也出自李雪峰的这次讲话中。
但在当时,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又何以得知呢?我这种认知水平,有人讥讽为“幼儿园水平”。其实“幼儿园水平”也不错啊,我在经过了“四清”后已经有“自我防卫”的意识了。有的人水平比这还差很多,差不多就是一个“咬奶头”的水平!
贺方的几个人本身也都是学生,哪能知道工作组的事儿呢?当然就解释不清楚。加之他们是预设立场,撇不清与工作组的关系。这样的角色既尴尬又可疑,在与会同学的眼中,就像工作组的特务似的。何况他们的口齿又那么笨拙,所以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了。
但是贺方中有一个小矮个子的发言是值得注意的。他的主要意思就是“王光美与会与否”这件事是不重要的,你蒯大富为什么抓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做文章起哄呢?这不是干扰文化大革命大方向吗?不是煽动群众怀疑工作组吗?而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新市委是党中央刚任命的,所以对新市委是要信任的,对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也是要信任的。
坦白的说,这位小个子同学的思维逻辑与我当时是一致的。
请读者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党中央刚刚撤销了一个以彭真为首的旧市委,又刚刚任命了一个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新市委也不过刚成立了不到一个月,怎么可能又是“黑帮”呢?如果又是一个新“黑帮”的话,那么毛主席与党中央又是干啥吃的呢?
再反过来说,如果这个新市委是可以怀疑的,打倒它后再来一个新新市委,也要去怀疑,也要去考验,这事情还有完没个完?
小个子同学没有把话说完全,没有将这样的逻辑推理进行到底,但言下之意就是蒯大富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就是有野心,有野心呢?就必然企图将水搅混以便浑水摸鱼。
我当时认为“王光美说来没来”当然是有原因也会有过程的,在事后解释清楚也是应该的。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不方便解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她毕竟是王光美,是刘主席的夫人,说不定真有点什么机密的事临时不能来了,这也是可能的。总之在我看来“来不来”是小事,“解释不解释”仍然是小事,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也多得很。
而蒯大富们却咬定青山不放松,连篇累牍出大字报责问工作组。
我记得同宿舍的同学议论过这件事,全都认为蒯这小子太好出风头了,这样下去要倒霉的。
对于我们这些四年级及四年级以上的同学,又都参加过四清,“工作组代表党”几乎是普遍真理。我们当一名普通的四清工作队员也是代表党的,尽管我不过是共青团员,与我一起包队的曹同学连团员都不是,但是经我介绍入团的青年就有十多个,我还介绍了三个贫下中农入了党。
我们多年来所受的教育也是: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体现的。在这样的既经典又传统的思维下,即使是一个村的党支部也是代表党的领导的,所不同的只是在权威性方面有差别。
看来,那天在现场的同学们多半是四年级以下的,没有我这样的“认识局限性”,他们只知道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考验一切。当然他们也有道理,北大校党委不是被考验烂了吗?清华校党委不也是被考验烂了吗?谁知道这个新来的工作组是红是黑呢?先怀疑了再说,先考验了再说。
我们忘不了“反右派”,他们似乎不知道有“反右派”;我们把工作组看作是大爷,把自己看作是孙子;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大爷,把工作组看作是“二爷”。我们认为应该有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却认为只有毛主席;我们的思想比较符合过去的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思想比较符合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当时谁又能知道这个“毛泽东思想”也是前后不搭、千变万化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