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非典 中国青年报贺延光:非典生命备忘录
个人简历:男 ,1951年出生 , 1968年赴黑龙江兵团插队 , 1981年为北京青年报记者 , 1983年为中国青年报记者 , 现为该报摄影部主任、 高级记者。976年拍摄过“四·五”天安门事件 ,采访过老山自卫反击战、七届人大、11届亚运会、 91华东水灾、香港回归、98长江水灾 、九届人大、广西边境大排雷、悉尼奥运会、内蒙古大雁煤矿爆炸、新疆巴楚地震、北京SARS事件。
推荐理由:1986年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三次获全国好新闻(中国新闻奖前身)摄影奖,一次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九江决口8条消息),SARS病房(摄影专题)、生命备忘录(冰点调查)被评为全国抗击非典优秀新闻作品。
同时被评为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优秀记者。“将人们关注的事情真实地告诉读者,是新闻记者的职责。我愿意与人们一起共享欢乐,也愿意与不幸的人一起面对苦难。”——贺延光/2003.5.15于北京地坛医院
生命备忘录
SARS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实已经证明,当4月20日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后,疫情逐步受到了遏制,失控的局面开始发生了转折。
在这之前,不少人都是在不知情、没设防的状态下一个一个倒下的。其中包括一些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
一位医务干部说,他经历的一个老同学从病到死的整个过程不堪回首。当他看了中央决定免去两个高官的电视,竟激动地流了泪:“可把他们撤了,要不还不知得死多少人!”另一位医生说:“政府纠错了,我们该上了!”
作为新闻记者,面对SARS这场灾难,我们本该介入得更早,本该让更多的世人警醒,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尽管能够找到许多原因为自己的怯懦开脱,但在不该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虚伪、无力。
这篇备忘录里记录的不仅是两个家庭的命运。
从一线采访回来,总也抹不去那些悲伤和痛苦。我们想说:
只有活着的人痛定思痛,那些死者的灵魂才能安息。
只有记住所有死去的人,抗击SARS的胜利才有意义。
本报记者贺延光讲述--姚宝全一家的非典遭遇
在抗击SARS的日子里,人们已经熟知医务人员全力救治患者的情景,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当一个危重病人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死亡时,房间里的空气突然凝固了,筋疲力尽的医生,久久地站在遗体旁,他们虽然与亡者素不相识,却为一个生命的逝去痛苦不堪---这是我们在北京地坛医院采访时亲历的场景。
一个星期后,我终于找到了当天在场的医生郭利民,他是ICU病区的主任,在我拍的一张照片中,他处于画面中心,是一个背影。
“您那天掉眼泪了吗?”我问,当时人们都戴着防护镜,我看不清他的眼睛。
“怎么能不落泪。你还不知道,刘子军,就是那个麻醉师,跑到走廊,都忍不住哭出声来了!”
刘子军告诉我们,有一次抢救一位妇女,和她一同住院的12岁的儿子跪在我面前哀求:“叔叔,你一定要救活我妈妈呀!”最终,人还是没救过来。从此,不知怎的,每当我做手术时,耳边总响起了那个男孩儿的哀求声。
这段时间,北京地坛医院的医务人员没有不掉泪的。很多人都跟我们说过,病人太痛苦、太无助、太让人同情了!你们知道吗,他们一旦进了SARS病房,如活不过来,至死也见不到一位亲人啊!
SARS,对中国是一场严峻考验。
SARS,对一些不幸家庭,更是一场灭顶之灾。
2003年5月14日,我在地坛医院外面,又一次见到上面讲的那个12岁的男孩,他胖乎乎的,站在警戒线里,此时身上没有了病号服,只是戴了个大口罩。
我问:“怎么,出院啦?”他点了一下头。
“谁接你?”我又问,同时心里紧了一下,我知道他妈妈已死了多日,医院没敢告诉他,只说你妈转院了。“你不认识我啦?那天在病房里,你趴在床上玩游戏机,我给你照相,你还说,可别把我当标本啊!”
孩子笑了:“想起来了,是我爸爸来接我。”
我过去和正在办手续的他爸爸聊了起来。
他叫姚宝全,39岁,戴着大口罩,双眼黯然无神,穿的衣服像是多少天没洗了。他知道了我认识他儿子,赶忙把我拉到一边,悄声说:“你可别跟孩子透露他妈的事啊。”
电视台的记者也过来了,并将镜头对准了他问:“这么长时间,孩子一个人在医院,你能放心吗?”老姚说:“国家下了这么大力量,我能不放心?再说,同病房的一位张大哥和一位马大哥对我这儿子可照顾了。以后他们出院了,我一定去见见两位大哥,要好好谢谢他们!”
这时,旁边推着自行车的一位妇女突然问正在换衣服的孩子:“你是姚隶吧?”又说:“我是给你病房的张大爷送饭来了,我是他爱人。”老姚听见了,急忙走过去,手中的塑料袋也没放下就赶紧双手作揖,冲她一个劲儿地说感激话。
老姚带着孩子走了。望着一个父亲手牵着儿子的背影,我鼻子里酸酸的,不知为什么又追上去,把老姚拉到旁边低声说:“姚师傅,你得坚强些啊,家里其他人还好吧?”
姚宝全叹了口气:“我们家11口子,8个住了院。”“啊?!”我好像有了预感:“除了你爱人,其他人……”老姚说:“孩子他妈走了,我爸我妈也走了,地坛还住着我俩哥和一个嫂子,胸科医院还住着一个嫂子。这段时间,我光跑医院都跑不过来。”老姚眼睛红红的,没有眼泪。
我呆呆地愣在那儿,说不出话。
灾难本不该降临到这个普通家庭。
4月5日凌晨,73岁的母亲上厕所摔了一跤,家人很快将老太太送到就近的人民医院,躺在急诊科通道的病床上输液,由姚宝全的两个哥哥、两个嫂子和自己媳妇轮流照顾着。顶在班上的老姚已听说了“非典”的事,赶紧告诉家人:“别在医院呆了,弄些药回家打都行。”
12日,躺在家的母亲开始发烧,一家人又慌忙把老人送到人民医院。姚宝全赶到时,母亲和两个哥哥都戴上了口罩。二哥摆着手让宝全回去:“这儿已经有非典了,你什么都没戴!”母亲病成这样,我怎么能走呢?宝全赶紧叫媳妇出去买来口罩,一人戴两个,把二哥替换下来,又叫自己媳妇呆到外面去。
此时的人民医院已是人满为患。急诊科的观察室早已住满了人,通道两边的病床上、椅子上一个挨一个,躺着的、坐着的,还有蹲着的,全是病人和家属。“不算来的,也不算走的,呆在走廊的至少有百十人,乱糟糟的,没法形容。”老姚回忆起来面有惧色,“谁体质弱,谁准能染上病。”
母亲输了一天液,大夫让回家,说:“能走的尽量走吧。”
这时,宝全媳妇匆匆过来,神色慌张地对丈夫说:“我听那边的大夫对一个人说,你家属得的就是这个病(非典)!她那孩子十七八岁,也发烧咳嗽,咱们赶紧走吧。”
回到家的老太太高烧依然不退,连喝水都往外吐。想起都发怵的哥哥嫂子说:“别上‘人民’了,咱去‘平安’吧。”平安医院是个区级医院,离家也不远。
14日,老母亲在“平安”输了液,还是不见好。大夫建议:“最好上大医院。”当天,住在爷爷奶奶家的老姚的儿子开始发烧,体温38摄氏度。
15日,万般无奈的家人又将老人第三次送到人民医院。
继续输液,又照了胸透。二哥急得找着了医生问是不是非典,医生说:“是。”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一听都哭了:“咱几个谁也跑不了了!”
昼夜在单位顶班的姚宝全因此躲过了一劫。
当日,70岁的老父亲也开始发烧,家人再不敢去“人民”了,将他送进北大医院留观室的隔离病房,这儿的人也是满满的。
16日晚上,仍在单位上班的姚宝全接到大哥电话:“母亲正在人民医院抢救,这儿由我们盯着。你赶紧回来,直接去北大医院,你媳妇、儿子也要住院,人家怀疑他俩也是。”姚宝全一下懵了。愣了一会儿神,走时又想起找领导请假。他跟副厂长说,咱俩距离远点,我要是,别再给你们传上。领导说,快回家吧,你每天要跟我通一次电话。
路很远,这个工人咬咬牙,花了50元钱打的,急火火地赶到北大医院,终于在感染三病房找到了媳妇和儿子。老姚一看,娘俩一人拿着一张胸片,媳妇的脸色都不对了,她已意识到什么了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近的距离和媳妇见面。”事隔一个半月,姚宝全想起当时的情景,声音哽咽,低下了头。
我们沉默着。过了一会儿,我问:“以后再也没见过你爱人?”
“见过一次,但距离太远。”老姚说。
从那天起,姚宝全天天要到北大医院,但病人已被隔离。老姚站在铁栅栏外,离病区有五六十米,翘首望去,望眼欲穿。有时站累了,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一阵儿。
老姚说,栅栏外,有个穿白大褂拿电喇叭的老大姐挺好的,他要找媳妇儿子,都是她帮着用喇叭喊。喊出护士,护士再进去叫人,有时叫不出人来,可能他俩正在治疗。那次看见儿子出来了,一手还举着输液瓶子,我就喊:你一定要多吃饭,多吃菜,需要什么,就赶紧说!儿子朝我说什么,我根本听不着,只瞧见他冲我招手。
那天晚上,媳妇出来了,也举着个吊瓶。她让人传过话来,要我明天早上赶快到医院交钱,还在发烧,没钱就不能用药了。老姚跑到岳母家凑了7000元,又赶回医院门口等,坐在地上就睡着了。
17日早8时,守着母亲的大哥给姚宝全来电话,说父亲和大嫂也在这家医院急诊室,快去看看吧。老姚这才知道这儿还有自己家的两个人,当找到他们时,俩人都输着液。“我已觉得我们这一家人都是非典,因为病情太相似了。”姚宝全腹中空空,哪有时间吃东西,两头来回跑无数次。
下午4时多,大哥又来了电话,说妈去世了。“我接完电话,心里堵得什么都说不出来,还不敢哭,得瞒着父亲、嫂子,怕他们看出来。”姚宝全说,“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急忙走到外面,可往窗户里一看,老爷子那输液管又掉出来了,又赶紧冲回去。”过会儿,老姚又跑到媳妇儿子那儿,人没见着,但里边传来话,要点酸奶、饼干什么的,说孩子想吃。“那阵儿,急得我连哭的时间都没有!”
17日晚上7时多,听大夫说要把这拨人转走,大哥也从人民医院赶过来了。姚宝全又买了一堆口罩刚走到门口,就看见120救护车到了。哥儿俩匆匆把这两天才买的手机号码写在纸上,给了父亲、大嫂各一份。车上下来的医生护士穿得比医院的人还严实,手套、鞋套,加上眼镜,全身一点没露。“一看我就害怕了。赶忙问开车的,人往哪儿拉?人家说是胸科医院,在温泉。我又问,那儿有公交车吗?人家说不清楚。”
病人有30多个,一车坐4个人,大嫂和父亲不在一辆车上。本来父亲的身体相当好,想不到,这是姚宝全和大哥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
救护车走了。大哥对宝全说,那边8点多来车拉走母亲往昌平火化,二哥二嫂跟着,你回去喘喘气吧。回到家的老姚也不敢闲着,墩地、消毒衣物碗筷,把所有的被褥都晾到阳台上。
18日,二嫂、大哥开始发烧了,人到北大医院还是输液。姚宝全一听又怕了,说你们最好别在屋里,出来输。大哥也跟大夫讲:“你让我们上楼顶上输我都没意见。”但大夫说,输液只能在这儿。那天,一间屋里9张床,人满满的,已有护士穿上了隔离服。
19日,二哥也发烧了。姚宝全把存折的钱取出全交了,手里只剩下1000多元。
20日至24日,两个哥哥和二嫂及宝全媳妇、儿子分别转到地坛医院。老姚想法把手机转交给了孩子,这是和亲人们沟通的惟一方式。
26日凌晨4时,地坛医院给老姚来了电话:“你爱人相当不好,有可能就这一两天……”老姚一听,喘不过气来:“求您,用最好的药,把他们救过来……我把房子,卖了都行!”医生说:“这儿什么药都有,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不过,您还是要有思想准备。”
当日上午11时多,大哥又给宝全来了电话:“你快去‘胸科’,那儿给老爷子下了病危通知,人已不说话了,药也不吃,针也不让打。”同住“胸科”的大嫂后来告诉宝全,父亲心情特别低落,总觉得是老伴连累了一家人,自己不想回来了。姚宝全回忆起老爷子临上救护车时仅说的一句话:“都怨你妈上医院,把你媳妇和孩子染上了。”唉,怎么这么想呢,人病了不上医院上哪儿?!老爷子实在是压力太大了。
此时的姚宝全有点急疯了,他买了20个口罩和日常生活用品,要去陪父亲,自己也准备不回来了,还赶紧给大姨子打电话,把孩子托付给她。之后,便打的往胸科医院赶。
半路上,刚买的手机就响了,还是大哥来的:“你别去了,父亲已经走了!”
当日,地坛医院也给重症的媳妇下了病危通知。
27日,姚宝全跟儿子接通了电话,本和妈妈同住一屋的儿子已被医院分到了另一间病房。老姚对12岁的孩子说:“你要去求求医生叔叔阿姨救救你妈妈。你还要和妈妈多说话,一定要她挺过来!你吸完氧就去看她,但别让她讲话,她气管已经切开了。”
晚上10时多,儿子又对老姚说:“我刚给妈妈喂完水回来,半缸子,她喝了一个多钟头。我累了,想去睡觉。”此时,孩子的体温38.9摄氏度。
28日早不到7时,儿子给姚宝全又来了电话:“爸爸,我妈那屋怎么没人啦?”老姚一听,泪如雨下,但他强忍着,对孩子说:“你妈转到无菌病房去了……你还烧吗?你就呆在房子里吸氧,哪儿也别去……”
后来,老姚才知道,儿子从那天起,一接受完治疗,就常在病区四处跑,他是想找到那间无菌病房……
姚的父母都是退休工人,媳妇曾开过两年出租,后赋闲在家,大哥二哥在基层工作,大嫂提前退了,二嫂下岗了。姚家是最普通的家庭,现在,这个家庭破碎了。
在噩梦般的4月,姚宝全也得到过难以忘怀的温情,它来自工作单位、福绥境街道办事处及孩子的学校,他也在抢救家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国家的力量。但老姚也有弄不明白的事:我妈去医院时,广东的非典已经闹开了,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卫生部门)还能不清楚?!老姚说,中央免掉卫生部长、北京市长的消息,我不知道,当时跑医院,都急晕了。这事儿是后来岳父岳母告诉我的,说他们有错,要负直接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