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杨昌济 毛泽东与王明:四十年的较量 截然相反的结局
毛泽东出生于19世纪末,王明降生在20世纪初,两者相差11岁。他们都在偏辟的山乡度过少年时代,他们天资聪颖,熟读经书。在风云变换的世纪之交,先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员,并把各自的家人引上了革命道路。
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又使他们不能相提并论。毛泽东从经史子集里拾回了反抗的因子,从马列经典里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脚踏实地啃中国这本书。他曾三次受到处分,也曾被撤职,被光荣地孤立,但他以无与伦比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眼光和胆略,高瞻远瞩、气吞山河,凭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过硬本领,和他的战友们一道,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赢得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
他的名字和业绩将在这块生育他的沃土上,树起永久的丰碑。他晚年也犯了错误。但从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
王明在学生时代,是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从故纸堆里只学会了词章诗法,凭着良好的记忆力,对马列经典里的名言警句背得滚瓜烂熟。他总是用条条框框去套没有章法的中国革命,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事业。
1931年1月,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和米夫的力荐,年仅27岁、入党才6年的王明,平步青云,由一个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般干部,当了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实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他在全党推行左倾错误主张,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因此而靠边站,红军也不得不进行艰苦的长征。左倾教条主义使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了百分之百,在红区的力量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1937年11月,在莫斯科待了6年的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回到延安。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做过好事。但他很快滋长了右倾思想,并发展成右倾投降主义,给党的事业又一次造成损失。
王明坚持教务主义、宗派主义,拒不承认错误,对批评置若罔闻,终于落得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只好到他认为最合适的地方寄人篱下,过那靠人施舍的生活。在行将就木之前,还念念不忘把最恶毒的语言奉送给他的对手。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与王明较量长达40年。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这场红色帷幕内的斗争显得格外复杂、尖锐和激烈。他们两人的不同性格、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70年代中期,王明与毛泽东先后谢世。王明是带着深深的憾意而去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形象将铭记于苏联人民的心中,与他朝夕相伴的只有异国他乡教堂里那神圣的钟声。毛泽东是功成名就去见马克思的,巨星陨落,曾使地球颤抖。
这就是结论!
人们或许要问,这种结局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历史的安排,我们不妨一起来寻找答案。
一个善读无字之书,一个整天闭门苦读,求学治学上的差距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之路
1911年春的一天,在开往长沙的一艘小货轮上,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站在甲板上,此时,他两眼凝视远方,心情就像江中的浪花一样翻滚不息。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出远门,也是他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创出震古烁今事业的第一步。
顺江而北上,江面越来越宽阔,水流趋于平静。年轻人环视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和两岸的山丘,国字型的脸庞露出了坚定和自信。
他遵照湘乡东山学校校长李元甫和教师谭咏春、贺岚光嘱咐,来省会长沙求学,此时他18岁。这一年,他才第一次看到中国地图与世界地图,看到了一个未了解的博大世界。
货轮到了长沙,他带着自己的行李匆匆下船,他操着浓重的湘潭话打听湘乡驻省中学堂,由于有老师的推荐,他顺利地被这所颇有名气的学校录取了。
从偏僻的韶山冲来到省会长沙,毛泽东感到一切都很新鲜。他第一次看到了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进步报刊--《民立报》。深受《民立报》犀利文风和爱国激情的感染,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政见。他主张推翻清王朝,组织民国新政府,请孙中山回国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由此可见,当年的毛泽东向往改良主义,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他既崇拜革命的孙中山,又不愿放弃保皇的康、梁。但反对封建帝制,拥护民主共和,在政见里已有了明确表露。
武昌起义的枪声,用硝烟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永恒的一页。湖南是第一个响应的省份。10月22日,建立了中华革命军湖南军政府。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毛泽东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投笔从戎,自告奋勇地参加了湖南新军,被编入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成为一名列兵。
1912年春,当兵仅半年的毛泽东退出了兵营,继续走求学之路。但到底学什么,他犹豫不决,在报考学校时举棋不定,难下决心,在择业上又遇到了难题。
在报纸上众多招生广告中毛泽东流连忘返。他先是报了警察学校;随后被一个肥皂制造学校招生广告的优越条件所吸引,想成为一名肥皂制造专家;接着他的朋友劝他投考政法学堂,该校的广告也写得娓娓动听,毛泽东为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法官而兴奋不已;不久他又为商业中学和高等商业学校广告而动心,这个在韶山冲坚决不肯从商的青年,一年的都市生活使他想成为一名商业家。
遗憾的是,这所学校大多数课程用英语讲授,对一个除了字母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来说,困难实在太大了。毛泽东在商业学校待了一个多月就退学了。
不久,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湖南全省高等中专学校录取。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进步很快,他的文学爱好得到发挥。但习惯了思维上的自由,不满意规矩生活的毛泽东,很快就厌倦了学校的刻板生活。在当时,年轻的毛泽东作出令同辈人难以理解的抉择--从省立第一中学退学,到省图书馆去自学。
在图书馆的半年,是他认为极有价值的半年。晚上,他和许多士兵一起,住在湘乡会馆;白天整天待在图书馆,猛看猛记。在这里,他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之大、自己责任之重。
相比之下,王明的求学之路就要顺利得多。毛泽东敢于同自己挑战,大胆进行了多项选择,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即予放弃,决不强迫自己的意志。而生活在皖西山区的穷才子王明,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不可能有毛泽东在长沙那样可供选择的机会。
他和毛泽东对求学有着不同的理解。毛泽东更多地注重实际收获,为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宁愿离开束缚他的学校也义无反顾;而王明在报考三农时,连学校开哪些课程都没弄清楚。当然可能他抱有农业救国的愿望。
1920年秋,16岁的王明考入安徽省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
三农创立于1919年3月,是由朱蕴山等安徽教育界进步人士开办的一所新型中等专业学校。学校设在六安县城,学费较低,这对家境贫困的王明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由于广大教职工的努力,三农很快办成安徽省著名的学校。在进步思潮影响下,王明的爱国热情进一步焕发。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另一方面,他抱定倘真农业能救国,我愿为农又为圃的决心。因此,他在学习上专心攻读,成绩优异,尤其是国文课成绩更为突出,深得任课教师的褒奖。
在三农,王明对自己基础不太好的功课舍得花气力。理科、农科的课程,这些他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学起来很吃力,但他不轻易放过。尤其是外语,由于发音的自然条件不好,他坚持反复学、反复练,多记多背,进步很快,取得不错的成绩。
在这方面,王明比毛泽东略胜一筹。毛泽东把学习的重点放在社会科学、哲学、历史、国文课上,成绩出类拔萃,但他对理科不感兴趣,图画课可以以半个圆加一条线释为半坐见海日应付老师,画出一个椭圆,就代替一个鸡蛋。王明后来俄语学得快、进步快,除天赋外,主要还是靠勤奋。他掌握这些工具,对后来的事业起了主要作用。
1924年夏,王明从三农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他东借西凑仍不够上学的经费,最后还是靠慈母积攒了大半生的七块大洋送他上路。从此,王明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毛泽东与王明的求学之路有显著区别,治学方法也迥然相异。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城南妙高峰下的省立第一师范,从1914年到1918年,阅历丰富、年刚20的毛泽东度过了一生极其重要的时期。后来他深情地回忆说:在那一段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里开始形成,并且获得了初步的社会经验。
在这里,一师全新的教育方针、良师熏陶、同学间的互助互勉、追求向上的精神对毛泽东的成长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毛泽东独特的治学方法更是他完成飞跃的重要因素。
在求知上,广采博学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为此,他虚心向老师请教。他是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宿舍的常客。1916年暑假,为了探寻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杨昌济先生学问博大精深的底细,以求得进一步指教,他冒着烈日酷暑,步行120华里,来到板仓杨家。请教之余,还以极大兴趣浏览了杨先生的藏书,联系到杨先生的高尚品德和中西贯通学识,毛泽东又有了一种感受,是的,是书培养了先生,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和杨昌济先生的交谈中,他得知柳午亭(柳直荀烈士之父)先生从日本留学归国,他不顾长途跋涉的辛苦,又徒步40里,特意去向这位热心体育运动的长者请教。他后来写的《体育之研究》多少得益于这些走访。
当时,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打听,想方设法去拜访、听讲。
向书本学习,是毛泽东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进入一师后不久,毛泽东也曾有退学的念头,但书本的魅力使他最终没有离校。在学校,他把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作为座右铭。从早到晚,读书不休,晚上熄灯后,他还常到茶炉房、走廊里有灯光的地方去看书,近乎荒唐的是,他居然捧着书本到车水马龙的南门口去看,在这繁闹的地方,他如入无人之境,口中念念有词。
这种闹中求静的学习方法,不仅使他增长了知识,并且养成了专注成思的习惯。
坚持独立思考,不动笔墨不看书是他读书的秘诀。在一师学习期间,他准备了很多笔记本,从读书笔记、课堂笔记、阅报摘抄本到随感录、日记本等等,应有尽有。从现在尚存的《讲堂录》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功底正是一字一句逐步积累、不断丰富的结果。凡他看过的书,其间杠杠、圈圈、点点各种记号数不胜数,且批语众多,内容繁杂。若不好学多思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向社会大课堂吸取营养,善读无字之书,是毛泽东的独异之处。1917年暑假,他和萧子升分文未带,只带上简便的行李和笔墨,从长沙出发,先后到达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一个多月,步行上千里,游历了五个县的山山水水,走访了广大农村、城镇、寺院、劝学所和学校,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物,厚着脸皮给人送字联,尝尽了风餐露宿的滋味。
皮肤被太阳烤成了黝黑色,脚上的水泡变成了老茧,他乐意。此后,他又多次到农村游历。既丰富了生活,又磨炼了意志,也增长了见识。
毛泽东游学之举,或许不被人理解。而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他读书不生吞活剥,力求接近社会现实,这不是简单的读书方法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问题,然而,当时却被大多数人所忽视。
千里之外的王明大概就属于不理解之列。这时的他虽愿为农又为圃,但却从不愿走出校园,假期本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好时机,但王明却把它看成是改换学习地点而已,他把厚厚的书本带回家,整天闭门苦读,至多也不过是在学习之余,为轻松一下,到外面去钓钓鱼罢了。
毛泽东的游学和王明的垂钓,是他们各自假期生活的一部分,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前者是主动的自讨苦吃,后者是被动的自寻乐趣;前者是为了体验人生,了解社会,后者却仅仅是为了劳逸结合。把他们当时的这两种态度和他们以后各自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相提并论,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处在人生观形成时期对社会生活所取的态度,不能说对世界观的形成全没有影响。
有趣的是,他们后来的观点和政治事业,正是这时态度的延续,乃至一种更大范围的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