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爱子毛岸红寻亲之血泪迷途

【导读】毛泽东失散的第四子毛岸红,也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1932年11月,由傅连璋接生,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当时贺子珍正得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江西奶妈。

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赶来看望母子俩。还带着事先熬好鸡汤用瓦罐提到医院,与妻子见面后只说了几句话,就将热气腾腾的鸡汤端到妻子手上,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她喝。贺子珍喝了一会停下来,对丈夫说:“润之,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取名,就等你呐。”毛泽东显然已有所考虑,回答说:“按照岸字辈排吧,叫他岸红。小名嘛,就叫毛毛吧。”贺子珍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家又多了一毛,你才一个毛,他却有两毛。”

毛泽东笑着点头:“是啊,毛毛比我有出息的。”

(毛泽东和贺子珍)

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他,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他们母子身旁,静静地凝视着。毛岸红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六个孩子中,惟一一个在两人身边长大的,倍受宠爱。

毛泽东经常把孩子扛在肩膀上,乐呵呵对人说,毛毛比我有出息,我才一个毛,他比我多一个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毛毛已经一岁多了,呀呀学语,正讨人喜欢。

毛泽东每次出门,到了傍晚,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待,等爸爸回来。有时候,他等饿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就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说:“我不饿,我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眉儿:可爱的毛毛。)

毛毛长到将近两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进行的突围行动,将他与父母永远分开了。贺子珍永远不能忘怀长征出发之前与毛毛生离死别的情景。那天,毛泽东向她讲了必须把孩子留下来这件事,她当场伤心地哭了。

毛泽东看着贺子珍,又看着尚不懂事的小毛毛,无奈而伤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舍得把毛毛留下来?大家都是一样呢。”夫妻俩计议了很久,想到只有把孩子交给留下来打游击的叔父和婶娘——毛泽覃与贺怡。这天,贺子珍半夜就起来了,把自己的一件军衣裁剪开来,拆掉毛泽东的一条夹裤,取出棉花,为毛毛缝制冬天御寒的衣服。手握针线的贺子珍一边缝着,一边流下亲情难舍的泪水……

瑞金和中央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走漏消息,毛毛会遭遇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的一个警卫员家里。之后,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解放后,中央委托江西省帮助寻找一些红军长征时留在瑞金等地农村家庭里的孩子,特别指示想法找到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孩子毛毛。贺怡(贺子珍之妹、毛泽覃之妻)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不顾毛泽东的反对,曾先后两次于1949年在革命老区寻找毛毛,为此因途中发生车祸失去了宝贵生命(眉儿:可爱可怜的贺怡。

)。这两次寻找,并没有找到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出生的“毛毛”毛岸红。毛泽东刚进城不久,还住在香山。毛泽东就说“不要再找了,让他留在民间”。因此,找寻毛岸红就停止了。

(嫁给毛家兄弟的贺子珍贺怡姐妹)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偷着给当时的江西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男孩,叫小毛,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

江西省政府下决心再找,派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组成寻找毛岸红专项任务组,在红军留下的孩子中遍访查找。终于找到一个,岁数与毛毛相等,血型与贺子珍相同,相貌与毛泽东相似的男孩。终于打听到,朱盛苔和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

江西省政府立刻把这个岁数与毛毛相等,血型与贺子珍相同,相貌与毛泽东相似的男孩的照片和材料送给中组部,中组部把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转给贺子珍。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从照片和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朱道来很像是我的小毛。”她恳请组织上让“小毛”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一趟,想亲眼见见他们。

但是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来的前两个月,一个南京叫朱月倩的已经把朱道来接到南京去了。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朱月倩说:小青(朱道来)“是我在瑞金红色医院生的”。

朱月倩生下孩子后没有奶水,当时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知道后,请了卫生部一负责人帮助找一个奶妈来。正巧,卫生部所在地房东朱盛苔的老婆黄月英的奶孩子刚夭折9天。

孩子就这样托付给这对夫妇了。为纪念霍步青,朱月倩给孩子取名为霍小青。1934年7月的一天,朱月倩最后一次来到朱坊村,她找到奶妈和她的丈夫,把组织的决定告诉他们,请他们把小青带好。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商量把小青的姓名改为‘朱道来’。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

就在两月前,朱月倩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

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着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19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王家珍的成稳和精细,在那种时候再次得到体现。他首先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头:“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王家珍从接过照片的一刹那起,心头就涌上难以抑制的惊喜。照片上的朱道来,其宽阔的前额、脸庞的形状以及颧骨特征,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惊叹之后的王家珍又问道来有信给你们吗?得到提醒的朱盛苔夫妇又赶忙拿来两封朱道来的亲笔信。

朱道来思念父母、阿奶以及兄妹们的深情,化成文字跃然纸上。信中写道:“我恨不得这就回到家里,与你们在一起。”朱道来为何这么急切想回家?原来信中叙述到了他在南京的烦恼: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与妈妈、阿奶在一起过……”

王家珍在阅读两封信后,立即有了一连串的疑惑。他想那个南京妈妈既然接到了朱道来,与自小就离散的亲骨肉团聚,对于一个长期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是不会这样的。再说像朱道来那样的相貌和才气,她应该喜欢、疼爱都来不及,怎么会这样对待道来呢,真是不可思议的呀。会不会这个南京母亲发现道来并不是她的孩子,才有这样的反常行为呢?

王家珍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南京母亲来接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回答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说完进到房间,很快地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

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顿时,又有一个疑惑出现在王家珍脑子里:“按说这么珍贵的历史证物,南京的母亲怎么会不要呢?”

告别了朱盛苔、黄月英夫妇的王家珍,回到瑞金县城后,首先找到刘辉山县长,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那些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刘县长听完后支持他的想法:回去向朱厅长作报告。

接到朱开铨报告的邵式平省长,用电报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

江西省政府决定让王家珍、黄月英带朱道来到了上海,

1953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担任空防司令员的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早已接到有关方面的电报和妹妹贺子珍多次打来的电话,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几人,汽车直接开到了栗阳路的小楼房。

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地端祥了许久,不禁从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那是震撼心灵的无比欣喜的眼泪。她用颤抖得走了样的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稍待片刻,回过神来的贺子珍紧紧握着黄月英的手,深情地说着感谢的话,尔后又向王家珍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当黄月英把当年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想起了当年送毛毛的情景。贺子珍一把将男孩紧搂在怀里呼喊哭诉着。。。。。。。。

找到了贺子珍儿子毛毛的消息,在上海的有关范围传开了。首先是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来了,在看了朱道来并交谈之后,都在内心作出这样的首肯:这孩子很像毛泽东,可能错不了!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在见了朱道来后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因而大家都说了祝贺贺子珍找到儿子的话。

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为了防止这么大的事出现差错,提出应该带毛毛到医院去体检验血,而且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后,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贺敏学一家对朱道来和黄月英、王家珍予以了盛情款待。每到星期天,就要把他们与贺子珍接到家里,设宴招待,表示舅父的情谊。李立英还几次陪他们上街、游公园或看电影。

找到毛泽东儿子毛毛,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朱道来在贺子珍处的有关情况,都报告到了北京。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眉儿:为什么呢?)。

贺子珍心里既兴奋又不安。她一方面知道中组部要道来去北京,也许是毛泽东已知道此事,要认下这个儿子,这可是好事。而另一方面她明白毛毛去了北京,就不会回上海了,今后见面都很难,她是多么希望毛毛留在自己身边呀!

这样就能改变她孤独的生活环境。在这矛盾的情形下,还是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占了上风,想到应该让道来高兴地去北京。晚上,贺子珍给正在北师大读书的女儿娇娇(李敏)写信,让道来带到北京去。信中写到:娇娇,我给你找到了你的亲哥哥,就是我以前给你讲过的那个毛毛,多么不容易呀!毛毛到了北京,你要好好陪他玩,要是去看望你爸爸,你可要陪着去,让你爸爸高兴。

朱道来三人赴北京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一直送到上车,在车门口拉着朱道来的手说:“孩子,到了北京后给妈妈来信,见到你爸爸的时候,代我向他问好。”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三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晚,中组部的相关领导找朱道来单独谈话,向他询问一些情况。离开时对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即对别人不要讲从哪里来,来北京干什么等。

没过几天,娇娇来到招待所,一见到朱道来就亲切地叫“哥哥”。朱道来拿出贺子珍写给她的信,娇娇笑着说:“我早知道了,妈妈另外写信告诉了我。”此后,娇娇在每个星期天都来,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去参观紫禁城、颐和园等古迹。

朱道来的到来,让不少中央领导知晓并予以关注。首先是周恩来到招待所看望,接着来的有朱德、谢觉哉、董必武等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是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老大姐也来了。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看来是当年的毛毛错不了。他们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为贺子珍感到庆幸。帅孟奇还把道来接到家里住了好几天。

刘少奇和总理看了朱道来的照片已经认可,周恩来将朱道来的照片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他传下话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毛泽覃烈士)

黄月英与王家珍在北京住了20多天,两人都觉得应该回去,特别是黄月英想念瑞金的家人。这个厚道善良的农家妇女,通过这两个来月的际遇,已经明白朱道来是谁的孩子,暗自在心里感到震惊:原来自己抚养的孩子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呀!

既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现在又把他交给了原本是他父母的人,自己也就可以放心回去了。中组部的有关领导在同意她回乡时,问她有什么要求,黄月英只是淡淡一笑,轻声地说了“没有”两个字。(眉儿:多好的老人。)

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这位平凡而心胸宽厚的善良妈妈的。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大姐都请她吃饭,都在宴席上充满真情地说了感人肺腑的谢言,并以她为典型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切谢意。黄月英启程回乡的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送给她5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三匹布和一些农村里少有的日用品,并将物件专门装箱打包。

这些钱物代表着党和人民对朱盛苔全家的敬意与谢枕。对于王家珍,中组部也赠送了纪念物品。

黄月英登上火车之前,一直陪同在侧的朱道来哭得满脸泪痕,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哽咽着说:“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和爸爸、兄妹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黄月英已经哭成一个泪人,只是有些木然地点头,声音沙哑地回道:“孩子,你好,我们就高兴,有时间就回朱坊,我们想你呐!”在一旁的王家珍被这无比诚挚的亲情深深感动,顿觉一阵心酸,直到列车员一再催促,才狠心地将黄妈妈扶上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得知情况的朱月倩随后就从南京赶到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眉儿: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

朱月倩、贺子珍之间便产生了“争儿风波”,在当时惊动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甚至当年朱月倩的顶头上司邓小平同志亲笔写信:“信中所说在瑞金生一个小孩的事是真的,可以加以证明……”。邓颖超为此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请来了许多了解内情的老同志。座谈会开了三天,终于有了结果。最后,邓颖超同志在会上宣布了结论:“‘朱道来’确系革命烈士霍步青遗孤无疑”。 

 但事实上,贺子珍、贺敏学并没有同意中组部的这个朱道来是霍步青烈士遗孤的结论,贺敏学曾说,“毛毛在 1970年初在上海结婚的,是同我的女儿一起办婚事,他们结婚的事都是由我来办的”。

南京“妈妈”的哭闹,自然要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是由周恩来报告的。政务院总理怀着小心向毛泽东主席请示,请他做出裁决。

或许毛泽东这天的心情不怎么好,被哭闹事件搅得更受影响,或许有着难以言明的原因,或许他那宽宏博大的胸怀和高尚情操,顾及到不能伤害“南京妈妈”的感情,毛泽东以决断的语气说道:“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眉儿:伟人毕竟是伟人?)

毛泽东一语定音,事情无可挽回而嘎然中止。为使两位母亲能理解组织的苦心,帅孟奇副部长派了专人前往上海和南京,同二人交换了意见,做了细致的工作。‘争儿风波’至此平息下来。” 

 “确认”的事进行不下去,“南京妈妈”也领不走朱道来,为了不伤害两颗羸弱的母亲之心,介于朱道来已耽误了近两个月的功课,为使孩子安心学习,中组部决定朱道来既不返回南京朱月倩身边,也不回到贺子珍的上海,将孩子留在北京就读,并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负责照顾朱道来的日常生活。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

至于后来的情况,又出现两种说法:

一,官方说法:

朱道来被安排在北京师大南二附中(即后来的101中学)读书。(另一说法是插班清华附中)。在这里就读的有许许多多革命先辈、先烈的子弟。学校条件优裕、教师尽职尽心。朱道来走进这个新环境,很快就被吸引住了。他自知文化知识根浅底薄,一心想追赶上去。这一年,他门门功课都居上游,期终考试,平均每门功课在80分以上。

在这期间,他既没有和“生母”朱月倩失去联系,也没有和贺子珍‘妈妈’、养育他长大成人的奶妈黄月英中断关系。三位母亲(即朱月倩、贺子珍、黄月英)履行着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每个月都按时给他寄衣服、食品和零花钱,关心他的成长。

1956年的一天,江西的一个人给朱道来寄来一封信,信中装有一份群众联合签名的证明,认定‘朱道来’就是贺子珍的儿子。霍小青根据这个人的建议,他把自己的姓名改了,改为“贺小青”。这一做法被帅孟奇知道之后,当即严肃表示,今后,未经中组部的批准,霍小青的姓名不得随意改变。

    霍小青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份“自我思想检查”书中坦言道:“我是知道自己是霍步青和朱月倩的孩子,但总觉得当一个烈士的儿子不如当主席的儿子赫赫有名”。

朱月倩去看他,他有意回避。朱月倩已发现儿子和自己拉开了距离,伤心不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霍小青对朱月倩由不满、怨恨以至发展到仇恨。

朱道来后来考上了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1971年11月,患病,发现时已是“肝癌晚期”,同年12月,终因抢救无效,在南京病故。 时年38岁。

二.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

自从1953年7月在北京与朱道来分手之后,王家珍与他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两人在共同接触的两三个月当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王家珍比朱道来小1岁多,故而叫他“道来哥”,对方则亲切地回叫“家珍弟”。使王家珍为之疑惑不解的是,朱道来在北京那么久了,已经那么多的中央领导都说过“道来就是毛毛”的话,但为何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确认,而只让道来一直生活在帅大姐家?王家珍当然无从知晓毛泽东曾经发话的情节。

王家珍从其后的通信中得知,朱道来于当年的9月插班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他毕了业,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再其后,他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完全中断了联系。

王家珍心里放不下朱道来,多次向原来的地址去信,可是均无回复,“道来哥”音讯全无。他也向中组部去信询问,没有结果。在无处打听的情况下,王家珍想到了黄月英和朱盛苔,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

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已经74岁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讲到:“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下力(指种田),总留得到一条命吧。”

一代伟人的后代,被自己至亲的爸爸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眉儿:不愿相信。)

   毛泽东主席在烽火岁月里,为他信念里的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的6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亲生的儿子、女儿在战争中或失散或牺牲或夭折,让我们真诚地为他们深深地鞠上一功吧!

眉儿:本人既不反毛,也不崇毛。不懂政治,但眉儿的爷爷是毛的铁杆粉丝,我博里整理的大部分关于毛及家人的东西,都是为讨他老人家喜欢。一代伟人,千秋功过。

看完这篇文章的朋友,请你跟着我一起默哀1分钟。。。。。。临走别忘了顶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