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的香囊 何家村遗宝之谜:挖出上千宝贝 含杨贵妃香囊(图)
自从这批遗宝出土后,一个问题就摆在了考古学家面前:数量如此之多的珍奇异宝是谁埋藏的呢?
为了破解、验证历史上的诸多疑问和谜团,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专门抽调精兵强将,对何家村遗宝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解读和破译。
我们知道,唐王朝是非常尊崇马的,在唐代,马不仅广泛地应用于战争、交通、运输等方面,而且还大量用于宫廷贵族的社交和娱乐活动之中,最让人憧憬的就是风流天子唐玄宗时期的舞马。
文献记载,玄宗时,宫廷专门驯养了百余匹舞马,玄宗经常亲临现场观看并训练。每到唐玄宗千秋万岁节(玄宗的生日)时,这些舞马就在兴庆宫勤政、花萼楼下给唐玄宗跳舞。舞马都披着非常漂亮的锦绣衣服,挂着璎珞,牵马的壮士也都着金挂玉。高潮时,舞马就会跃上三层高的板床,壮士们把床板和马一起举起来,舞马衔着酒杯给玄宗敬酒祝寿。舞马也随之喝了酒,醉了。“舞马衔杯醉如泥”这句唐诗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以往我们只是依据文献记载展开联想,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何家村遗宝中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上的舞马造型竟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专家充分考证后表示,舞马祝寿确有其事。
唐玄宗除了喜好舞马之外,还常在高兴时为下属赏赐金钱。他常在承天门(遗址在莲湖公园内)楼上设宴娱乐,兴致高昂时,便向楼下抛撒金钱以作赏赐,并由此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金钱会。由于这种赏赐活动热闹非凡,以至于数十年后,流落民间的宫女还不断向人们讲述此事,“开元皇帝掌中怜,流落人间二十年。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
这里的金钱指的就是“金开元通宝”,它是不流通的,仅供赏玩。钱币收藏家们做梦都想有一枚“金开元通宝”,哪怕是见一下也好。可他们也仅能在文献中品味历史了。真正的“金开元通宝”出自何家村,而且一共出了30枚,这是“金开元通宝”迄今惟一的一次发现。
杨贵妃的香囊原为金银所制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一件与杨贵妃有关。文献记载,杨贵妃被勒死后,唐玄宗非常想念。他从四川回来,专门命高力士一定把杨贵妃的尸体找到。高力士在马嵬坡发现了杨贵妃的尸体,他对唐玄宗说,尸体朽坏了,“唯香囊犹在”。
过去人们不理解,香囊就是个丝织的香包,怎么会不坏呢?除非是金银制成的。
何家村遗宝中就有这么一件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香囊是唐贵夫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无论狩猎、出行、游玩,均随身携带,所过之处,香气袭人。何家村出土的香囊再次印证了唐代的香囊确属金银所制。
这种香囊设计精巧,不论外部球体如何转动,中间的香盂总是保持平衡,里面的香料也不至于撒在外边。专家介绍说,唐代香囊中的持平装置完全符合陀螺仪原理,这一原理在欧美是近代才发明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领域,而中国最晚在1200年前的唐王朝时就已掌握了此项原理。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一套药具值得注意。据文献记载,唐代帝王多喜好服食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其中6位皇帝的死亡跟服食金丹有关。何家村出土的一整套炼制金丹等的药具和大量的丹砂药(丹砂是炼丹的主要原料),正是这种宫廷时尚的真实再现。
除了反映宫廷丰富多彩的生活及隐秘外,何家村遗宝也是漫漫丝绸之路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创新过程的生动再现,比如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形制上虽然还保留着粟特带把杯的遗风,但褒衣博带的仕女已完全中国化了,这很可能是唐代工匠在粟特银器影响下改造、创新的制品。
何家村遗宝的制作工艺也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有关唐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文献记载很少,对何家村金银器的研究,使我们对唐代金属冶炼、机械设计及加工、焊接、贵金属制作等都有了直观、深入的认识。从金银器上的修整痕迹看,加工刀具多种多样,而且精密度很高。
所有金银器皿焊接处均未开裂,如金梳背上焊接的直径0.08厘米的金丝盘编的花纹和直径0.05厘米的小金珠,至今牢固如初,没有丝毫的裂缝和脱落。使用的什么钎料,用什么方法焊接,一直是未解之谜。
遗宝主人官位显赫
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究竟是谁?他拥有许多高等级,只有宫廷手工作坊才能制作出的玉带挎;他尊崇道教,喜服丹药,拥有最尊贵的信徒才能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小金龙;他喜好收藏钱币,并且有权力和条件铸造钱币;他拥有的大批财宝上题有墨书,这是在登记入库时才可能留下的记录。种种迹象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皇室。
有学者推测,何家村遗宝发现地点是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兴化坊内,和时代上能够吻合的,而且地位上可以和拥有这批文物相当的,可能是邠王李贤的儿子嗣邠王李守礼。
开元十九年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而激烈的事件,使身份显赫的嗣邠王李守礼要在慌乱之中匆匆埋下这些珍宝呢?
当时最大的政治动乱只有安禄山之乱。专家们推测,在这场空前的战乱中,嗣邠王李守礼仓皇外逃,将这些财宝匆忙埋入地下,成为不被人知的珍藏。这种观点相当有影响,被人们沿用了30多年。然而,近年的考古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说:“嗣邠王李守礼早在安禄山之乱十几年以前就死了,所以何家村遗宝和他联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另外,从嗣邠王李守礼这个人来看,唐书里对他有很明确的记载,此人生前是挥霍无度、放荡不羁这么一个人。所以像他这样的人,手里若掌握着这么大量的财宝,很可能就挥霍掉了,不大可能留在自己的手里还去借债。所以这批东西很难推测是李守礼的东西。”
如果何家村遗宝与嗣邠王李守礼无关,那么它们埋藏于安史之乱这一结论是否仍然能够成立?还有什么可以作为判断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依据呢?
经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的专家学者们精心研究,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终于浮出水面,他就是唐代官位显赫的尚书租庸使刘震,而遗宝的埋藏年代应在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发的泾原兵变中。
齐东方说,据唐韦述《两京新记》和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租庸使刘震就居住在兴化坊中。“租庸使”,是唐代中央专门设置的征收租庸调的官员。何家村遗宝中的庸调银饼是否也暗示着租庸使刘震宅与何家村遗宝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
《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泾原兵变时,租庸使刘震让人押着“金银罗锦二十驼”出城外逃,自己则与家人随后赶来。这段文字透露出刘震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财富珍宝。租庸使的职责之一就是保管朝廷的财物。也就是说,何家村遗宝与刘震有关,却不是个人财产,而是收缴上来的庸调及保管的宫廷珍宝。
齐东方作了这样一个推测:在突遭战乱时,连皇帝都逃离京城,谁也无法预料事件发展的结果。有条件、有权力处置官府财物的刘震,先派人带走“金银罗锦二十驼”,而自己则与家人随身携带经精心挑选的宫廷珍宝逃跑。何家村埋藏的珍宝都是体积小、价值高、少而精的珍品,便是很好的旁证。
还有一重要文献《无双传》也对刘震出逃作了记载:当时城门守卫得知刘是朝廷要员不敢开城门,刘震只得又往其家所在的方位跑去。我们可以设想,在难以出城的紧急情况下,刘震不得不返回家中,将这些珍宝埋藏起来。而据该文献记载,刘震还做了叛军的命官。很快,唐军收复了京城,刘震夫妇被斩。刘震私藏的珍宝也就永远不为外人所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