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刻羽母亲 金刻羽:我喜欢和父亲一起读书
2015年9月,金刻羽接受本刊采访时留影。(《环球人物》记者 侯新颖 摄)
金刻羽,1983年出生,2009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入选达沃斯“2014年全球青年领袖”。
金刻羽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虽然在国外生活了近20年,有些专业词汇需要用英文代替,但她在阐述观点时仍然十分流畅,声音干脆利落。她的名字“刻羽”来自战国时代的名篇《宋玉对楚王问》,其中“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两个成语广为人知,其实紧随其后的还有两句“引商刻羽,杂以流徵”,这是比阳春白雪更高一层的音乐境界。金立群用“刻羽”作为女儿的名字,可见这位父亲的文化底蕴。
1月16日,经过800多天筹备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业,金立群正是亚投行首任行长。金刻羽并不避讳父亲带给她的影响,她对《环球人物》记者坦言,家庭给她提供了展现能力的机会,但要获得真正成功的人生,仍然要靠个人的长期努力。
家庭背景不是一切
“我爸对于我长大干什么并没有具体的规划,但从我小时候开始,他就培养我的好奇心,让我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在个人成长方面给了我很大空间。”金刻羽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说。这种习惯的养成也源自金立群的言传身教。“他下班后,一有时间就读书。我们每天吃完饭,不是看电视,而是一起读书,或者进行户外运动。我们经常聊天,但很少讨论经济问题,一般是文学、外交、国际政治。”金刻羽说。
金立群是从文学转向经济的。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上世纪80年代初,成为“文革”后第一届英语研究生。毕业时,金立群的老师许国璋建议他去财政部,因为“中国更需要经济和金融人才”,本想从事英国文学研究的金立群就这样踏入了经济领域,但一直没有放弃“文学梦”,90年代还翻译了《摩根财团》一书。金刻羽告诉记者,父亲现在每天都看法语,“他又重新捡回了法国文学”。
偏爱人文科学的金立群在对女儿的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多心血。他曾透露,在教育方式上,他一直很开放,尽量让女儿自己去发现适合她的兴趣,而不是逼她死读书。金刻羽坦言自己好奇心很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尤其是文艺和体育方面的。
在外界眼中,有一位曾经当过财政部副部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现在又成为亚投行行长的父亲,金刻羽的人生起点“非常高”。她自己又是怎么看的?
“我没有见过一个成功的人不是超级努力和自律的,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家庭不是必要条件,但可以辅助一个具备成功者素质的人更快地发展。一个人再聪明、出身再优越,也要努力、敬业、有激情、自我约束,才能实现理想,这些都不是家庭可以带来的。
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重要,但这不一定是家庭背景,而是如何引导你,为你提供机会去展现能力,找到兴趣所在,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在哈佛的很多同学,家庭背景都是普普通通的,但美国社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环境,能让孩子从小自由发展,发现兴趣、培养爱好,最后那些努力的学生自然会脱颖而出。”
金刻羽的父亲,亚投行行长金立群。
从哈佛到伦敦
14岁时,已经在人大附中读了3年初中的金刻羽决定出国。“是我自己要求去的,我觉得留学有利于我未来的发展。那时在人大附中的竞争也很激烈,我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觉得美国的发展空间更大一些。”在获得纽约一所精英私立高中的奖学金后,金刻羽开始了独自一人赴美求学的生活。
“我住在美国人家里,要适应一个很孤独的环境。美国高中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小团体主义。在中国,学生是以学习成绩划分‘阶层’,在美国的精英高中里,是按父母所属的经济阶层划分,或者是由你的外表、体育能力决定的,学生之间有时是很不友好的。”金刻羽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说。尤其是她所在的地方还是纽约。有种流行的说法是,美国分成两部分:纽约和纽约以外的美国。
“纽约确实和美国其他地方不一样,我觉得有点缺乏人情味,比较冷酷。对一个初次离开父母、刚到美国的小女孩来说,要适应挺艰难的。”金刻羽告诉记者,很多纽约中学生都有假ID,为了能进酒吧喝酒。在灯红酒绿的国际大都市里,孩子们会转移学习精力去模仿成年人。在这种环境下,金刻羽的自控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那时唯一的目标就是上哈佛,动力是200%。一到周末我就看书,养成习惯后,就不再感到寂寞。”这段生活对金刻羽的性格培养帮助很大,她后来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会感到孤独。
2000年,金刻羽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本科毕业后,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她觉得自己在哈佛的最大收获是从同学们身上学到的。
“中国俗语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哈佛的每位同学在高中时都名列前茅,但我发现,很多人已经超越了学校设定的界限,不仅仅是成绩拿到A以上,他们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高中生的范畴,根本和考试无关。比如有的同学十几岁就开始写剧本,有的做服装设计师,作为从中国教育系统里出来的人,我很惊讶于这一点。”
哈佛的课业压力可大可小,关键在于学生自己的选择。“如果你有动力,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好的教授、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机会。你可以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创新能力,也可以去创业,哈佛给你这样的空间,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课。一切都是由你控制的,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做好了都有机会找到非常好的工作。哈佛不以成绩为唯一评判标准。”
2009年,金刻羽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同年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
“当时正值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学校没钱。而且我的性格比较外向,喜欢跟各种人交流,尝试不同的事物,所以希望在大都市生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专业实力很强,伦敦又是政治、商业和学术中心,所以我最后选择了伦敦。”
在学术领域,金刻羽还处在努力攀登的阶段。她曾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两篇论文;2012年,她在《金融时报》发表了《欧洲应向亚洲取经》的文章,建议欧洲各国学习亚洲务实的精神。
现在,金刻羽的研究重心是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问题。“过去研究的是比较相称的经济体,比如欧洲对美国。现在新兴经济体发展起来了,可以研究的课题很多,我目前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交流问题。”
对于未来,金刻羽说不会想得太远,近期还是会留在国外搞学术。“我小时候想得特别远,后来发现路是靠走出来的,未来有各种选择,大方向可以规划,但具体选择是灵活的。”当然,走得越远,机会成本就越高,这是一种挑战。“不确定性是件好事,不然人生没什么意思。如果你做的选择都是为了避免不确定性,那么你的选择可能不是最好的。有一定风险对事业来说不是坏事。”
“短期痛苦要能承受得住”
《环球人物》:在经济领域,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比如某些市场管理政策等,拿到中国并不适用,为什么会这样?
金刻羽:国外的成功经验在中国不一定能套用。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和要求与美国不同。发达国家最关心的是失业和通胀,中国还要关心增长和市场稳定。不过在某些方面,比如如何控制市场情绪、跟市场沟通,可以向美国学习。我认为中国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未来会创造一套属于自己的模式。
《环球人物》:经过去年的股灾,很多人认为中国缺乏投资者教育,你同意吗?
金刻羽:我认为中国个体投资者还是很了解市场的,但他们的心态与国外投资者不同。国外投资者更看重长期回报,投资选择的种类也比较多,可以分散风险。而中国的投资渠道较少,大家不得不集中在股市里,都想趁股市上去的时候赚一把。
《环球人物》:实体经济衰退会演变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吗?
金刻羽:我不认为实体经济衰退会演变成一种危机。现在是转型的过程,短期痛苦要能承受得住。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整,企业的优胜劣汰,是很多政府都要面对的问题,美国也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工人都要随着科技进步改行。如果政府能提供一些培训,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在发达国家,服务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如果不大力发展服务业,很难吸收被淘汰的企业员工。这是一个发展趋势,还需要一定时间。
《环球人物》:目前中国经济处在一个瓶颈之中,你认为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
金刻羽:经济结构扭曲。中国企业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很大,有钱,贷款很容易;另一类是中小企业,需要贷款却得不到。如果能打破障碍,中小企业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应该消除那些阻碍资源优化配置的扭曲现象,更有效地使用资本和劳动力,提高经济效率。
目前,国有部门贡献了30%的GDP,雇佣15%的劳动力,却吸收了约50%的国民投资。过去认为发展就是工业化,但中国已经跨越这个阶段了。经济要换挡,目标是有的,也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但政策环环相扣,除非同时改变才能马上释放潜力,否则一时难以跳出桎梏。
《环球人物》:创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多大?
金刻羽:相比于经济效率提高带来的巨大收益,创新对GDP的拉动作用仍然较小,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美国这样科技高速增长的国家,从宏观数据上看,科技对于GDP的贡献也只有1%—2%。所以中国经济短期内不可能完全靠创新拉动,主要的潜力还隐藏在其他地方。但中国还是应该鼓励创新,当科技进步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后,创新对经济的作用就会体现出来。
《环球人物》:你对中国经济预期如何?
金刻羽:近期是转型过程,得看深化改革的推动作用能有多大、多快。我认为中国短期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中长期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调动。现在中小企业陷入恶性循环,借不到钱,没法扩大生产、没法发薪水,于是银行更不愿意借钱,如果能打破这种循环,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仍然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