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刘敦桢 罗哲文:与梁思成林徽因等古建筑专家的师生緣

追忆与梁思成、林徽因等古建筑专家的师生緣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同时我从事文物古建工作已有60多年。此刻,我不由地想起了培养我学习古建文物工作技能的老师们,特别是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恩师。

在中国营造社的学习与生活

我的老家是四川宜宾,那是个历史悠久、环境独特的城市,因金沙江、岷江等汇聚此处,被世人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上世纪30年代的宜宾街道整齐,风貌秀丽。虽然很早就离开了宜宾,但家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年代,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教育科研机构因抗战搬到了西南地区,都在招考,当时的高中生不管毕业的没毕业的都去参加考试。

1940年,因抗战,营造学社迁到离宜宾几十公里的南溪县李庄。我从小比较喜欢手工技艺和美术,16周岁的时候考上了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我家境一般,但是上学可以公费。进入营造学社对我的一生都十分重要。

中国营造学社是较早研究我国传统建筑的学术团体,它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学与历史建筑保护事业发展的里程碑。它最初由朱启钤先生创办,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于1931年先后加入。

在中国营造学社,我跟随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学到了受益终身的知识及做人的道理。

刚入社时,我主要是做一些细微的工作,比如绘图。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包括如何测量,如何画图,如何使用三角板、丁字尺等绘图工具,看似都是小事情,但梁、刘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影响很深。在专业上,尤其是在查阅文献方面,刘先生也给了我许多指导。

刘敦桢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待了两年,就到中央大学教书去了。一直到解放以后,他都在编建筑史和古建筑保护等方面的书籍,同时对我国南方的古建筑保护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跟随刘敦桢半年后,梁思成先生把我安排到了营造学社的法式部。我记得他对我谈过这样的话:“你别看画图都是由一条条粗细不同的线条组成的,但线条组织起来就是艺术,特别是建筑图纸,比工程机械图纸要求的艺术性更高。不仅是花纹图样、装饰艺术的图纸有艺术性,就是结构图纸也有艺术性。比如斗拱、屋檐的层次、断面和轮廓,都要用粗细不同的线条来表示,线条的交结也不能生硬死板,要恰到好处。”

对古建筑的热爱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从那时开始,深深植根于我的心中。

梁先生对我的关怀是方方面面的,不仅是学习,还包括生活。连“罗哲文”这个名字,都是梁先生帮我起的,我原名叫罗自福,常被人取笑为“罗斯福”,于是,梁先生给我改名为“哲文”。从这件小事,能看出梁先生对我细致的关心。

还记得有一年,我发烧高达40多度,梁先生连夜赶到李庄镇上,请到了一位姓唐的医生来给我看病,那位唐医生很有名,是同济大学的教授。这件事让我很感动,如果不是梁先生及时找到医生,那次高烧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在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建筑历史学科奠基人的领导下,自1932年至1943年,营造学社倾尽有限的人力和财力,对中国11省190县市共2783处古建筑遗存做了现代意义的科学考察,并对照实例就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古代建筑典籍做了基础的文献梳理和理论探索。

从此,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正式被认可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果已堪称是中国建筑界和文物保护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中国营造学社已成为中国建筑学术界的一座圣殿。

梁、林在中国建筑史上的贡献

我认为,梁思成在三个方面对中国的建筑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中国营造学社时期,梁思成把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纳入了古建筑保护里面。当然,那时还没有文化遗产的说法,当时人们认为搞建筑是工人的事情,是技术性的工作,没什么文化可言,但中国营造学社却从理念上把古建筑的价值凸显了出来,重视建筑的神韵和文化内涵。

这是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突出贡献。据说清华大学最近正在酝酿建造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估计明后年建成,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应让后人更多地了解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及其价值。

梁思成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建筑教育方面。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宣告解体,从四川迁到了北平,并入了清华大学。梁思成从那时开始为清华大学的建筑学教育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其实,早在1928年,他刚一回国就到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一心要为中国培养新型的建设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梁思成又想着战后和平建设需要人才,于是回清华大学筹办了建筑系,从此,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中国的建筑教育上。1946年至1972年,梁思成一直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即使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他也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他学识渊博,授课方式深入浅出,培养了许多建筑人才。如今依然活跃的许多建筑事业领导人和学者、专家等,多是那会清华建筑系培养出来的人才,比如原建设部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建筑设计大师张锦秋等。

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史的第三大贡献就是以“梁陈方案”为首的设计工作。“梁陈方案”因为许多客观原因不能被实施,但其中也有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那就是当时人们的城市建筑思路跟现在不一样,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很强的古建筑保护意识。比如,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大家想的是如何发展生产,烟囱林立是鼓舞人心的,是现代化的标志,所以根本不可能想到怎样去保护古建筑,那是一种集体认识上的偏差,可以理解。

说到梁思成,我们不能不提林徽因,我很佩服林师母,当时她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去考察古建筑,是十分了不起的。林徽因与梁思成还共同领导“清华大学营建系国旗、国徽设计小组”设计了国徽图案。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张奚若带了两位人民解放军干部,来到梁思成家中。在一张北平的军事地图上,梁、林夫妇划出了北平的重要文物古迹和古建筑所在地,以避开炮火。北平和平解放后,应解放军的要求,为了在解放战争和接管工作中保护古建筑文物,梁思成主持编写了一本《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这段历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段佳话。

从上世纪30年代初至抗日战争爆发,梁思成和林徽因走遍了全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了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梁、林二人在中国古建筑史上留下的足迹是永远不会被历史湮没的,这对伉俪的故事也一直被人们传颂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