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批判周恩来 “四人帮”忌恨周恩来:他的逝世“冲”散了对邓小平的批判
原标题:"四人帮"忌恨周恩来:他的逝世"冲"散了对邓小平的批判
周恩来虽死犹荣,令“四人帮”极为忌恨。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而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反而故作姿态,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全国亿万民众从电视机中看到江青的“表演”后,都极为愤怒。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人民出版社,2008.11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1976年的元月更是滴水成冰。
1976年1月1日,当中华大地进入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中国舆论界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元旦社论。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已经整整进行了十年。其间,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个连着一个,一个套着一个。利用“两报一刊”的社论指导中国政治运动的方向,早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已经习惯于从“两报一刊”的社论中判定中国政治运动的基本走向。
1976年的“元旦社论”,传出了毛泽东对“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精神的“指引”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失控的列车,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向前发展。
1976年1月7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邓小平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批判”,诬蔑邓小平在全国搞右倾翻案、复辟倒退,说邓小平还号称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拼老命也要干。
江青没有料到,她这段批判发言在全国传开以后,不仅没有起到她所预计的批判效果,反而使拥护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支持和崇敬邓小平了。
在“四人帮”控制的报纸、刊物、广播电台、电视台开足马力,连篇累牍地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周恩来逐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方面他以超过常人的毅力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一方面又敏锐地注视着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
在这令人担忧的日子里,邓小平仍然经常到医院去看望周恩来。1975年12月中旬以后,周恩来已经生命垂危,经常处于昏睡状态。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邓小平两次到医院看望他的兄长和老战友。叶剑英、李先念等也都相继到医院看望。
邓小平在接受批判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周恩来的病情和要求。1975年12月20日清晨7时,病情严重的周恩来要找中共中央调查部(改革开放后改组为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谈台湾问题。医务人员用电话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心情沉重地说:“总理病成这个样,他要找谁就找谁。
”12月22日下午一时半,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周恩来医疗组的紧急汇报。28日午夜,周恩来再次病危,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抢救,邓小平被从睡梦中叫起,和其他五位中央负责人赶到三○五医院,陪同邓颖超一起守候在周恩来的病榻边,直到看见周恩来的病情有所回转后,才离开医院。
1976年1月5日,医生们为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邓小平等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直在周恩来的住地守候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周恩来与世长辞。
周恩来的逝世使批判邓小平的会议无形中被“冲”了。这时,邓小平在名义上还主持着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心中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全力以赴,力求妥善安排好周恩来的丧事。
1976年1月8日,即周恩来逝世的当天,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议定了三个内容,一是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二是关于周恩来逝世的讣告;三是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邓小平请示:第二、三项“均须于今晚广播,现送请审批,退汪东兴办理”。毛泽东在9日批示:“同意。”
次日,邓小平再次因周恩来丧事写信请示毛泽东:“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参加葬礼。”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明晨动身;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明晨动身;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今晚动身。
邓小平写道:“政治局对此作了专门讨论,决定仍按主席的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由政治局发一个正式公告,现送上请批示,以便发表。退汪东兴办。”邓小平提出,由他自己约见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乔冠华约见日本驻中国大使,韩念龙约见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予以说明。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方案。
1月9日,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组成的周恩来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等地,下半旗志哀。1月10日、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1万多人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郑重地举起右手,向周恩来致以最后的敬礼。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李先念等向周恩来沉痛志哀,作最后的诀别。在北京医院门前,自发赶来的干部、群众不断擦拭着长流的眼泪,希望能够看一眼周恩来的遗容,表达对周恩来的不尽的哀思和崇高的敬意。
周恩来虽死犹荣,令“四人帮”极为忌恨。当新华社请示周恩来逝世报道等有关事宜时,姚文元下令不许组织悼念此报道。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周恩来逝世后的6天里,只发了两条有关消息。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
而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反而故作姿态,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全国亿万民众从电视机中看到江青的“表演”后,都极为愤怒。在举国哀悼的日子里,“四人帮”下令,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四人帮”的党羽文化部长于会泳竟然强迫文艺单位照常演出,还通知公安机关追查群众打来的抗议电话。“四人帮”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实际上是在与人民为敌,自掘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