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知道有位华裔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文章转自搜狐博客)

为此,中文文学界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重点研讨高行健先生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和思想。在出席研讨会之前,高行健接受了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的专访。
记者:今天是您的70大寿,先祝您生日快乐,也祝您获诺贝尔文学奖十周年。

您的70年岁月我猜也象许多您同代的中国人一样,充满了风风雨雨,在您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什么?
高行健:回顾自己的一生,风风雨雨,太多的经历。一时要说哪个是印象最深刻的,很难说。

我在巴黎呆了22年了,开玩笑说是三生有幸,现在算是第三生了,第一生在中国,第二生在法国,诺贝尔奖获奖以后,我生了一场大病,也可以说是大难不死,又有一生,我自己开玩笑说真是三生有幸。
记者:您是迄今为止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按理中国政府应该以您为骄傲,但事实完全相反。

也许您早已加入了法国国籍,可能不重视中国政府对您的态度,但毕竟您生在中国,而且在那里生活了47年,所以您对政府的冷漠有失落感吗?
高行健:也谈不上。其实我在中国遇到很多问题,不是得诺贝尔奖之后的事情,之前我作品在中国就一直是被禁止的,我人还在中国的时候,作品就是被禁止的。

几十年如此,中国没变,我也没变,状况就是这样,所以我倒不觉得什么失落不失落。
有个身份认同是个很时髦的题目,大家都在谈,我倒觉得这个题目纯粹是个政治话题,跟文学创作没有关系。
我自己开玩笑说,我现在法国国籍已经十七、八了,时间已经很长了。

我不如自认一个世界公民,事实上我的生活也是这样,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活动,都有自己创作的活动。至于中国政府怎么看,对我来讲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
记者:您离开中国的时候是当时中国文坛的先锋派作家代表人物,崇拜您的读者非常多。

但是我前两个月回中国时,在一个聚会上有朋友说,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毕业的没有诺贝尔奖获奖者?我立即说,有啊,高行健就是北外毕业的。但在座的十来个人中居然没有一人知道。

对于中国大陆的公众和读者的不了解,您是否感到遗憾呢?
高行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既然我的作品在中国是禁止的,甚至我的名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禁止的,包括我朋友送给我的礼物,说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一个有趣的礼物,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一百年诺贝尔奖获奖人的传记和照片,唯独缺了2000年,就是我得奖的那一年,他们把这一年跳过去了,我拿到了那本书,觉得是很有趣的,大家一笑很开心,就是一个玩笑。

其实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没有什么太多可遗憾的,因为读者有很多,世界也很大,据我所知我的东西已经被翻成36种文字了,而且中文的读者也是很容易找到的,台湾、香港、包括在新加坡,凡是有华人的地区,有华人的书店都可以找到。

记者:我知道您一直认为作家卷入政治后会影响作品的质量,但无论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怎么保持他自身和政治的距离,他的作品中总是会多多少少折射出政治的影子,所以作家本身和作品这两者与政治的关系有没有矛盾呢?您又是怎么做得呢?
高行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是不是作家自认他自己有一个作品,这在20世纪很时髦,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影响,认为作家就一定要从政,有个政治的介入,有个鲜明的政治态度,以至于作家投入政治,但结果是很悲惨的。
我们回顾20世纪,要不就是作家牺牲自己的创作,变成某种政治的传声筒;要么如果他不赞成当权的、站统治地位的所谓的政治不正确的话,他就被扼杀。

我认为作家在20世纪从政的结果对作家讲是一个教训。
那作家是不是有他自己的看法呢?我认为在超越政治视野以外,作家可以有他自己的看法,恰恰作家应该有他独立不羁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政治的看法。

但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涉及人生和人生存的普遍困境,这些问题都大于许多具体现实的政治。
记者:您原来在中国写的剧作和现在的作品和政治的关系不是很近的,但您在获奖之后的讲话和在六四之后写的《流亡》都跟政治很近的,不是吗?
高行健:既然作家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他有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政治的看法,我并不回避我对政治的看法,这种看法并不是把我纳入到另一种政治中去。

我们大家都知道,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利益、权利的平衡。

如果文学也卷入这种游戏中,文学的价值就丧失了。我认为作家的价值恰恰是人的生存和人的生存环境,如果能做真实的写照,抵御各种各样的政治风潮,而表明人真实生存困境的时候,这样的作品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2010年1月4日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先生70岁生日,也是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10个年头。为此,中文文学界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重点研讨高行健先生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和思想。

在出席研讨会之前,高行健接受了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的专访。
记者:今天是您的70大寿,先祝您生日快乐,也祝您获诺贝尔文学奖十周年。您的70年岁月我猜也象许多您同代的中国人一样,充满了风风雨雨,在您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什么?
高行健:回顾自己的一生,风风雨雨,太多的经历。

一时要说哪个是印象最深刻的,很难说。
我在巴黎呆了22年了,开玩笑说是三生有幸,现在算是第三生了,第一生在中国,第二生在法国,诺贝尔奖获奖以后,我生了一场大病,也可以说是大难不死,又有一生,我自己开玩笑说真是三生有幸。

记者:您是迄今为止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按理中国政府应该以您为骄傲,但事实完全相反。也许您早已加入了法国国籍,可能不重视中国政府对您的态度,但毕竟您生在中国,而且在那里生活了47年,所以您对政府的冷漠有失落感吗?
高行健:也谈不上。

其实我在中国遇到很多问题,不是得诺贝尔奖之后的事情,之前我作品在中国就一直是被禁止的,我人还在中国的时候,作品就是被禁止的。几十年如此,中国没变,我也没变,状况就是这样,所以我倒不觉得什么失落不失落。
有个身份认同是个很时髦的题目,大家都在谈,我倒觉得这个题目纯粹是个政治话题,跟文学创作没有关系。

我自己开玩笑说,我现在法国国籍已经十七、八了,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不如自认一个世界公民,事实上我的生活也是这样,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活动,都有自己创作的活动。至于中国政府怎么看,对我来讲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

记者:您离开中国的时候是当时中国文坛的先锋派作家代表人物,崇拜您的读者非常多。但是我前两个月回中国时,在一个聚会上有朋友说,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毕业的没有诺贝尔奖获奖者?我立即说,有啊,高行健就是北外毕业的。

但在座的十来个人中居然没有一人知道。对于中国大陆的公众和读者的不了解,您是否感到遗憾呢?
高行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既然我的作品在中国是禁止的,甚至我的名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禁止的,包括我朋友送给我的礼物,说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一个有趣的礼物,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一百年诺贝尔奖获奖人的传记和照片,唯独缺了2000年,就是我得奖的那一年,他们把这一年跳过去了,我拿到了那本书,觉得是很有趣的,大家一笑很开心,就是一个玩笑。

其实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没有什么太多可遗憾的,因为读者有很多,世界也很大,据我所知我的东西已经被翻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