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
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1966年的9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注5。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12月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
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注6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
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12月25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
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月25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月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的话。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内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她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
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
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
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
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
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1967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建工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华来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
我当时在北京名气比他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
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