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严歌苓:性格决定命运

       有一天深夜,无意中读到张爱玲翻译成英文的一篇文章的中英文对照,惊诧不已,心里叹服张的英文真的臻于准确细微至炉火纯青的程度。天才果然是天才,并不会囿于某一种语言。可惜张爱玲当年在极为艰难的环境里撰写的英文小说,犹如泥牛入海,基本上没有得到西方世界的任何回应,连发表都难上加难。​

       同样在成年后才旅居美国的严歌苓却不一样了。她如今在中文世界里声名日隆----她的小说只要先写个名字,就马上会被知名电影导演们出重金抢购;无论在旅居的美国还是在大陆台湾香港,拿奖无数之外还得到即便是最严苛的文艺评论人士的极高评价。此外,她还是好莱坞的知名编剧,在英文创作世界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张爱玲与严歌苓都堪称现代中文世界里的传奇,从两人的家庭、文字、天分、成就乃至于个人故事,均如此。但两个人的际遇却大不同,张爱玲基本上没有享受到才华与勤奋带来的红利,一生多舛、拮据经年、孤独以终。

严歌苓在生活中家庭圆满,事业方面则在东西方的文艺界均得到了很高的地位,此外仅仅凭借手中的一支笔,严歌苓早已实现了“财务自由”,甚至有可能已经迈入“富豪”的行列。​

        那么,是什么让张爱玲与严歌苓形成如此大的差异?个人认为,除了时代与环境因素相异之外,两人的性格不同带来的面对世界、应对挫折、落笔成文的方式等等极为不同,而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两人的不同命运。

      用那句“知世故而不世故”来形容严歌苓,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张艺谋将其小说《陆犯焉识》拍成电影《归来》,本已享有盛名的严歌苓的知名度在大陆更为高涨。

即便不太喜欢各种应酬,严歌苓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每每被“牛人”们邀请后不忍拒绝便又“食言”参加一些新书与新电影的推介会,便又说:没有办法呀。这就是她,无论什么情况多年如一日地坚持每天写足六小时,业余做一个贤妻良母照顾好家人与宠物,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又会与这个世界及江湖达到一定的融合。这与她所写的小说有点共通处,即她对人性包括其黑暗面有极深的透彻了解,同时却又有温暖宽容。

     张爱玲则有点类似于“一个也不饶恕”的旁观者。在她的笔下,谁也别想得到宽谅。即便是对于看起来彼此十分欣赏的好友苏青,她也耿耿于怀于苏早年与胡兰成也有过暧昧情缘,在张自己出国后有关私人感情的文章与照片录里,一笔一个角落都不愿留给苏青;对于自己的母亲,她记恨从前种种,居然在《小团圆》里毫不留情地揭露母亲曾为其生病种种而与医生有短暂私情,却不体谅母亲如此做的缘由,在其他各类提到母亲的小说或散文里,每每落笔都既不留情,而在母亲去世前写信请她去见最后一面,她犹豫再三却还是决定不去,即便是收到母亲去世后托人辗转送来的遗产及小箱子,也基本上无动于衷……张爱玲对于这个世界的感觉与态度,可以从其年轻时所写的小说《金锁记》中略窥一二,她洞察世界与人性的态度,犀利深刻、黑暗冰冷,不带一丝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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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站在东西文化的“中间地带”,严歌苓用多元视角拷问人性,用包容心去面对社会,对每个人包括作恶的人也充满了慈悲心肠;张爱玲可谓中国现当代第一代致力于表现人性丰富深刻的作家之一,有着较为明显的自我和个性意识,通过“逼视人性”来展现自我,对于看似善良的人也要不停歇地挖掘以展现“人性的小”。

     可以说,严歌苓吸收了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人”的价值观的透视,开始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判断来重新审视“东方人类”。张爱玲虽也在成年后到了美国,但她的思想意识仍然停留在从前,也从未真正融入西方社会。

    即便同样写女性,严歌苓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在各种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磨砺辗转,呈现出令人震撼的丰富深邃的“人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悲悯之情。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却缺少实质上的敬重与尊重,总是带着冷酷、狭隘与悲情,从某种角度有点像是她自己的某种遭际。

     严歌苓曾说:“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读者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张爱玲则说过,“生于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于是,抵达美国严歌苓干干净净放下从前小我的荣辱包括种种不幸遭际及失败婚姻,重新出发,在各种营养里滋养自己,成为今日的严歌苓;张爱玲却从来没有放下出国前的得失成败、感情经历、愤懑情绪,将自己的过人天赋注入写“从前的故事”,一直到在纽约的公寓里默默离世。我们也只能看着她的天赋凋零,心痛不已却爱莫能助。​

     是的,我们最终会成为自己选择的那个人,严歌苓或张爱玲或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