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叶子龙 叶子龙:1953年毛泽东就提出不想当国家主席
高岗、饶漱石的不正常活动引起中共许多负责同志的警觉,并向中央反映,毛泽东也有所察觉。他在那年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对高、饶提出了警告。然而高、饶执迷不悟。毛泽东遂建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批判高、饶。
笔者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是高岗夫人说当年高岗事件中间有些误会,便向叶子龙打听有关情况。叶子龙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当时跟我讲过: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可在开会期间,高岗开枪自杀。一开枪,矛盾性质就变了,毛泽东不理他了。结果,他在8月,又服安眠药自杀。"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
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1957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
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生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不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据一些机要室的长辈们回忆,他们从事会议记录工作大约是在西柏坡时期,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这项工作属中央秘书处管,当时的处长是曾三,副处长有裴桐、王仲山、王凯。用器材记录,则是在进北京之后了,许多人回忆是始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器材录音最初是由广播事业局负责的,后来才归机要室。那时如果开会需要录音,有关负责人就会通知广播事业局派人到会录音。录好后,将磁带交给中央办公厅。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