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骏祥的子女 “可惜认识你太晚”——张骏祥和周小燕的故事
文艺界有一个说法,当年是周总理牵线做媒,促成电影才子张骏祥、"中国之莺"周小燕结为秦晋之好。周小燕说,总理和邓大姐当年很关心这一批年轻的艺术家,这是真的。不过,总理并没有当他们的红娘,而是在其亲自批准的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里,埋下了他们爱情的种子……
1951年9月,新中国政府派出了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周恩来总理对代表团的组建亲自过问,对每一位成员的讲稿、每一张展出的图片都仔细审阅,还让全体成员出访前集中学习一个月。
这个团的阵容,差不多可用"空前绝后""豪华"来形容。团长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丁西林担任,团员里有郑振铎、李一氓、刘白羽、陈翰笙、钱伟长、季羡林、常书鸿、冯友兰、吴作人、张骏祥,以及团员中唯一的女性——留法歌唱家周小燕。可以说,这个文化代表团几乎集中了那时中国文化界的精华。
对于海归导演张骏祥而言,这是他1939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毕业回来后第一次跨出国门。这次出访的时间之长也是罕见的,从1951年的9月起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回来,在国外过了国庆,过了生日,还过了新年。但也因为时间这样长,才提供了条件让张骏祥找到了意中人,找到了日后的终身伴侣……
代表团的成员虽大多有留美留欧经历,但没人到过南亚,即使季羡林通晓梵文,熟悉印度文化,但也没有到过他的研究对象的国家。印度古老的文化让他们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印度方面给了代表团很高的礼遇,尼赫鲁总理接见了代表团,他的女儿——后来也成为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夫人陪同参观。
虽然主人的安排避免了代表团同下层平民接触,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令人吃惊的、极大的贫富差距。代表团住过某个邦的土王的宫殿,其穷奢极欲令人瞠目。相比之下,代表团偶得一见的农村土地龟裂,水贵如油,而"贱民"即"不可接触者"更是可怜,周小燕亲眼看到有人惊慌失措地从她面前逃走,问了才知道是"贱民"的紧急"回避"。
这些情景让代表团的成员们更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因为祖国的人民已"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了。
代表团不承担实质性的外事任务,游览参观、传达友情就是他们最大的使命。张骏祥和周小燕第一次骑了大象,他们还没想到,数月之后,同团的吴作人将要送一幅"双象图"作为对他们结婚的贺礼。
1938年周小燕远涉重洋去巴黎留学,先后在巴黎音乐师范等学校研习声乐,师从齐尔品等名师。德国入侵后,周小燕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学业,歌唱艺术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战后,她在法、英、德、瑞(士)、捷、波等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被赞为"中国之莺"。本来还打算去美演出,但周小燕归国心切,辗转曲折于1947年回到上海,旋即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举行歌唱会,受到热烈欢迎。
她还不计报酬到大学为师生演唱,交通大学学生会赠她锦旗"唱破这阴湿的天",还有的锦旗上绣着"从黑夜歌唱到天明",有人说这是左派学生的玩意儿,她却对这些锦旗十分珍视。
听周小燕讲自己的往事,张骏祥更为找到这样一位与自己有着类似经历的伴侣而高兴,他们都在西方留过学,又都经历过祖国的苦难,亲眼见证了民族的新生,此时他们都为自己能跟随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作贡献而感到欣慰。
有时妈妈要在客厅里教学生,爸爸便带上门,同两个孩子在卧室里偷着玩,要么一起看漫画,模仿画里滑稽有趣的样子,听故事开心了,讲的人和听的人一起在床上翻滚打闹。有时闹过头了,钱婆婆便来叫喊"床要被压塌了"。
张骏祥爱孩子们不止于儿女,儿女的小朋友、弄堂的小邻居常来他们家看那时候很稀罕的电视,那台苏联造的"红宝石"牌的电视机讯号不好,张骏祥便承担起"技术保障"的任务,用两根铁丝做成土天线不断地调节,虽然屏幕上仍是雪花一片,可是小朋友们对这位大朋友很满意,对张文说"你爸爸真好"。
四十多岁才有了孩子的张骏祥在儿女面前完全显露了他温和柔情的一面,周小燕总说"他比我更宝贝孩子"。
中共九大后,"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观。先是周小燕在1969年10月解除隔离去梅陇劳动,不久"五七干校"成立,又转去奉贤的干校。时隔不多,张骏祥从"少教所"出来,也去了干校。
据周小燕后来回忆,那天她在干校劳动,有人告诉她校门口有人找,她走到门口,只见"一个老头,头发花白,佝偻着身子,拎了个旧包",定睛看才认出是分别了两年的丈夫。
两年的时间不算长,却让张骏祥的模样老了十年都不止。此时女儿已去了黑龙江,儿子中学还没毕业。女儿走前,总算获准去见了父亲,按管教人员的要求,孩子们在见面时要爸爸"不要顽固不化",张骏祥依然沉默不语,只是流泪,最后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们"。
1979年,张骏祥又被任命为上海市电影局和上影厂联合艺委会主任,而1978年他重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也标志着他的政治地位的恢复。
周小燕此时也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又像"文革"前那样,夫妇俩经常同时不在家,或是出国或是到京城开会。忙碌之余,张骏祥最大的心事是两个孩子的前途,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叹道,整日忙来忙去,"两个孩子的前途也无法过问"。
此时女儿已经返沪,儿子还在公交公司做司机,虽然都在身边,但儿女的学业被"文革"耽误,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父母担忧都已二十多岁的孩子如何成家立业。
后来张文有机会去美国,在当地还考上了大学。很多年以后,周小燕还记得女儿出远门时张骏祥的不舍和担心,他念叨孩子一个人走那么远,中途还要转机,身边也没有美金,直到女儿来了电话说平安到达,他才放下心。数年后儿子张本也去了美国学习计算机。
1979年12月,文化部一纸调令,任命张骏祥为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在同时任命的五个副局长中排名第一,并仍兼任上海局局长。
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张骏祥曾几次要求回沪工作,但未得同意,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不免叹息"我年龄大身体不好,没有非扣我在北京的理由,但有时有理也讲不清事",工作上也是"奇忙,越来越忙",超负荷的脑力劳动使这位年过七十的老人不胜负担。到1982年的上半年,文化部和电影局的领导班子都作了调整,免去张骏祥的副局长职务,他终于可以回上海了。
晚年的张骏祥为病痛所困,却常以幽默的态度对之。有一次,几位同岁都属狗的老人,陈鲤庭、汤晓丹、徐苏灵和他聚会,有人发现张骏祥的耳朵不好,但对陈鲤庭夫人毛吟芬的话倒听得清楚。
对此,张骏祥解释:"女人的声音音频高,易听清。"毛吟芬打趣:"那你家那位花腔女高音的声音你最听得清了。"张答道:"不,是听得烦了。"在座的白桦问张为何不用助听器,张回答:"讲话有回音会一道吸进助听器,反而听不清。"白桦说:"那是立体声。"当被问道:"不戴助听器,人家说话不是听不见了吗?"张回答:"我可以装得像听见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