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骨柔情:杨开慧等3位女共产党员革命人生
新华社记者王经国、白瑞雪、赵薇、黄书波
她们是革命者,又是妻子、母亲……面对牺牲,除了不屈的抗争,她们还多了一份牵挂,一份柔情。她们的牺牲,留给后人的,除了悲壮的震撼,更有永远的感动。
赵一曼:牺牲前给儿子的最后一封遗书
“宁儿:……母亲由于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是1936年8月1日,赵一曼就义前写给儿子一封信,也是她留给儿子的最后遗言。
这一年,她的儿子陈掖贤仅8岁。
1935年秋,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的赵一曼,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身负重伤。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时,被日军发现。
审讯中,日军对她施以极其残忍的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在相关的档案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将竹筒插入赵一曼女士的喉管,把辣椒水和汽油掺混一起,一口紧一口地往里灌。等肚子鼓胀起来,再用杠子在肚皮上压,灌进去的辣椒水和汽油又全从口鼻和下身溢出来……”
为了得到口供,他们还用上了最“先进”的刑具:电刑。
在日伪档案中发现的一份编号为“特密4759号”的《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的报告》这样记载:“参考厅本部以及有关机关的意见,7月26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赵一曼宁死不屈的态度让日军彻底失望,遂决定把她押往珠河县处死示众。在被押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写下了给儿子的遗书。
一生的母爱都凝结在那封不到200字的遗书中。遗书没有交到孩子手里,而是存入了日伪档案。直到1956年,组织上通知已经28岁的陈掖贤,他的母亲是赵一曼。陈掖贤来到东北,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
赵一曼生前留下的两张照片里,有一张就是她抱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宁儿的相片。之后,赵一曼把儿子寄养在亲戚家,只身前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
“看到信后,父亲失声痛哭,后来他把"赵一曼"三个字用钢针和蓝墨水刺刻在了自己的左小臂上。”陈红说。
今年53岁的陈红是赵一曼的大孙女。
虽然从未见过奶奶,但奶奶的形象在她心目中一直是崇高和美丽的。
“每次读着奶奶的遗书,就会感到心灵的震撼,同时也获得面对困难的勇气。”陈红说,为了祖国,奶奶可以无畏地献出自己的生命。“陈家的子女后代应该继承奶奶的精神,做一个有气节、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杨开慧:手稿中的生死爱恋
1983年,在湖南长沙板仓杨家老屋中发现了杨开慧留下的手稿。经考证,这些手稿写于1928年至1930年间。
在泛黄的纸上,一段段俊逸脱俗的文字,深情地书写着一个女人的生死与爱恋,也记录了他与毛泽东的深情。
杨开慧12岁就与毛泽东相识。那时,毛泽东是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学生。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蔡和森等学生经常在杨昌济家里聚会。
1918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随父亲来到北京。此时,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毛泽东也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在毛泽东的热情帮助下,杨开慧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于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频繁的接触下,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相互产生了爱情。
在手稿中,杨开慧写道:“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1921年,两个有情人结为革命伴侣。
婚后,杨开慧跟随毛泽东在长沙、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毛泽东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后,杨开慧成为图书馆负责人,向工人、进步知识青年提供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毛泽东大力发展农民运动,杨开慧就积极协助在韶山地区创办农民夜校;毛泽东到广州开展工作,杨开慧帮助他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担任联络工作。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与保姆陈玉英回板仓,做党的地方工作,夫妻俩从此断了联系。
那段时间内,杨开慧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爱人。她在日记中表达了对爱人的挂念:“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不能忘记他,……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累死才休。”
作为革命者和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坚持开展革命工作,哪怕是面对白色恐怖。1928年,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板仓地区只有少数人在坚持战斗,其中就有杨开慧。
1930年10月24日,敌人包围了杨开慧的住所。
被捕后,敌人对杨开慧施以酷刑。杨开慧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鉴于杨开慧既是毛泽东的妻子,又是湖南名士杨昌济之女。当权者传话给杨开慧,只要登报公开和毛泽东离婚,便可由各界乡绅联保,得免一死。
“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
“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这一刻,杨开慧用年轻的生命印证了手稿上爱之宣言。
1930年,29岁的杨开慧死于反动派枪下。
得知杨开慧被害的消息后,毛泽东十分悲痛,他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57年,毛泽东在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了一首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
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心中,杨开慧就是自己的“骄杨”。
江姐: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首《红梅赞》被几代人传唱而经久不衰,歌曲中所歌颂的人物江姐的形象更是永远的铭刻在人们的心目,红毛衣、蓝旗袍、长围巾曾是一个时代女孩子们的最流行打扮。
2008年,影响了几代人的歌剧《江姐》第5次复排,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场场爆满,掌声如雷,台上台下泪光相映,歌声相和。
江姐是著名的革命烈士江竹筠的爱称,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
1939年春,江姐考入内迁巴县新农场(今北碚附近)的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学校董事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当时上级党组织准备在新生中成立特别支部。90岁高龄的李培根回忆说:“我担任特别支部书记,任务是在同学中宣传抗日、发展党员。”
在学校,江姐不仅人缘好,而且喜欢看进步书籍、痛恨国民党独裁统治。“她学习刻苦、沉默寡言,齐耳短发,经常穿一件阴丹士林蓝色旗袍。”今年已89岁高龄的戴克宇说,江姐的进步思想和积极表现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戴克宇当时是特别支部宣传委员,也是江姐的室友,后来还是江姐的入党介绍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与江姐的交流,党组织决定吸收她入党。
毕业后的江姐积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参加领导重庆学生抗暴运动,并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做了大量工作。
1948年6月由于叛徒告密。包括江姐和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女)在内的10名党员在万县被捕。
特务们对她用了重刑,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江姐的十指,但江姐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就连特务都想不通:“格老子,我们那么整,怎么就是不开腔。”
得知江姐遭受了敌人严酷的摧残,难友们悄悄给江姐写了一封慰问信,向江姐表示敬意。
江姐回信道:“我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江姐坚信,胜利的那一天很快到来!遗憾的是,她没能看到这一天,虽然距离重庆胜利的日子已很近很近。
1949年11月14日,江姐被特务秘密枪杀,时年29岁。
曾与她同牢的盛国玉回忆:“我只看到她把一直带在身上的相片拿出来亲了亲,然后又装了回去。”
伴随江姐走上刑场的那张照片,是江姐唯一一张一家三口的照片这位让一代代中国人敬佩不已的烈士,就这样揣着自己对亲人的无限之爱,毅然迈向刑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