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恩兰教授被誉为“中国的宫腔镜之母”
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青海省人民医院(原青海中山医院)参加工作。那时候,医院规模不大,病房拥挤,小病房住12个病人,大病房要住20个病人。上世纪50年代正值我国第一个生育高峰,产科的忙碌可想而知。
守产程、接生、拉产钳、做剖宫产,以至于麻醉都要自己做,我不仅学会了骶麻、腰麻、全麻,还熟练地掌握了气管插管技术。医生每天24小时值班,住在病房随叫随到。当时,医生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只能把病历本放在大腿上,一条腿站着写病历,以至于后来大家都练就了“金鸡独立”的独特技艺。
俗话说“磨难也是财富”,我深深体会这句话是正确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随北京月坛产院的下放人员来到甘肃省靖远县定西地区的一个矿区,虽然该地有黄河支流通过,但依然“十年九旱”,是全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工作环境的艰难可想而知。
妇产科在当地不受重视,居民没有科学的卫生观念,医疗技术也较落后,这些都阻碍着妇产科工作的顺利开展。记得当时有一位年轻妇女,失血导致昏迷,检查后发现病人是子宫连续出血,血色素已降至1.
5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建议马上切除子宫,可病人的丈夫却说:“不能切子宫,切了不男不女,成怪物了……”此外,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有些妇女仅因为子宫息肉或肌瘤,就需要切除子宫来保障生命健康,很多病人家属不理解,认为切除子宫会导致性别变化,切除子宫的病人也感到很自卑。
这些病例对我触动很大,也让我意识到,一定要找出一种既能治病又不切除子宫的办法,最大限度地解除女性的痛苦,这也为我今后要做宫腔镜来改善女性健康事业奠定了基础。所以这十年,虽然我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我的收获是巨大的。
我能接触到宫腔镜技术要感谢我的导师--林元英教授。能结识林元英教授,要感谢当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李自新教授。当年,我在中苏友好医院(现为友谊医院)妇科进修时认识了李自新教授,得到他很多帮助和指导,后来经李教授的导师王耀云教授介绍,我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林元英教授相识,那时候林教授在举办卫生部的妇科癌症的培训班,每年一期,那是1956年,我们是最后一期。林教授可谓是我国宫腔镜的创始人。
当时林教授带着我们开始研究宫腔镜,在英国,有一种可以通过窄小的腔道来探测腔道内部情况的内窥镜设备。最初,这种设备是用来检查飞机部件的。慢慢的已开始引入医学界来探查人体的腔道。1965年,我们与上海市第五医疗器械厂合作,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套宫腔镜,并在离体子宫上进行了初步试验。
刚开始进行了3例试验,那种感觉犹如水下游泳,因为子宫是一个盲腔,镜子在子宫内完全分不清方向,除了看到一个腔体外,一切的认知都处于混沌状态。不幸的是,文革时期林元英教授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并接受劳动改造,宫腔镜的探索工作被迫停止。
1980年,我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改革开放后,国内引进了很多国外的先进设备。1978年,下放人员陆续接到调令,我被分配到北京复兴医院工作,并继续研究宫腔镜治疗技术。
但是,当时关于宫腔镜技术可用于参考和学习的研究资料很少。1989年,Magos AL教授在BMJ上发表了第一篇宫腔镜技术相关的文献。该文报道了16例使用宫腔镜手术的患者,这些病人都是由于内科疾病(如白血病或血液病)导致的出血,应用过很多常规方法(止血药或宫缩剂)都无法止血后,Magos AL教授尝试使用泌尿科的小儿膀胱镜进行烧灼止血。
结果16例病人中,1例在手术操作时因缺乏超声指导导致子宫穿孔而被迫终止手术,其他15例均成功。Magos AL教授的操作方法、治疗原理等方面,竟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当然,万事开头难。当时我们医院有9个科室,手术室很小,而且数量有限,各个科室的手术都安排得非常紧凑,这种新的手术方式自然不在安排的范围之内,我只能挨个去问各个科室:“哪天没有手术,手术室可不可以借给我?”,这种做法引起了其他同事的不满。
为支持我开展工作,当时的李德祥院长提出:“凡是配合夏大夫做宫腔镜手术的同志,每人每台手术加4块钱!” 在当时,4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大家都有了积极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找到一例合适的病人进行试验很关键,很多病人对这门新技术疑虑重重,担心手术失败,我们耗费了半年的时间才找到了第一例愿意接受宫腔镜手术的病人。
1990年5月4日,第一例功能性子宫出血病人的宫腔镜手术成功了。这种方法仅切除了子宫内膜,与传统的切除子宫方法相比,不开腹、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最重要的是保留了子宫,近期并发症少,远期也不影响卵巢功能。
此后,我又成功地完成了宫腔镜子宫内膜息肉摘除、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输卵管疏通、子宫纵隔切除等手术。
这个信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病人慕名而来。2年后,国内外很多厂家开始生产专门用于妇科手术的内镜设备。25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宫腔镜手术团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72张床位,5间具有内镜设备的手术室,4台超声仪,医生队伍也在逐渐壮大。
1980年,北京复兴医院被首都医科大学纳为教学医院,现已成为其附属医院,现在复兴医院也已经发展成为了一家综合性的、多学科的三级医院,仅内镜病区就有72张床,妇科有36张床,产科50张床。成为教学和附属医院后,不仅带动了医院的快速发展,也对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更好的教授学生,我们必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自己的专业技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虽然我早已退休,但是退休不退岗。每周一、三、四、五是我的病房工作时间。上午先交班,开晨会和重点病人的讨论会,之后进手术室做手术;下午整理手术录像,给学生讲课;晚上复习一下自己过去的工作,整理录像,看看新的资料,写文章、编书,翻译文字,修改学生的文章等等。有人问我:“您这么大年纪了,不累吗?”我通常会说:“年轻时就这样过来了,已经习惯了,现在要干的事情太多,时间太少了。”
国家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改善了,让他们有条件追求健康、长寿,我可以将多年的经验积累倾囊相授给更多的学生。所以,我是幸运的。
虽如今已年过8旬,但我仍感觉到肩上任务的沉重。感谢林元英教授让我了解了宫腔镜,感谢王耀云教授的介绍,感谢李自新教授的指导,感谢郑万育教授在工作初期对我的细心培养,感谢北京复兴医院众多老教授给予的帮助和指点,老师们做人、做事、对待医学的严谨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我,值得我终身向他们学习。
希望,我可以继续完成老师们未完成的梦想,并将梦想和责任传承给我的学生;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带更多的学生,更广泛的传播宫腔镜技术,把我国的宫腔镜技术做精、做大、做好、做强。
编后语
夏恩兰教授被誉为“中国的宫腔镜之母”,正是她的坚持和努力,让更多的妇产科医生了解了宫腔镜技术,挽救了无数女性的子宫,让她们如愿地成为了妈妈。她总说自己是一名草根医生,但草根医生与平民百姓的接触最多,最能体会普通人的疾苦。
尽管夏恩兰教授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但骨子里是个单纯而质朴的女性,她总是将头发梳成马尾辫,她的眼神清澈、慈祥,她的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同事们把她比喻为一盏燃烧的灯,她用心做灯芯,用毕生精力做燃料,照亮了自己的征程,也点燃了他人的生命之光。
采访前,并不知道夏恩兰教授正在医院休养,但她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夏恩兰教授说过,她的梦想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带更多的学生,更广泛的传播宫腔镜技术。这对我的触动很大,在此对她衷心地说一句:您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