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共二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

[摘 要]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问题,学界存在诸多不同认识。认识不同,源于标准不同。根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判别标准有两个: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

照此标准,笔者认为,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东西”,包括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奋斗路径和目标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中共二大

[文献标识码] D231 [中图分类号] A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判别标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着的各种实际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日益相结合的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就包括肇始、发展、丰富和深化等不同阶段。本文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这个问题,就是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从什么时间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

为此,就要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标准进行界定。毛泽东对此曾有过深刻论述:“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毛泽东把“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相互关联、相互一致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对理论的认识并丰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

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解决中国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创造些新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这两个主要方面。

两者缺一不可,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结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评判标准主要包括以上两个要素,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也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来分析,即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的观点与辨析

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问题的主要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开始算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尽管那时并不是真正自觉地‘中国化’,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标准、科学”(何一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主要有1898年说、1899年说、1902年说、1912年说等几种看法。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间的观点,主要指“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或者称呼)传入中国的时间。

笔者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于西方的学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及其巨大的实践价值还缺乏认识和了解;他们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并不是出于信仰,更没有把这种“主义”与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正如李大钊所言,这个时期“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应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邱建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俄国十月革命确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寻找民族出路的新希望。尽管从那时开始,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探索中国道路的目光转向了俄国,但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还仅仅局限于少数先进分子之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是一种朦胧的向往;客观实践中,也并“没有对萌发中的工人运动发生任何实际影响”(肖浩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根据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判别标准,在那时还根本谈不上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

第三种观点,有学者提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标准有五个基本要件,即:“谁来化”(即承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历史主体)、“化什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对象)、“为什么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怎样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即国家、社会需要的程度)。

按照这五个要件,1920 年前后中国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即1920 年前后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参见张远新、张正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新谈》,《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与此相类的是,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李大钊等在1920 年前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水平,二是李大钊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从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运用其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之日算起。(参见张世飞:《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与形成标准——兼与张远新等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 8 期。)

笔者认为,不管是“五个要件”,还是“两个标准”,都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际过程,也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实际效果的要件。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主要还停留在介绍、宣传阶段。

如李大钊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只是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认为只是把“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1920年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的局限性。

事实上,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以至于在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还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争论。

第四种观点认为,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从思想传播进入理论运用和实践结合的阶段。(参见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并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一大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及方针政策,也没有确定党成立后的具体工作任务。

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制定具体的革命纲领至关重要。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大时也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

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包含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理论上的起点是五四时期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而实践起点同样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参见刘柳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探寻》,《求索》2011年第4期;周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及主体特征》,《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1年第11期。

)五四时期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当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思想界逐渐发生分化而出现的一场关于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争论。

学界对于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至今还存在不同看法。一般认为,胡适挑起这场争论主要是针对李大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也有学者认为,胡适文章攻击的主要目标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

(参见李良玉:《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基于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这场争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