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在狱中 《我的人生档案》 狱友邵洵美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监狱里饥馑成灾,我在长期的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数同监犯那样,得了浮肿病。大腿和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来了。一九六年秋冬之际,监狱当局终于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的医院住院治疗,那里的“人民医生”(因为在这里看病的还有“医务犯”,即犯法前的职业医生)略为检视了一下,便开了个“高蛋白”的药方,我被留下住院治疗。
我吃的所谓“高蛋白”,其实就是黄豆芽、豆腐之类的豆制品,偶尔有几片油煎带鱼。
但就是这样的“高蛋白”,也有神效,我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三天,腿部的浮肿居然逐渐消退下去了。其实这病医生不看,我这个“医盲”也明白,那不过是“饿病”,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一切正常了。
因此三天后,在监狱病房服役的“劳改犯”(即判刑的犯人),就叫我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并为他们喂饭、喂水。我曾向这位自称是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提出抗议:“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他理直气壮地训斥我说:“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我报告管理员,说你对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了,我劝你还是识相点!
……”这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我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阿飞流氓,因为他们是“普通”刑事犯啊。因此,怪不得当这位“头头”“教育”我的时候,那些懒洋洋躺在床上的年轻病犯,个个挤眉弄眼,向我这个政治犯投来蔑视的眼光,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奚落我……
我在医院住了十三天,就给搬到称为“休养监”的八号楼监狱。那个面积长宽各六尺只能住一只老虎的狱室,竟密密麻麻地挤了七个人,还有一只臭气四溢的马桶近在身旁。这里一天虽然也是三餐,但在午晚两餐,都发一个犯人称之为“巧克力馒头”(其实是高粱粉、玉米粉与花生壳的混合品)的杂粮馒头,大约有一两来重,像我这样的食量,就可以吃得半饱了,到底比我原来住的第一看守所的伙食丰富多了。
在这里“享福”不到五天,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被收押在二楼的一个监房里。这在监狱生活里叫“调房间”,同“抄靶子”一样,是监狱生活的例行公事。我一脚踏进狱室的门,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
当管理人员在身后锁好门以后,他抬起头看见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在韩侍桁家里吃过螃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要他不要再说下去。因为我从几年的监狱生活中摸到一个规律,凡是管理人员押进一个犯人后,他虽然把门锁上了,但都会在门外停留片刻,从门上的小监视孔里观察室内犯人的动静,如果发现异常情况,他会马上开了门冲进来,进行盘问,甚至一个个地调出去审问:“你们谈甚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们认识不认识?”如果交代了相互原来认识,马上会被调离,并要你交代彼此的“关系史”。总之,要弄出一大堆麻烦来。因此,当我这么向他示意后,他马上就醒悟了,看来他也是个“老犯人”,生活已教育他懂得了吃这号官司的“规矩”了。
开过午饭后,我同他各自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闭目养神,虽然刚吃过饭,但至多六百cc当时,犯人们习惯以“cc”为计量单位来衡量监狱给的饭食的含量之多少。的菜皮烂饭,仍不堪果腹。因此,饭后闭着眼睛静静听着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
这时,他忽然向门口走去吆喝“报告”,向管理员讨来钢笔墨水,说是要写交代材料。等拿到钢笔墨水后,他却从屁股下面的铺位上拿了几张草纸,放在膝盖上低头写着甚么。过了不一会儿,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写好的草纸塞给我,我向门口警惕地看了一眼,才低头读他写的东西。
原来是一首七言诗,题为《狱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缘幸识韩荆州”一类话,我含笑地向他点点头,表示我看过了,谢谢他的盛情;同时告诉他,这东西马上得撕毁,搁在马桶里,要不给管理员“抄靶子”时发现了,我们都得吃手铐。
说着,我动手把它撕掉,起身掼在屋角里的马桶里,又端起旁边的脸盆,把留下准备擦地板的洗过脸的脏水冲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