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阴法唐 《祖国》杂志专访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老将军的西藏情
阴法唐,生于1922年,山东肥城市桃园镇张里庄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陇海战役、鲁西南战役、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大西南作战等战役。
1950年,接受进军西藏、解放和建设西藏的任务。1980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第二次进藏,被中央任命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同时被军委任命为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
在此期间还被选为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第三届政协主席。1985年7月调出西藏,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委。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作为西藏解放和发展的见证者,94岁的阴法唐将军虽已离休多年,但仍然很忙。
“天天忙,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不上,晚上还得加班,不亚于上班族。”见到记者时他如是说。尽管如此,他依然乐此不彼,只要是有关于西藏的事情,他都会欣然接受采访,并如数家珍的讲述给我们听。
解放西藏很复杂
据阴法唐回忆,解放西藏问题最早被提出,是在1949年的2月,也就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前。那时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中国来,毛主席跟他谈了关于西藏的问题。毛主席说: “西藏问题并不难解决。
但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所以在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在解放兰州时,毛主席就给彭德怀发了电报,大意是在攻打兰州的时候要十分注意尊重和保护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放西藏做准备。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明确说要解放西藏。 直到建国以后,也就是1949年10月1日之后的第十三天,当划分战区的任务时,毛主席把云贵川康和西藏的解放交给二野和十八兵团。
后因二野正在进行大西南战役,毛主席考虑到整个西北解放得早,青海到西藏道路平坦好走等,就又把解放西藏的任务转交一野。
彭德怀派人调查,调查人报告说:“西北进藏,困难很大,难以克服。如果要从西北进藏,光准备工作就得两年。”于是,彭老总就赶紧报中央。当时毛主席在访苏途中,路经满洲里时,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美国开始插手西藏,西藏搞“独立”的趋势抬头,他立刻转变了思想。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当1949年12月30日毛主席接到彭德怀的报告时,就着急了。
西北不能进那就改从西南进,他立刻致电中央和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与贺龙,既然西北不能进藏,那么还是由西南承担。1950年1月2日,毛主席给刘、邓去电报,1月7日刘、邓就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拟定由张国华和十八军承担进藏任务。
毛主席10日表示同意,并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中央于24日批准同意西南局上报的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的报告,张国华任西藏工委的书记。
阴法唐将军对记者说:“解放西藏开始选择的是和平解放。首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经规定,在没有解放的地方可以用解放北平或绥远的方式,而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解放的,西康、云南、湖南、宁夏和新疆也都是和平解放,这个既定方针具有全局性。
其次,西藏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在长时间,特别是从清朝末年后,在帝国主义的入侵、挑拨下,分裂主义势力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分离出去。
从1904年英帝国主义侵藏,到后来西藏成立外交局,直接开展外事工作。种种说明西藏的情况特殊,需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如果使用武力,不但容易毁坏西藏的文物,而且过去汉藏矛盾很深,要是再加深矛盾,就更难解决。此外,进军西藏,从自然条件来说,困难确实大。基于以上几个原因,中央主张采用和平解放的方式。”
解放西藏历艰辛
既然已经定下了和平解放的方式,当时中央就按照和平解放西藏的目标开展工作。主要是分为三条线:第一条线,是中央通过外交直接做工作,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印度也派官员在北京,通过大使馆在印度做西藏的工作,督促西藏有关人员到北京谈判。
中央也通过广播对西藏进行宣传,请一个宗教大师讲话,希望和平谈判;第二条线,进到金沙江附近的部队和藏军直接沟通,希望他们能接受和平谈判;第三条线,直接派人去拉萨。
一共派了四次,第一次,我们的人到那以后被对方打发回来了。第二次,派了密悟大使,博士学位,宗教地位很高,但对方还是不让我们过金沙江。第三次,请了几个活佛。著名的有达赖的哥哥,还有几个比较知名的活佛一起到西藏去,但是到西藏,对方就把达赖的哥哥劫走了,其他人到了拉萨就被监视起来。
第四次,五世格达活佛,他在西藏也很有地位,关系也多,在红军长征时,他曾和朱总司令以及刘伯承打过交道,中央原想请他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后看他决心很大,就同意他去西藏了。
他过了金沙江,到了昌都。英帝国主义当时在拉萨设了一个商务代表处,这些英国人就商量不能让格达活佛去西藏,也不能让他回去,所以最后他就被人害死在昌都。
“当时打仗是迫不得已,因为用和平的手段已无法解放西藏,不得不打。打也是为了和。”阴法唐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了当时解放西藏的复杂背景。在他的记忆中,昌都战役打得特别悲壮。
当时受了很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第一,路程远。从四川到拉萨是两千多公里,如果到边防上,就更远;第二,路难走。有的地方都没有路,有路也比较难走,山多河多,气候也不好;第三,运输跟不上。
配的马匹跟不上,解决指战员饿肚子成了第一位的问题;第四,空气稀薄。高原反应强烈;第五,缺少群众基础。这些都是在其他地方遇不到的。用刘伯承的话说,这就相当于“第二次长征”。 还有一位老红军战士,他在长征途中流落到甘孜,听说十八军要进藏,立刻要求参加十八军,又筹粮食又当向导,可在翻越高山时,因心脏病复发,最后牺牲在山下面。
当时仅过高山牺牲的同志就不少。从新疆进藏的先遣部队中,135个人死了50多个人,这些都不是战斗牺牲的,而都是饿死、累死、病死的。
因为当时中央有规定,“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些战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损害党在西藏老百姓心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