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简历 中青报图片总监贺延光:用历史凝聚照片
我的理想是当兵,人生的第一个打击是当兵没有当成,记得当时招兵的人都已经来家访了,与我父亲“相谈甚欢”。但由于文革中父亲有一些“问题”,最后被拒绝。
遭受第一次打击后,我1968年被下放到建设兵团,当时涉世不深,思想比较单纯。非常努力地工作,干农活、收小麦、背山火,很艰苦,十七岁不到,体重不到一百斤,扛的麦子一袋160斤,黄豆200斤,扛不动也得扛。1970年入党,提了干,还当了副连长。
1973年,回城到北京崇文区手表壳厂工作,很快成为手表壳厂革委会副主任,我在哪里都干得很出色,很卖力,上下反应都不错。
1975年,邓小平复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系列举措把濒临崩溃的经济拉回来。深得民心,大家对改革真心拥护,但好景不长,邓小平很快又被打倒。1976年,周恩来去世,不满的情绪爆发了,四五运动是第一次群众自发的反抗。大家都觉得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写了个悼词,领着厂里八十多人到纪念碑搞了个仪式……
我的摄影生涯是从1976年开始的,父亲那里有一台抗战时缴获的日本照相机。作为红卫兵串联到韶山、井冈山时也带着它,到建设兵团时也带着它,不过当时仅仅把它当成一台玩具。四五运动时也带着,拍得不多,也不会拍。
记得后来人们组织了个影展,叫“人民的悼念”,展出的照片都是业余摄影爱好者拍的,按现在眼光看,都不是专业水准,但看的人却人山人海,让我感受到影像的力量。
天安门事件一个月后,5月6日我被抓了,还有孙正一、陈瑞,被定为“贺孙陈反党集团”,有一百多人受到牵连。在监狱里关了7个月。审讯了49次,四人帮粉碎后我被平反,还成为团中央委员。
当时我也算是个名人,各媒体来采访我的人很多,一次见到《中国青年报》的摄影组组长洪克,我说我也喜欢照相,想当记者还把照片给他看,但后来他们也没要我,可能觉得让一个团中央委员来当一名记者不合适。
在机关干了两年,《北京青年报》复刊,而此时,我头上的光环也逐渐褪去,我要求去当记者,《北京青年报》也就接受了我。
作品要经得起读者检验
到报社后,我才感到照相机是这么复杂,就开始到处学习,找人求教,还到人民大学去蹭课。在《北京青年报》干了两年后,又调到《中国青年报》。
1984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干成了主任,当时对新闻的认识,一是想当记者,二是感受到了图片的力量,但真正怎么搞摄影新闻,还是很迷茫。
我现在的感觉,当时的新闻摄影主要就是领会精神,组织画面,照片上也是千篇一律的莺歌燕舞。
刚开始拍照时也当过“导演”,经常摆拍一张照片,要折腾很长时间。为什么?因为我所见过的记者都是这样干的。记得在昌平劳动的时候,一次,《人民日报》记者来采访,事先就由领导打过招呼,明天要来拍照片,然后我们在劳动时按照他们的要求走出“之”字形,折腾了一遍又一遍,照片才拍好。
但是被折腾的人都是心甘情愿,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好像照片就应该这么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曾走过弯路。记得当时我还拍过一组为了表现暑假孩子们生活的照片,头天在办公室就画出了草图,再到现场找孩子按照草图拍照。
庆幸的是,从事新闻摄影不久,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开始反省、回顾、反思,我开始研究学习,当时在讨论真实还是虚假、抓拍还是摆拍。我就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
其实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新闻真实的原则和态度问题。技术是能力问题,通过实践积累可以解决,但真实是原则问题。真想明白后,就会立个标准,照片可以拍得不好,但不能把虚假的画面传给读者。除了刚开始涉足摄影,之后,几十年,我从来不导演,我的照片是经受得起读者检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