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的后人 苏华:叶恭绰的逸民悲情
1640年,郑元勋(字超宗,徽州歙县人)的“影园”内牡丹花盛开,最奇丽的是,一丛牡丹竟开出五朵黄牡丹。菊以黄为正,君子正其名。随着奇异的黄牡丹盛开,郑元勋也有啧奇正名的盛举:邀各路文人聚集园内,饮宴赏花,拈韵赋诗。
是年,广东番禺黎遂球(1602-1646,字美周),途经扬州,正值郑元勋在园中大会文士,遂参会,以《牡丹七律十首》被评委钱谦益评为第一。女乐歌吹迎于红轿,一时传为盛事,被誉为“黄牡丹状元”。
时过一年,即1644年6月26日,牡丹赛诗盛会的主办者郑超宗在扬州被城民误害,“黄牡丹状元”黎遂球也因《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句,在两年后的赣州守城战中被清军乱箭射死,与其弟黎遂洪同殉节于大明朝。
漫赋长歌遗民史
1933年2月8日,画家、书法家吴湖帆和张大千从上海到苏州,在彭恭甫处进行“正社书画会”第二期集会。“正社”是以苏州籍画家吴湖帆、彭恭甫和寓居在苏州的张善孖、张大千兄弟及名士何澄、叶恭绰为骨干的一个民间社团组织。
这种自由结社的民间艺术团体在民国多的是,无需登记审批,也不曾发生在集会时被警署查抄、拘传的恶行。因何澄(字亚农)年纪最大,且是当时的“南北要人”,所以该社成员多以“亚农社长”和“八哥”(族内排行老八)称之。此后,“正社”和其主要社员张善孖、张大千兄弟在北平举办的多次画展,就是由“亚农社长”策划主办的。
1933年2月8日这天,何澄携一幅《郑元勋临石田山水画轴》前来雅集。这幅名左上有董其昌题跋五行:“沈启南自题画山水云:诗在大痴画中,画在大痴诗外。恰好百二十年,翻身出世作怪。吾于超宗此画亦云然。”画幅上方右侧有郑元勋的一则补题:“此余辛未(1631年)冬临沈石田笔也,时年三十有四,腕力尚稚,然董思白(董其昌)先生已极赏之,为题数语。
画不足存,题不忍废,当赖以传矣。付子为显藏之。崇祯辛巳(1641年)秋重识于影园之蒿亭。
”郑超宗的画作吴湖帆从未见过,惊叹:“殆亦孤本与?画极似查梅壑、邹臣虎一类。超宗殉甲申之难,其遗墨亦绝无仅有者。”(《吴湖帆文稿·醜簃日记》,第二十二页)叶恭绰则看出郑元勋这幅画轴背后有着众多的遗民逸事,边观边说郑元勋当年召开“黄牡丹赛诗会”,乡贤黎遂球成为“牡丹状元”的轶事。
何澄当下语激叶恭绰:“何不效长庆体,题长歌一章于其上?”于是,叶恭绰便在这次雅集结束后把画带回家,查阅史料,详加考证,三月下旬,作好一篇《为亚农题所藏明郑超宗元勋山水画轴》的漫赋长歌,交还何澄。
这篇题跋,先从好古又好客的何澄说起,接着说郑超宗虽工诗画,大名却出自他成为复社后期领袖之后;间写郑超宗被害,其弟郑侠入清不仕,构休园奉母;最后讲郑元勋的这幅画辗转流传于安徽祁门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玲珑山馆”和无锡杨氏家藏,终归何澄名下的流传过程。
《为亚农题所藏明郑超宗元勋山水画轴》,看似漫赋长歌,却是一篇明代遗民简史,亦可视为“多少遗民泪,洒入荆枝尺幅间”的诗史之作。除此之外,里面难免也有叶恭绰返照自己政治生涯的影子。
仕途坎坷一逸民
叶恭绰,广东番禺人,字誉虎,号遐庵,1881年11月24日生于北京,晚年别署矩园,卒于1968年8月6日。
1906年,叶恭绰入清廷邮传部,1908年4月,升路政司主事,五月升路政司员外郎,九月再升路政司郎中,一年之中,由七品办事员升任五品郎中,遂在邮传部崭露头角。一年后,升任承政厅任厅长。越一年,被任命为铁路总局提调。
然而,1911年,继徐世昌为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以“专权糜费”之由,免去了他铁路总局提调的职务。未久,盛宣怀就因推行“铁路国有”惹出乱子,被清廷革职。盛宣怀下台后,叶恭绰官复原职,仍署理铁路总局局长,并执掌全国铁路督办。
辛亥革命,南北交战和议和期间,叶恭绰上午在邮传部办公,下午到袁世凯的官舍商讨政治途径,曾就清室逊位、力促北方共和,提出过若干建议。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表示坚决拥护共和的誓词即由叶恭绰执笔。同年,叶恭绰开始兼任交通银行帮理(副总裁),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中国银行,并且成为民国一个政治派系“交通系”的灵魂人物。
南北议和后,邮传部改组为交通部。叶恭绰以路政司司长的身份兼任铁路总局局长。其间,提出“今日第一在赶急造路,其他皆不成问题。诸如国有、民有之争,内债、外债之别,皆枝叶上事”的主张,并为此采取向全国国民征询意见的方法(此举较之如今我们的征求民意或“市民听证会”,早了一百年),形成了铁路布局的基本思路:其一,国际上设法缩短欧亚交通之途程,直接与西比利亚铁路连接。
其二,国内宜迅速建筑纵横两大干线,一为横断亚陆之陇海线,一为纵断线,另之粤汉线,使之早日接通京粤。这个思路,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后来中国铁路建设的战略布局。
1913年12月,叶恭绰任北京政府路政局局长兼代交通次长。1915年6月,庄蕴宽发起“三次长参案”,所参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张弧和交通次长叶恭绰被谕令停职;涉案者还有津浦、京汉、京绥、正太、沪宁五路局长,史称“五路大参案”。
1917年,叶恭绰出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1918年10月,因在西原借款问题上与顶头上司、交通总长曹汝霖意见不同,叶遂辞职告退,周游欧洲。1920年8月,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叶恭绰为交通总长。由于骂各地军阀胡作非为,破坏路政,被军阀怀恨,于1921年4月被排挤出内阁。
同年12月,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叶恭绰仍掌交通总长。1922年1月19日,吴佩孚领衔六省督军省长,电请大总统徐世昌免梁士诒内阁总理之职。一周之后,与梁士诒一起避地天津。5月5日,奉军战败,直系上台。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通缉梁士诒、叶恭绰,叶遂逃亡日本。
在流亡日本期间,叶恭绰完成其重要著作《交通救国论》。1923年4月,叶恭绰返回广州,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1924年9月,由奉军支持的段祺瑞组成临时执政府,叶恭绰奉孙中山委派北上,第三次出任交通总长。1927年6月,军阀孙传芳、张宗昌,与张作霖结盟,组成了“安国军”,拥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在北京组织军政府,聘叶恭绰为财政委员会副会长。
蒋介石统一南北后,叶恭绰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不得不避地上海、苏州。1932年1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孙科组织南京国民政府,邀其出任铁道部长,然而这个铁道部长仅仅当了月余,就随着孙科去职而去职。从此以后,叶恭绰再不言政,专事文化事业。
《为亚农题所藏明郑超宗元勋山水画轴》漫赋长歌,实际上也言明了他自己台上台下“贞不绝俗、抑有所不得已耶”的政治心路(《矩园馀墨·啸明楼藏旧朋尺牍跋》)。可惜,不少写叶恭绰的人,只能罗列其从政的种种官衔和文物收藏的林表,而不识他种种风光之后的这般逸民悲情。
末路悲情忧愤亡
1937年,“岭南近代四大家”之一的黄节遗属将黄节生前所藏《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送交王秋湄保藏。王秋湄深知叶恭绰酷爱“可具寻显晦之迹”的乡邦文献,于是转托叶恭绰永保之。同年11月,由上海避居香港时,叶恭绰亦同其他所藏书画一并携带而去。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准备攻占香港。叶恭绰“既不欲入重庆,因拟姑至桂、黔间。已订航空机位,以不能多携行李,遂选所藏书画之尤者,截去轴首拖尾,乃至引首、题跋。扰攘竟夕,多所抛弃。乃凌晨知机位为豪宗所夺,无法与争。飞机竟不再开,而断者已不可复续,此卷亦然。后虽强为粘合,终难熨贴。此亦平生遗憾之一事也。”
这段写于1958年的回忆,有重要的三点可兹注意:一是他叶恭绰不愿返回当时正面抗战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二是也无返回汪伪制下的沦陷区之想,此是典型的逸民之行止;三是《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乃为此次准备离港到桂林、贵州避难时,“截去轴首拖尾,乃至引首、题跋”的“书画之尤者”之一,“后虽强为粘合,终难熨帖,此亦平生遗憾之一事也”,指的就是这幅诗卷。
1949年8月,再避香港的叶恭绰展观此诗卷,题下了“时局变迁,余欲归老穗垣,竟不宁厥居,遂又流迁徙香港。所藏书画、古物、历经离乱,毁失殆尽。此卷,幸抱持未失。然竟不能有所阐述,重负秋斋见托之意矣。”这种笃于故旧之托,极重乡邦文献保存的深情表现,由此可见一斑。
1954年6月5日,已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叶恭绰第二次在《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上题跋,内有:“余老且死,并无归骨故乡之念。遗令将安息于京西翠微山麓。因非恋恋于一丘者,特以历史名迹,一旦荡为飘风,意安能无动?故述记于此。后之见此卷者,当有同情焉。”然而,当时见此卷者,对这位于国家贡献甚多的老者,并没有丝毫同情之心,1957年照例打成“右派”。
1958年,由“逸民”成了“右派分子”的叶恭绰,三题《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余以重乡邦文献,喜得此卷。恒以付托无人为虑。今年七十七矣,偶展此卷,感怀万端,因题一律。后之览者,当知余书此时之情何苦也。”这首记述《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流传过程的律诗,真属“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的悲歌,只是有些后人读过也不知悲,更遑论其中的情怀了。
1960年12月,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叶恭绰,又开始担心起乡村因写“大字报”、“写标语”用毛笔及纸墨量过大,而造成真正的使用者用不上好笔的问题,于是乎作了一篇《论书画工具之供应》之文:“各地无不写‘大字报’,可能需要千万枝毛笔。
是否听其缺乏?如年需一二千万支毛笔,而谓不可能于其中制较好之笔一二十万枝,以供艺术上之需要,此又何理?因此,制毛笔所需之原料,如狼毫、兔毫、马毫、鸡毫等,本非缺产,乃等弃物,即言经济,亦太矛盾矣。”
然而,政治是不讲用什么狼毫、鸡毫的。“文革”兴起,大字纸用纸、用笔什么时候也没短缺过。1968年《光明日报》刊发《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叶恭绰》一文,叶恭绰看后一病不起,八月六日,忧愤而死。对中国近世文化做出贡献巨大的人,反倒成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卓尔堪说:“遗民惟重末路,”而至此,叶恭绰这个逸民也不成为逸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