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茜黄克功 《黄克功案件》:多少个刘茜才抵得上一个黄克功?

另外,本文在一年前刊出后,也引起一些朋友批评。但很诚实的说,他们都没有回应本文的几个关键问题:整风前后,刘茜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变化;红军可以不执行国民党的法律,但还有党和红军的纪律,即党纪军纪于国法;最根本的是,黄克功仍然喜欢小资产阶级女学生,说明的是他作为一个红军干部,内心仍然有小资产阶级的一面与红军干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冲突。

因此,虽然有不少批评,但始终没有回应,因为对话不在一个频道上,也就无法有效对话了。】

《黄克功案件》:多少个刘茜才抵得上一个黄克功?

岳峙

涉及党史的片子向来难拍,涉及军史更难拍,涉及党史又涉及军史,那就可想而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克功案件》能拍出来上映,已经殊为难得,这要是还吐槽,就显得有点不近人情。但看罢之后,不能不说,槽点还是太多了。

首先是事实问题。

1938年的国民党报纸上刊载的张灵甫照片,穿戴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式军服,这也就算了,我们不去说。毕竟,这和黄克功杀人时用的那把小手枪一样,虽然不符合史实,但看着更SEXY,就当是为了吸引女观众吧——还有女观众是冲着扮演黄克功的演员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里扮演了方家二公子,帅得一塌糊涂,所以才去看的。

片中主角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说,长征过草地的时候,他昏倒了,是黄克功过来给他嘴里放了一块生姜,才让他苏醒过来。雷经天昏倒在草地里是真,有人给他生姜也是真,但给他生姜的并不是黄克功,而是雷经天的红七军老战友莫文骅,后来也是开国中将。这个移花接木我们也忍了,可以理解为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以使雷经天和黄克功的关系更有戏剧性。

时任延安抗大训练处处长本来是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刘亚楼,片中变成了名不见经传的李兴国,我们也接受了。毕竟这位同志在片中说了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话,如果完全依照史实,有损刘亚楼将军的形象。

还有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按照案件经办人、老红军陈复生的回忆,是由莫文骅在现场宣读的,但片中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雷经天,这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为了加强主角雷经天的角色形象。

但原本担任公诉人的,也是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同样是莫文骅,但在这里换成了胡耀邦。这个改换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必要呢?是为了让年轻的耀邦同志露个面,加深一下耀邦同志从这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公道、正直、懂得平反冤假错案?还是莫文骅不适合露面?有点难以理解。

还有片中出现了好几次的延安战地医院,还有不少伤员。那时候抗战刚开始,国共内战已经以和谈告一段落,延安是八路军的大后方,要是都有那么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伤病员,按片中的表现看,起码得是刚从火线上下来的,要是这时候日本鬼子都能进攻延安了,红军还打得血肉模糊,那还抗个什么战,还怎么持久战?

吐槽过后,我们来严肃的谈谈这个片子。

片中的主人公现在也许很多人都不甚了了,其实都大有来头。比如主角雷经天,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广西发动革命,后参与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但也曾先后三次被开除党籍,最后一次是在1931年在中央苏区,一直到1938年才重新入党,1945年才彻底平反,承认他的党龄从1925年算起。

长征的时候,他从战士被贬为伙夫,路过广西时曾有人建议他干脆离开中央红军的长征队伍,返回广西,重建根据地,被他拒绝。照此推算,在黄克功案审判的1937年10月,他应当还没有重新入党,也就是说,还不是共产党员。

解放战争中他曾被调任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政委(纵队司令员为曾生),解放后曾任广西省政府副主席、华东政法学院院长、上海社科院院长等。

关于黄克功,现在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一般资料都说他是江西南康人,1930年在江西参加红军,但据经办此案的陈复生回忆,黄克功实为河北邯郸人,随叔叔南下经商时在江西参加了红军。此后,历经中央红军的所有重大战役,到长征结束时,已经升为团级干部。而且,在长征中的娄山关战斗中,他率所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奉调进抗大学习之前,他曾担任中央红军红四师11团政委。

红四师的前身原为中央红军红三军团,长征中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分道扬镳后,一方面军所余部队不到万人,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调任总指挥,红三军团番号撤销,所辖部队改编为红四师与红五师,11团隶属于红四师。在黄克功担任政委之前,该团政委先后为张爱萍、王平,后来都是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

片中称黄克功为“老红军”,并不是说他年龄大,在当时的陕北根据地的语境下,特指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一般来说,经历过长征九死一生的锤炼,剩下来的,可谓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革命意志无比坚定。但也有例外。黄克功担任政委的红四师11团团长邓国清就是一个例子。

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那么艰苦的环境都过来了,但是到陕北后,却突然离队开小差回老家做生意去了。按照王平上将的回忆,就是在那次事件之后,一军团总部对红四师和下辖各团的干部进行了调整,原任干部调入红军大学学习,从原一军团抽掉了一批干部到红四师和红五师任职。照此推测,黄克功短暂担任11团政委,应当就是在这次干部调整之后。

黄克功调任红11团担任政委不久,红四师就又经历了一次全师上下的干部调整,原任干部也被调入红军大学学习,黄克功应当就是在这次调整中进入红军大学学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大学改编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学习结束后,优秀分子被留校担任各大队队长。也就是在这时候,黄克功担任了抗大第十五大队队长。

抗战开始后,沦陷区大批青年学生涌往延安,刘茜从太原到延安时虽然太原尚未失守,但离沦陷也已为期不远。这些学生到延安时,八路军已经到达前线,开始与日军作战,前方干部奇缺。因此,这些青年学生大多被编入抗大学习,学习结束后即分发到八路军各部队工作。刘茜到延安后,进入抗大学习时,就被编入了黄克功任队长的抗大第十五大队。

这时候的刘茜才16岁。按现在人的眼光看,16岁才刚初中毕业,还很小,不过在当时来说,已经到了及笄之年,情窦已开。黄克功当时26岁,正团级干部,现在看当然算得上年轻有为。但在红军队伍里,这个年龄的团长已经比比皆是。杨成武比他小三岁、陈锡联比他小四岁,也都已是团级干部,杨成武甚至还在抗战开始前担任过师长。

不管怎么说,在刚到延安的女学生眼里,黄克功这样的战斗英雄,又经历过长征,按照陈复生的回忆,长得还很帅气,自然算是偶像派加实力派了。没多久,两人就谈恋爱了。

后来,不少人都说,当时导致刘茜与黄克功发生分歧的原因是,黄克功提出要结婚,而刘茜认为太早。其实,直接向心仪的姑娘提出结婚,并非什么太离谱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时任抗大校长的林彪身上。时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莫文骅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了林彪的这桩轶事:

战场上林彪作为一名战将肯动脑子打仗还是很有办法的,可在“情场”上却显得有点“木”。别人给林彪介绍了一名抗大女学员,见面前介绍人没跟女方讲明,只是将女孩子带到林彪处就离开了。女孩子尚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事,静静地坐在那儿等着校长说些什么。

可等了一会儿,林也没说话,两个人尴尬地坐着,林彪突然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嚷:“我不干!

我不干!”跑掉了。事后,我们开林彪的玩笑,埋怨他太直太急:“情场不比战场,哪能直来直去,猛打猛冲,也要讲点战略战术呀,结婚的话可以以后再说嘛”。可林彪有他的道理:“这话反正早晚都得说,晚说不如早说”。

类似的还有许世友。当时的许世友为红九军副军长,也是在前线,别人把一个姑娘带到他屋子里,说是领导谈话。去后坐了半天,他一言未发。过了一会,就直接说,就这么定了。姑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什么定了?许世友说,明天结婚。就结婚了。这个故事在电视剧《上将许世友》里也有。

对于林彪、许世友和黄克功这样把命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革命战士来说,婚恋要讲感情,这是肯定的,起码得自己看着不讨厌,但如果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光谈恋爱不结婚,那肯定不行。尤其是在当时战事紧急的时候,戎马倥偬,也没那么多工夫去柔情蜜意、你侬我侬。结婚三天后赶赴前线上战场的也大有人在,当然也有人一去不返。

但黄克功的悲剧在于,他看上的这个女学生不光情窦初开,才刚开始谈恋爱,需要享受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她是受了现代教育但还没有接受完整的革命教育的时期。众所周知,民国时期,识字率不到10%,(实际上是99%的人不识字,《北平无战事》里的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梁经纶就这么说),女人能识字的就更少了,能识字而且还读中学的,大多数都出身于非富即贵的家庭,百不及一。

所以,在当时那些投奔延安的进步女青年而言,她们不仅自视为现代女性,还是现代女性里的进步者。

现代性这个东西,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在革命的20世纪里,在男青年身上多数表现为革命、造反,在女青年身上,往往就是追求爱情。一群革命的男青年,和一群革命的女青年在一起,还能有什么呢?当然只能是革命加爱情。

对向往革命、投奔革命而来但又尚未经历过残酷的革命斗争的女青年来说,她们对革命的理解当然充满了浪漫的想像。就像今天的小资女青年喜欢韩国的长腿欧巴一样,在当时的延安,女青年崇拜的是那些骑着马、挎着枪、走到哪儿都跟着勤务员、威风凛凛的红军干部,可不是衣衫褴褛的普通红军战士。

但投奔革命的女青年因为受过现代教育,很快就会发现,那些表面上看着英姿飒爽、完全符合自己想象里的革命恋人形象的红军干部们,实际上一点也不浪漫。

对久经沙场的老红军来说,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显然要复杂、现实、残酷得多。正如刘伯承元帅曾经说过的,革命是什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是要死人的。也就是说,老红军们对革命的理解并不是投奔革命而来的小资女青年理解的那种浪漫,而是在生与死之间搏击,每一刻都有牺牲的可能。当然,这不是说革命战士就不浪漫,但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是“刑场上的婚礼”的那种,深沉、透彻的浪漫。

对一个合格的红军指挥员来说,因为他们人少、枪少、“本钱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评论白崇禧桂军语),所以他们必须在作战时必须精打细算,要用最低的投入来博取最高的回报,如果发现可能会亏本,这买卖就不能做了。对于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红军指挥员来说,这种算计实际上已经成了本能。

所以,他们更习惯于现实、直接的谈问题,而不是像热恋中的恋人那样浪漫。所以林彪才说,反正这话早晚都要说,晚说不如早说。言下之意当然是,行就行,不行就拉倒,费半天劲谈到最后还分手了,那不是太不划算了吗?

所以说,黄克功和刘茜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悲剧。因为俩人的三观实在差得太多。

当然,有人会反驳说,那时候也也很多其他红军干部找了女学生,大多数后来都很幸福美满,没有悲剧嘛,凭什么黄克功和刘茜就一定要悲剧?

史实确实是这样。但需要注意的是时间。黄克功和刘茜从萌生爱情到发生惨案,前后不过两个多月,三个月还不到。国共内战已经结束,抗战才刚开始,作为后方的延安还很安全,刘茜还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铁血考验,还不能理解刘伯承说的那种革命,对革命的理解还停留在“娜拉出走”的层次。

陈复生后来回忆黄克功案时说,此案如果发生在长征前,黄克功可能不会死。又说,他2000年去看望张震时谈起黄克功,张震也认为,“他要是不留在延安,在前线就不会死了。”可谓道破了此案关键。

如果是在长征前,黄克功如果碰到姑娘,不会是刘茜这样受过现代教育、对爱情还满怀美好幻想的新女性,她就不会对黄克功提出结婚的要求感到匪夷所思;如果黄克功不是在延安,而是上了前线,碰到一个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姑娘,那时再提出这样的要求,对方也不会觉得不可理喻;又或者,如果黄克功不是急于上前线,而是能够留在延安,和刘茜慢慢谈,结果也未必会很糟糕。

我们在这里插播一下张琴秋同志的故事吧。她在上海读书期间与矛盾先生的弟弟沈泽民相识,结为革命夫妻,后来一起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奉命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沈泽民留守根据地,不久病逝,张琴秋随军远征,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来又担任了红军史上唯一的妇女团团长兼政委。

1936年7月,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又和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为夫妻,双双参加红四方面军西征。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与徐向前离开队伍回延安汇报,西路军余部在祁连山一带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仅有李先念率一小部分部队幸存了下来,张琴秋也在此时被俘,后送往南京关押。

国共合作抗战开始后,她被释放,回到延安。抗战期间,陈昌浩赴苏联治病不归,张琴秋1943年又与同为红四方面军战友的苏井观结婚,相伴到老。

虽然结了三次婚,但她对每段婚姻都十分认真,陈昌浩因为脱队跑回老家,到延安后被批判,张琴秋也不离不弃,一直到陈昌浩赴苏,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才和苏井观结婚。可以说,在革命队伍里的爱情和婚姻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也包含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所以,如果刘茜经历了革命战争,对黄克功就会更加理解。如果经历了整风运动,投奔革命而来的青年们对“老革命”、“老红军”能够超越当时的浪漫主义想像,多一些更深的了解,就不会是这个结果。

但不巧的是,黄克功和刘茜的相遇、相恋却恰好发生在了一个不该发生的时间窗口。一开始浓情蜜意,很快就意见不合,终至于拔枪相向刘茜惨死。而此时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一败再败,速败论甚嚣尘上,国际上对中国抗战能坚持多久普遍怀疑,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看到,此时正是共产党扛起抗日主力大旗之时,不仅要在前线和敌后攻城略地,布局下子,更要做好国内外舆论宣传工作,以收人心。

就在这个时候,作为自己的井冈山老部下,竟然如此不识大体,为了儿女情长的一点小事,就开枪打死了人,处理不好自然会让海内外对共产党失望,自然只能从严从重处分。

在审判结束后,参与审判的陪审员合议时,其他人都无意见,只有抗大训练处长李兴国坚决不同意对黄克功判处死刑。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命题。

在延安,边区还没有法律,所以谈不上什么依法判处,但他却能拿出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法令。按照那个法令,对于有功人员犯罪,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其他人无言以对,只能再三重复,“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老掉牙的口头禅。

这种说辞实在太容易反驳。只需反问一句,如果刘茜没来延安,而是留在太原,面对日本鬼子(此处请自觉脑补《金陵十三钗画面》)……千千万万和刘茜一样的年轻姑娘就是这种遭遇,谁会跟她们讲这些所谓的天理呢?

这自然不能说服李兴国,也不能说服其他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指战员们。李兴国认为,苏维埃的法令是红军用献血换来的。所以,不要说一个刘茜,就是十个刘茜、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

更何况,抗战伊始,正在用人之际,各部队到前先后队伍壮大得很快,都向延安打电报要求多给他们分发些干部。这时候,像黄克功这样有大功又能打仗的干部,自然很受欢迎,为什么不能让他上前线戴罪立功呢?而且,片中也提到,就是在此案发生之前不久,在国统区西安,也发生了张钟麟杀妻事件。

在一班黄埔同学的联名请愿之下,蒋委员长不顾舆论谴责,甚至连一向必须给面子的蒋夫人宋美龄都对张钟麟的行为感到强烈愤慨的时候,依然下令特赦,让他改名张灵甫上了前线。

应当说,李兴国的看法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一般红军指战员的看法。所以,按照莫文骅回忆录记述,教育长罗瑞卿同志念及黄克功出身贫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又年轻,曾去找主席说情,被批驳而回。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同志,也写了报告给毛主席,提出减刑意见。也被毛泽东驳回。

黄克功不仅是一个红军老战士,而且还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可谓毛泽东的“黄埔系”。所以,毛泽东不但没有对他法外开恩,反而有着比一般干部更严格的要求。所以,雷经天和罗瑞卿的求情最终引来了毛泽东雷经天那封著名的信: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毛泽东要求将他的这封信在公审大会上当众宣读,这自然不止是读给雷经天、黄克功和在场的人们听的,而是给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人们听的。这封信的意思就是,正因为黄克功是红军,是红产党员,所以对他的要求必须要超过一般人,从而对他的处分也就比对一般人更严厉。

就此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命题,党纪高于国法。其意义也就是,党纪的要求要比国法的要求更高,国法可以管普通人,也可以管党员,但党员除了执行国法,还必须执行党的纪律。李兴国看到的只是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而毛泽东看到的则是,一百个黄克功也比不上共产党员和红军的纪律与荣誉。

曲终奏雅。《黄克功案件》就在毛泽东的这封信宣读完后落下了帷幕,很显然,面对毛泽东的信,无论是黄克功,还是李兴国,都是无可辩驳的。好在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一开篇就承认了,“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对一个百战余生的革命战士而言,这已是莫大的荣耀。

黄克功在押期间,毛泽东还让贺子珍去监狱中看望过黄克功。这不仅是因为黄克功和贺子珍是江西老乡,更是因为他是井冈山的老战士,毛泽东有另一种特别的感情。1938年,在延安的井冈山的老战士们提出,要和毛泽东合影,毛泽东欣然同意,并在照片上题写了“井冈山的同志们”。

直到晚年,毛泽东海曾对硕果仅存的几位井冈山的老同志感慨过,“井冈山上下来的同志不多了。”不能不说,“井冈山的同志们”之于毛泽东,就像自己的孩子。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在挥笔写下给雷经天的那封信的时候,也许毛泽东心里也想起过,“谁让黄克功是井冈山的同志?”在毛泽东而言,既然党纪高于国法,井冈山的同志表现自然也应当优于其他同志。

总结起来说也就是,黄克功不仅突破了作为人的底线,触犯了基本的伦理原则,也突破了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的底线,触犯了党纪军纪,更突破了他作为一个井冈山的同志所应有的道德水准。所以,他只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