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精神 【传承太雷精神】我的外祖父张太雷
张太雷二女儿张西蕾的女儿冯海晴同志在纪念张太雷同志诞辰113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有一种精神 润物细无声 有一些故事 世代永流传
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
张太雷,1898年6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早年丧父,家境贫寒,靠母亲帮佣的微薄收入为生,毕业于常州府中学堂,1916~1920年就读于北洋大学法科。
北洋大学是张太雷革命生涯的起点。正是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张太雷最早与苏俄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并成为直接参与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之一。1918年他在《华北明星报》当兼职编辑时结识了苏共党员鲍立维、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实践;1919年5月他参加了五四运动,与两地的进步青年和学生领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参加了1919年8月、10月以及1920年1月李大钊在天津与鲍立维的三次会见并担当英语翻译;1920年4月,他陪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与李大钊、到上海与陈独秀讨论建党事宜,并全程担当英语翻译;同年,10月在北大红楼,由李大钊主持,他和邓中夏、罗章龙四人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月,他受命在天津建团、建党并亲任书记。
1920年是他在北洋大学即将毕业的一年,也是他在组织和思想上为党的创建四处奔波,做出特殊贡献的一年。
张太雷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1921年春,受李大钊派遣,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在远东局建立了中国支部并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在中共一大尚未召开之前,就维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正统地位,为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提供了组织保证,这对于创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太雷是我党、我团对外联络工作的第一人,他在共产国际任职期间,参加过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代表中共致祝辞;他曾秘密出使东京,向日本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帮助日共与共产国际建立稳定的联系;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期著名的活动家。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参加过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八七”会议;他是第四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他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
张太雷又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任过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
张太雷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开创者和捍卫者之一。从1921年12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三次会见孙中山开始,他参与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创建黄埔军校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策划和实施过程。在处理有关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国民党三者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问题上,为了阐明观点、缩小差距、达成统一,他围绕着李大钊、陈独秀、马林、鲍罗廷、越飞、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关键人物发挥了他独特而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张太雷是大革命失败后力挽狂澜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在“四一二”后的白色恐怖下,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坚决执行“八七”会议精神,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已经遭受挫折的危难时刻,仍以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工农兵革命政权。
虽然这个政权只存在了几天,但她却是“全世界在殖民地上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1927年12月12日下午2时许,张太雷在起义战斗中胸部身中数弹光荣牺牲,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场上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时年29岁。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用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实践了他年少时立下的“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誓言。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先后遭遇了挫折和失败,但它们却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和创建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此后,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摸索着成长成熟起来,终于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张太雷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反复思考的地方:他家境贫苦靠个人的奋斗在北洋大学完成学业,当时在中国能够受到这种高等教育的人还非常少。他完全可以凭此改变家庭和个人的命运,走上一条升官发财至少是衣食无忧、前途平顺的人生道路。
他也确实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怀抱振兴中华理想的热血青年,在寻求解救国家和人民苦难的道路时,他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希望,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学习研究共产主义。
当他一旦把共产主义作为终身的信仰,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为了信仰,他毅然抛弃个人和家庭的前途和幸福,义无反顾地走上充满艰险的革命道路。他是从爱国走上革命道路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引领他从一个炽烈的爱国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而这种转变就是在这所校园里发生的。这一点对于九十年后的后生晚辈,无疑有着深刻的启迪。他们这种以民族生存、国家复兴为己任,崇尚真理,为了信仰,抛家舍业,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第一代革命家们的共同品质,也是青年张太雷的伟大精神之所在!
薪火相传 交相递与
太雷牺牲之后,留下祖孙三代五口之家:他的母亲年近六旬,因独子的不幸惨死,中风瘫痪、卧病不起;两女一子均还年幼,分别只有七岁、五岁和四岁;生活的重担完全压在与他同岁的妻子一个人的肩上。太雷的妻子陆静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江南劳动妇女,精于女红、粗通文字、善良贤惠,吃苦耐劳。
1918年夏天,两人奉母命成婚后,她尽心尽力为太雷侍候老母、为太雷生养孩子。虽然丈夫不常在家,全家聚少离多,但不时总会收到他的来信、钱或药品,偶尔他还能匆匆回家小住一夜。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太雷始终是全家的精神支柱,是一家老小艰难度日的力量源泉。
太雷的死把无房无地、本已十分贫苦的全家推入了绝境!但陆静华却心甘情愿地独自扛起了这份重担。她坚信自己的丈夫为劳苦大众奋斗的道路是正确的。这种信任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她靠帮佣、缝补、编织等各种手工劳动,竟然使全家人不但没被饿死,子女们还都上了学,最后还陆续加入革命队伍,投身于父亲未尽的事业。她以自己一诺终身的忠贞和勇气,完成了两代人生命和信仰的薪火相传!
我的母亲、太雷的二女儿张西蕾,在2000年曾经出过一本书,名叫《烛光在前》,叙述了这段经历,故事动情感人。这一家老小的命运至今仍牵动着不少人的心:太雷烈士的母亲瘫痪在床十几年,受到儿媳的精心侍奉,于1942年病逝,享年72岁;大女儿西屏在弟弟妹妹加入了革命队伍,像父亲那样为国尽忠之后,她勇敢地承担起长女的责任,留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像母亲那样为家尽孝;二女儿西蕾于1938年15岁时只身一人穿过沦陷区,到上海找到了共产党,加入了新四军,成为父亲队伍中的一员;小儿子一阳于1939年参加新四军,十六岁入了党,成长为一名政治指导员。
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他不幸被俘,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里。非人的待遇摧毁了他的健康,他不幸染上了回归热,每天高烧不止,病得很重。
当敌人知道他是张太雷的儿子时,竟拿着特效药来引诱他悔过投降,答应给他治疗并许以高官厚禄。而刚满十八岁的一阳不辱父亲的英名,平静地选择了死亡。
在弥留之际,他忍痛咬下自己两枚指甲,取下父亲传给他的钢笔的笔尖,郑重地托付难友转交给姐姐。太雷家第二代的烈士用这连着血肉、蘸着信仰的物件,像他父亲那样,将自己的生命和追求,将他未尽的事业和家庭的责任一起托付给了继续战斗的同志们。
太雷烈士后代成长的历程与自己的父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生活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都是以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复兴为己任的热血青年,都是追求真理、勇于实践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是从爱国走上革命道路的。当他们一旦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终身的信仰,则必然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义无反顾地走上充满艰险的革命道路。太雷烈士的后代比同代人更幸运的是:前方有父亲英灵的召唤,身边有母亲深明大义的教导和指引。
期待天津 寄语青年
解放后,特别是文革以后,有一批从事历史和党史的学者开始了张太雷精神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我母亲曾回忆了这段工作:“我与国家党史研究部门合作,为父亲整理出版了《张太雷文集》、《张太雷年谱》、《回忆张太雷》和一本纪念画册,让怀念他的人有所寄托;我与常州市委一起发起成立了张太雷研究会、建成了张太雷故居、张太雷纪念馆,为他的故乡保留了一块追忆的丰碑;我和天津大学合作,开辟了张太雷展室,命名了一个张太雷班,自费设置了张太雷奖学金,让父亲能够和他的母校、和他的一代代校友息息相通、心心相印;我还和广东省委、广州市委一起筹建了广州起义纪念馆,拍摄了纪念父亲和广州起义的电视记录片。
我还自费拍摄三集电视连续剧《大雷雨后》,将父亲和母亲的事迹呈现在广大电视观众眼前。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父亲及战友们的历史原貌完整而真实地留给后人。
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太雷以及他的战友们的事迹被广为宣传。1998年中共中央隆重纪念太雷诞辰100周年,胡锦涛、曾庆红亲自参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2008年故乡江苏和常州又开会纪念他的110年诞辰;国庆60周年大庆,已经离开我们82年之久的太雷被民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江苏省委拍摄了文献片“永远的青年”;常州市委组织创作和出版《张太雷传记》,增编年谱等等。
但是,这支研究队伍中的知名学者大多进入耄耋之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还有许多未解谜团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自己桌边手头堆积收集的资料越积越多,既无精力去消化、也无体力再写作。钱听涛老专家把自己收集了十几年的史料匆匆出版了长达五六百页的资料集,无偿贡献出来期待能有后人接手继续挖掘整理。
钱老着手写的张家家谱已出了初稿,后期编辑修改的工作量还很大,着实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们、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人、有一些全职的专门人员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
与天津有关的建党前后重要事件尚需进一步的细节考证和大力宣传。我希望能够根据史实进一步研究张太雷及天津市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贡献和作用。我建议在天津市或在天大建立张太雷研究中心,发挥地域优势和人才优势,整合各方研究力量,切实加强投入,花一些精力搞清史实,实事求是、周密严谨进行专题研究、并扩大宣传力度、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
另外,海内外关于张太雷研究的成果与资料需要继续收集。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的一些机构和学者经常在张太雷的较大的诞辰或忌日举行纪念集会、发表纪念文章,公布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目前,俄罗斯档案馆的“共产国际档案”应该能反映建党前后的一些情况。
日本也有一些研究中共早期创建史的学者,专题研究过1921年9月,张太雷赴日期间的革命活动。台湾地区也可查阅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镇压广州起义、杀害革命志士的情况。
今天能代表我的母亲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和大家一起缅怀太雷烈士光辉的一生,能给大家讲讲我们家的故事是我的荣幸!对太雷烈士相关资料的收集不是一家一户的续家谱、寻根,而是一种挖掘,一种精神遗产的抢救,是弘扬一种精神、一种美德。
我希望太雷烈士和他的子女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能够成为一种民族美德,一首人性颂歌传承下去,这一美德曾护佑我家的几代人,今后他也将如雨润田、如土载物,去启发、激励和护佑他的母校、校友以及祖国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