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快门 贺延光口述:风雨天安门
晚上新闻联播的时候,播报了这个消息。我当时高兴的是,江青这些人做的坏事,都是以毛的名义做的,现在毛去世了,事情有可能翻过来;担心的是,她们这些人要是真上来,我们就完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怎么办?万一要有机会,我就要跑出去了。
那真要上山打游击,走父辈走过的路了。心情非常复杂,但总的来讲,还是觉得有了一点点希望。这时候,我就听见了越来越近的狱警的皮鞋声——在监狱里对犯人来说,这声音是最恐怖的,因为不知道他要开的是哪一扇门,要把哪一个人给弄出去——狱警是通过门上的观察孔了解政治犯的动态来了。
听到广播,我那狱友像个农村老太太似地嚎哭起来:“毛主席啊,我可对不起你啊!”……一句一句的,是哭,又像是在唱。他哭得这么厉害,我可哭不出来。当时看守肯定是来看过我的反应。后来1978年给我平反的时候,《人民日报》写我的报道,惟独这一段不属实。文章说毛泽东去世时,贺延光如何泪流满面。那时报纸顾忌还很多,即便否定“文革”的人,也怕被扣上反毛的帽子。当然,我也不会对记者暴露当时我对毛的真实想法。
实际情况是,狱警过来的时候,我就蹲坐在地铺上,双手抱着头埋在双膝间,身体还时不时抽搐一下,好像是在哭泣,反正他也不进来嘛。那几天,我看报纸最关心的就是江青这些人会不会上台。治丧委员会的排序,每个人照片的规格,叶剑英、李先念的身体怎么样……。我注意到照片上的许世友身板挺得直直的,好像气哼哼的。我当时把所有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这些老帅和老将身上了。
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一点信息也没有。过了几天,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八月的乡村》,批判狄克。我心说这个狄克是谁啊?原来没听说过,肯定不会是这些老帅,狄克像是个文人吧。不会是江青,那时她已到延安了;姚文元也不像,他年龄够不上,那时他还太年轻。
因此我判断这个狄克很可能是张春桥,我一下兴奋起来了。再过几天,报上“按既定方针办”最高指示的黑体字没有了,这肯定是出事了。因为“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们,对一句话、一种表述,甚至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敏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样到了大概是十八九号,晚上开始听到敲锣打鼓喊口号的声音,此起彼伏,昼夜不停,可口号喊的是什么,仍听不清。我断定是江青一伙垮台了。我根据什么呢?4月8日“批邓”的大游行,也喊口号,但完全不是现在这种气氛。
什么能让人这么兴奋?肯定是这几个人倒台啦。我的狱友李树春也听到了,他就问我:这是怎么啦,好像敲锣打鼓没完没了的?我说:大概是又把什么人揪出来了吧。他说:把他妈谁揪出来,咱哥儿们也得在这儿啃窝头啊!可不是嘛,他是一个18岁的刑事犯,但对我可就不一样了。
第二天晚上听新闻联播,播音员嗓音宏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时间,下面广播首都150万军民举行盛大的集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我们党一举粉碎了以王洪文、张春秋、江青……,播音员播到这儿的时候,我已经全明白了。
那种感觉真是情不自禁——我本来是坐在地铺上听,突然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大喊大叫:“胜利啦!胜利啦!”我一下就窜到铁窗户那儿,那是挺高的一扇小窗,平常是够不着的,更不允许扒着窗子往外看。这时我双手狠命地抓着铁栏杆,扯着嗓子冲着外面喊:“胜利啦!
胜利啦!”这个时候,几乎同时,楼上楼下一片欢呼声,我也听到有人喊:“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庆这伟大的时刻吧!”……我这时候已经处于一种癫疯的状态,浑身发抖,是上牙打着下牙的那种发抖。
我的狱友这时完全被我给吓傻了,他靠着墙坐在那儿,两眼直愣愣地瞪着我,也不敢和我说话。他根本不能理解我的举动,以为我真的疯了。我当时是浑身哆嗦,控制不住的哆嗦,至于后边广播的是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喊了一阵直到喊累了,身子才顺着墙壁坐了下来。歇了一会儿,心情逐渐平静了一些,又继续听广播。这时又有一句话刺激了我——“我们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原以为抓了“四人帮”就一了百了了呢,这句话又让我清醒了许多,觉得这事还不会这么简单。我就慢慢地冷静了下来。
在人们喊叫的时候,警察很快就来了,通过铁门上的了望孔往牢房里观察。我们是顾不上他们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了,因为楼上楼下都是一片欢呼声。我判断,凡是敢喊敢叫的人,都是天安门事件的,或者是政治犯,我那时极受鼓舞,原来有这么多的政治犯!
狱警大概也没见过这个阵势,他们也拿我们没辙。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有两个狱警走到我的牢房前,“哐镗”打开门,对我说:“出来!”态度特别横。我跟他们到了“王八楼”中间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面的一个小木蹲儿上。
警察说:“你干吗呢你?”我说:“我高兴啊!”“你高什么兴?”“我刚才听广播,‘四人帮’揪出来啦。我这案子你们也知道,你们应该能理解我的心情。”“告诉你啊,‘四人帮’是‘四人帮’,你们是你们。
问你,你现在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怎么看?”这还真把我问住了,因为中间一大段的广播都没听进去,不知有什么新说法。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天安门事件是什么性质我不管,反正我没参加反革命活动。”“告诉你啊,你带头大喊大叫,严重违反了监规,今天先饶你一次,明天你要是还这样,所有后果你负责,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警告完,就让我回去了。
第二天看报纸的时候,我左边的监房里还是有人大声朗读,这在监狱里是绝对不允许的。警察去干涉的时候,读报纸的两个人据理力争,说全国人们都在高兴,我们为什么不能高兴!便和警察吵起来了。过了十几分钟,那警察又叫来一个同伙,他们从我左边的监房叫出来一个人,在走廊里就打,打的那个人又喊又叫,倒在地上,我从牢房门下面通气的百叶窗往外看,看见警察的皮鞋踩在那个人的脸上,最后把他的右手和左脚用一个铐子铐在一起,拖走了,这人成了什么样了。
再后来又把另一个人也带走了。几年以后,我知道,这两个人,先挨打的叫杨卫东,后挨打的叫窦守芳。窦守芳平反后曾担任过团中央文体部长,后来又调到广播事业局。我曾问过他,他们把你弄下去怎么着了?他说把他耳朵后面的骨头都打坏了。
专制社会就是制造愚昧嘛。而且那时候的看守大部分都是转业军人,和现在的看守还有区别。我前段时间见到“六四”后被抓的陈子明,他说,“六四”以后的看守和“四五”时期是不一样的了。“四人帮”垮台后,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为什么自杀,他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你想,对比张志新把喉咙割了,打你算什么呀。既然已经粉碎“四人帮”了,我想,我就耐心等待吧,早晚会有那么一天。
重返自由
释放前的头一个礼拜,我被通知,准备要释放了。在此之前,已经释放了一批人。释放前把人集中起来,先办了几天学习班。所谓学习班就是一个意思:以前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根据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把你们放出去,希望你们要吸取教训,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你们不是没有问题,你贺延光,对毛主席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再说,“四人帮”当时都是中央领导,你们反他们,矛头还不是指向了党中央。同时,一再警告我们:监狱里的事,出去后不许说。
如果谁不老实,就把谁再抓回来。上一批放的某某某,就是因为在外面胡说八道,这不又抓回来了吗。另外呢,审讯你们的全部材料,会当着你的面全部烧掉。这实际上是烧掉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我估计把从我家抄走的胶卷也都烧了。
1976年12月4日这天,单位来车接我,直接把我送回家。我妈见了我没掉眼泪。我们的街坊邻居事后对我说,你们老太太可不一般,从来不掉眼泪。唐山地震之后所有人都在地震棚住,你妈就是不下楼,想帮她搭个地震棚她也一律谢绝,不要人帮忙。
后来我问我妈,她说:“搭什么地震棚啊,都家破人亡了。”因为那时我是死是活家里根本没有消息。我妈还说:“让别人帮忙搭地震棚,弄不好还连累人家。”那会儿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你如果有“政治”问题,周围的环境会好得多,甚至能明显感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温暖。那时候可不一样,所以我们老太太是不求别人的。
楼下的街坊还告诉我,抄你家的时候,我们都在门口,还有派出所的片警也在后面,抄家的是市局的警察。抄家时,你爸出去抓药还没有回来。你妈问警察:“我这儿子怎么啦?”警察训你妈:“看你养的儿子,养了个反革命儿子,你怎么当母亲的?”你妈说:“我儿子是什么反革命?” 警察说,“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
”你妈这老太太太棒了,她说:“我只知道我儿子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去了,如果周总理是反革命,我儿子就是反革命。”我父亲回来后,看到家里的情况,对警察说:“我儿子已经长大了。反正,我是相信群众相信党。”
我们那个三四百人的小厂,由专案组进驻,搞清查。因为我们这个案子,使一百多人受到牵连,三个人被抓,当时真是一片白色恐怖。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呢,我们厂原来的领导班子已经全变了,专案组的副组长留下来当了书记。
虽然我还没有平反,仅仅是释放,但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尴尬的。工厂里有些朋友为我鸣不平,说为什么不能彻底平反?也有人对我讲,某某原来和你挺好的,结果给你贴了大字报,感到很愤恨。我当时还比较清醒,劝大家,第一,现在还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要彻底平反,恐怕还得等一段时间。
再一个,不要再说谁给我贴大字报了,我能理解,我是一个个人,“四人帮”是以党的名义、毛主席的名义,让他们怎么办啊?这样不利于厂子里面的团结。
我回厂后碰到的第一件事,是他们要扣我7个月的伙食费,按每月13块5的标准给监狱。我坚决不给。我说,不错,国家规定犯人每月生活费是13块5的标准,但是你告诉监狱,我是不交这钱的,因为他们知道我吃的是什么,到底值多少钱。
13块5的伙食费,在当时就算不低了,可我们在监狱里吃的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顿顿是窝头、白菜汤,黄瓜汤,那黄瓜皮又老又硬,以后还真再没见过。再说,还顿顿吃不饱,那时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闲饥难忍”。
每天开饭时,盛窝头的桶一送进来,犯人们拥上去伸手就抢,不为别的,就为能抢个个儿稍微大点的窝头吃。所以,伙食费我是坚决不给,他们后来也就拉倒了。在我回厂前,他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认为我对毛主席产生过怀疑和动摇,还要在群众中接受改造。
调子是这么定的,但是,他们很尴尬。因为政治趋势会越来越清楚,大家心里都明白。时间不长,局里就找我谈话,让我到手表壳厂去,过去的事就不提了,还是当革委会副主任。既没有给我平反,又给我安排了工作,实际上是让我离开化学纤维厂。我说:还没有给我在政治上平反,就让我走,我是不愿意的,但是局里既然这么决定了,我也服从。我相信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
到了手表壳厂,我的任务是带200名青年工人去昌平北京手表厂实习。这一走就是两年。直到1978年3、4月间,《人民日报》的两位记者于国厚、谷家旺,《中国青年》杂志社的一位记者张道诚来手表壳厂找我聊天,聊天安门事件。在找我之前,他们已经在化学纤维厂开过几个座谈会了,公安局也去过了。他们向我透露,虽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但大家都在呼吁这件事,同时也告诉我,阻力依然很大。
进入团中央
我的事当时在北京是很轰动的,是北京市第一个平反的案子。因为在抓我的时候也很轰动,崇文区开了大会。原来是准备要在大会上批斗我的,后来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地震;还有一个是我在监狱里态度不老实嘛,觉得批斗还不成熟。
后来,几位记者和团中央十大筹备组的同志才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天安门事件还没平反的时候,他们要来做这个工作。
当时共青团就要恢复组织活动了,要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团中央筹备组就向老团中央领导胡耀邦征询意见,求教。胡耀邦有个建议,他的意思是说,粉碎“四人帮”,共青团第一次恢复活动,这个“十大”,一定要有一批反“四人帮”的年青人参加进来。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参加,开团的“十大”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胡耀邦原话,他们讲的是大概的意思,胡耀邦当时还是党中央组织部长。那么到哪儿去找这批年轻人呢?团十大筹备组就找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已经改朝换代了。他们推荐了几个人,介绍这几个人在监狱里表现还是不错的。所谓不错,当然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标准了。
这个时候,公安局的领导班子已经全换了,那些受过迫害的老公安慢慢都恢复了工作,已经是反“四人帮”这派人上了台。后来听他们说,在揭批刘传新的大字报里披露,刘传新有一个第一批枪毙四十几人的名单,其中我也在里边儿。
这个名单我后来无法去证实,是他们告诉我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民日报》当时是胡绩伟、秦川主政,派记者对天安门事件真相进行秘密调查。平反“天安门事件”阻力很大,他们希望挑出一个案子来,作为撬开天安门事件的一个口子。
《人民日报》记者经常来找我,但是稿子迟迟不发。到8月份,北京市公安局和崇文区区委联合召开大会,宣布为我们三个人正式平反。这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呢。给我们平反的大会,《北京日报》只发了一个简单的消息,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就广播了。
不过,听众读者对此是非常敏感的。我记得《北京日报》不是登载在第一版,因为当时还有许多忌讳,好像是在第二版发的消息。当时一下子就轰动了。为什么呢?“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我们这几个人却平反了,这是一个信号。所以我们一夜之间就成了全国的新闻人物。
那个时候,我就一天到晚受邀去做报告,部队、机关、企业、大学……在新华社,我讲完后,朱穆之和穆青亲自见我。到外交部,当时的团委书记是丛军,陈毅的女儿,由他们邀请的。还有广播学院,还有中央几所艺术类的学校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开了一个大会。
我记得有一次在广和剧场讲,下面递条子,说我讲在监狱里摧残人的情况,是否太偏激了,是否带着个人的情绪,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狱怎么可能这样呢?我说,我讲的都是真实的,是我亲眼看到的。
至于是不是个人情绪,我举一个例子就行了,贺龙这样的开国元勋,不一样被整死了嘛。我说多少老干部都被整死了,我们算什么呀?后来就再没有人反驳我了。我一共做了70多场报告。当时只要时间安排得开,我是来者不拒,有时候一天上午、下午、晚上,每次起码讲两个多小时。当时人们普遍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愿望非常强烈。
我为什么愿意讲呢?我的问题解决了,可那么多人还没有平反,整个事件还没有平反,你给我提供这个平台,我就不会拒绝。最大的一次是在首都体育馆,有一万多人,是北京市委召开的大会,当时的市委书记毛联珏参加了。安排有几个人讲,我讲20分钟。
念完了他们审过的稿子,我就脱开稿讲:像天安门事件这样的群众运动,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现在,我们可以谅解参与镇压的工人民兵,他们也是受害者,但对于镇压群众的指挥者,你必须得站出来承担法律责任。
当时的市委书记是吴德呀,总指挥是倪志福啊,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还在台上啊。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全场热烈鼓掌。我说,必须追究“四人帮”和他们骨干爪牙的责任,全场鼓掌,但主席台上的毛联珏他们都紧张坏了。
这期间,《人民日报》几次找我去,一遍一遍地改稿子。我见过几次秦川,还有国内部的主任老王,还有他们的几位记者。后来我就纳闷,这个稿子搞了好几个月了,《人民日报》为什么没登?记者向我透露,上面的阻力很大,什么时候登,要听胡耀邦的指示。
这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棋子、一个砝码。当时胡耀邦是中组部长,中宣部长是张平化,张比较保守,属于“凡是派”。但是《人民日报》就不听张平化的,而听胡耀邦的。当时上下的关系就这么复杂。
10月12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关于我的长篇通讯,题目叫做《暴风雨中的海燕——记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16日,团十大就召开了,我成了代表,又成了主席团成员,我左边是大寨的团支部书记贾存锁,右边是当时“雷锋班”的班长,然后被选为团中央委员。
据团中央组织部的人说,看了我的材料后,胡耀邦有批示,大意是像这样的人应当选进团中央委员会。这样,我就当了一届团中央委员。
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后,还有许多人找我去讲,我就一概拒绝了。我认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天安门事件已经平反了,我还讲什么。之后在工厂呆的时间不长,我就被调到团市委去了。
脱离官场
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我当时思想的局限性。虽然我参加了天安门事件,但是和思想界的先驱们还有相当的距离,像张志新、遇罗克、顾准,你和这些人还是没办法比的。我的这种自觉性并没有从思想理论上达到什么高度,当时只是一种感受,对生活的一种感受。
我对“四人帮”的抗争是从这种感受中来的。记得出狱的那天,回到家后,马上到邮局给在山西的父亲发了一个电报。电报怎么说这个事呢,得用最少的文字来表达,我就措了一个词:“华主席给了我新生命”。
我父亲一接到电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看起来,这种表述既不准确,还有点可笑。但当时人们还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个领导人身上,我也不例外,这是我们长期受到的教育的结果。到1989年以后,人们的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任何一个人、一个党的身上,而寄希望一个民主、自由、公正和健康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