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东航天 “天网”行动缉获第一人戴学民:“327国债”末代枭雄 魏东曾是其下级
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后,各省区市追逃办和有关部门迅速行动,积极开展工作。4月25日上午11时,在公安部指挥下,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追逃办和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将公开曝光的百名逃犯之一戴学民缉捕归案,这是公布百名外逃人员后的首个落网人员。
戴学民,红色通缉令号码A-19/1-2002,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涉嫌贪污1100万元,于2001年8月潜逃出境,近期改换身份持外国护照潜回国内。公安、检察机关发现线索后,及时开展缉捕工作,将其缉拿归案。目前,戴学民已被执行刑事拘留,有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57岁的戴学民,以前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经开”)证券期货部门负责人,上海营业部的总经理。中经开是财政部惟一直属投资公司,戴学民此前就职于财政部综合计划司。
历史上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戴学民是多头中经开一方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后来的涌金系掌门人,于2010年自杀身亡的魏东当时是中经开的红马夹(普通交易员),属于戴学民的下级。原《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方泉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327国债期货事件”惊心动魄,“中经开”上海证券业务部是上海二级市场的绝对主力,只有它的影响力可与上海本地的万国、申银等大公司匹敌。
但是当时魏东只是“中经开”的一名普通交易员,“那会儿还轮不到他说话。”方泉回忆说,魏东的上级有交易部负责人,更高的上司是上海业务部总经理戴学民。戴学民是中经开一方的直接指挥者,327国债事件后,被业界称为中经开一代枭雄。
(图为 魏东)
中经开在“327国债期货事件”半年后,因长虹转配股违规上市而遭到证监会处罚。后来,其操纵股市的恶习不改,因做庄银广夏和东方电子等多只股票,2002年6月7日,央行发公告决定撤销中经开。
而关于戴学民的一个传闻是:戴在1995年底在北京五洲大酒店门口遇刺,肝部受伤,因有皮带阻隔幸免一死,戴当夜不敢回家亦不敢到医院及时治疗,第二天乘坐非民航飞机转赴南京,此后长期养病,1997年后离开中经开。另有一说法是戴遇刺后到医院草草包扎后,当天即乘航班离开北京,随即便消失。
根据公开资料,戴学民1958年9月26日出生,安徽蒙城人,在出任中经开副总裁前,在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工作。1995年327国债事件发生时,中经开总经理是朱扶林,他此前的职位是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
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戴学民涉嫌贪污1100万元,于2001年8月潜逃出境,红色通缉令号码A-19/1-2002。
4月25日上午11时,在公安部指挥下,安徽等省市追逃办和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将近期改换身份持外国护照潜回国内的戴学民缉捕归案,他也才成红色通缉令首位落网者。目前,戴学民已被执行刑事拘留,有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中经开之死
2002年6月20号《财经》杂志 作者凌华薇 李菁
“下个月关门的话已经说了小半年了,到今天才宣布是意料中事。”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经开”)的一位员工这样对记者说,“我们的工资照发,也照常上班,不过没事做。这样的状况其实从1999年清理整顿以来早就是这样了。”
这是中经开第二次看到死亡。上一次是在1999年,当时全国正在进行近20年来第五次全国性的信托业整顿,全部信托投资公司在各种各样的消息下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中经开”也做好了关门的准备,但是到了2000年6月,因为种种原因,“中经开”作为被保留下来的三家全国性的信托投资公司之一被移交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然而,“中经开”手持如此珍贵的牌照仅仅两年时间,“死亡通知书”最终还是送达了。
在北京市刚刚改造好的“两广大街”西端,主体为花岗岩贴面的中经信国际大厦显得尤为阴郁沉重。这座14层高的大楼有两个楼体,一边是写字楼,另一边挂着“新时代大酒店”的牌子。“酒店这边的生意还可以,写字楼租售的情况也不错。”酒店的门童说。数年前,负责该项工程建设的中经开高层职员高某卷款1个多亿逃匿,至今下落不明。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占据了写字楼的最高三层,每层楼除了前台的两位小姐不时聊聊天外,整个楼道静悄悄的,看不到办公室里有人走动,也听不见什么声音,这种情况与写字楼下面几层的忙碌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在等最终的结论,中经开到底以什么名目关闭?”6月初某日的午餐时分,一位“中经开”的员工对记者说。附近还有员工在打乒乓球,有人在聊天。“当年我们能进‘中经开’可费了大劲了。”
6月7日,他们等到了央行的公告:中经开“因严重违规经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撤销该公司”。
中经开始终是信托投资公司中的贵族。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8年4月26日,是财政部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5亿元、外汇3000万美元。
当时财政部农财司的支农周转金委托给银行拨款和回收,但是银行在催收上不积极,于是农财司决定创办一家公司来办理这些业务,因此公司最初定名为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当时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办理农财司支农资金的拨款回收手续,相当于一个财务公司。”原财政部农财司制度处处长陈西祜回忆道,“后来财政部的各个司,包括工交司、罚没司、财政司都把预算外资金的拨款回收拿到公司,1992年1月改为现在的名字。”
陈西祜从处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后到“中经开”当总会计师,1992年离开。“当时我们做事的风格非常稳妥,不做风险大的事情,每年财政部十几亿预算外资金都交给公司拨付,不可能一次全拨完,账上余款的利息就足够公司用的了。”
中经开中,类似陈西祜这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
进入90年代中期,与其他许多信托公司一样,中经开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逐渐暴露:内部资金管理混乱,腐败犯罪频仍,甚至对财政部的预算外资金回拨项目也出现了几亿元的亏空。但是因为中经开是财政部独资的惟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资产庞大、业务量较大、政策性较强,一直被认为是信托投资公司里面的“贵族”。
“327”贴息泄密者为谁、如何泄密等等,在中经开死亡之际仍是秘密。
1995年,中经开以国债“327”一役确立了其在证券业中的显赫地位。
1995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期货市场上云集了众多著名机构,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三家:有财政部背景的中经开,由有中国证券业“教父”之称的管金生统领的万国证券及以“路子野”著称的辽国发。
上交所曾对每家机构的仓位有过明确的限制,后因种种原因不得不一再更改,但仍有个大致的范畴。当年万国证券显赫一时,实力强大,因而有50万口(一口为2万元面值的国库券期货交易)的开仓数额,位列各机构之首,中经开大致相同。当时机构之间互借仓位的现象非常普及,虽不合规,但上交所也没有严厉纠正。
19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交易代码327)将于1995年7月交割,因为“327”品种年利率低于当时银行利率,多空双方对于财政部是否会在这个时候出台相关的贴息政策理解相异,致使该品种价格有所波动。实际上,因为期货市场以小博大的特性,在“327”品种上的多空斗争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多空双方单纯的资金角力。例如,在2月23日之前的数周,万国在“327”品种上为多头平仓,而中经开恰恰相反是空头平仓。
在1995年春节前,所有公开致电财政部国债司询问“327”是否会贴息的探询,都得到了“无可奉告”的回答。事实上,财政部此时也还没有就是否贴息作出最后决定。春节过后的2月11日,财政部拟订了贴息和发行新一期国债的计划,2月17日,为保密起见,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国务院秘书局等单位选择在燕京饭店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贴息事项,并在2月22日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汇报。第二天下午4点钟,贴息的公告正式公布。
国债期货市场上与这一政策出台时间极其吻合的惊人一幕逐渐拉开了。2月9日,中经开就以多头入场,而万国、辽国发则更换了角色,变成了空方,多空争战在2月23日达到了极致,当天开盘多方连续挺进使局势呈现一边倒,辽国发突然阵前倒戈由空翻多更是令空方绝望。
收盘前7分钟,空方疯狂反扑,万国一下子抛出700多万口的空单,使得“327”猛然封住跌停。2月23日交易结束后,上交所宣布交易结束前7分多钟的交易行为无效。
经此一役,万国证券损失16亿元,实际濒于破产,不久与申银证券合并。当年的“两会”上,有上海代表提出“财政部泄密,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流失”的提案。兹事体大,国务院为此组成由人民银行、财政部、监察局、安全部、证监会等八大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两个月左右的调查,最后结论却是没有证据证明财政部泄密,而对“中经开”并没有提及。
中经开得天独厚的财政部背景令人不得不疑:中经开的第一任也是惟一一任董事长,是原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以后则长期只有总经理,均出自财政部。1995年时的总经理朱扶林是第二任,即是原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中经开当时主管证券、期货业务的戴学民亦出自财政部综合计划司。
戴在1995年底在北京五洲大酒店门口遇刺,肝部受伤,因有皮带阻隔幸免一死,戴当夜不敢回家亦不敢到医院及时治疗,第二天乘坐非民航飞机转赴南京,此后长期养病,1997年后离开中经开,现下落不明。
然而经过这一仗大胜的中经开并没有因此有巨额利润入账,1995年底接任中经开第三任总经理的韩国春向《财经》证实:“‘327’给中经开的利润连1个亿都没有。我接手的我还不知道吗?”在中经开关闭之际,“327”暴利的走向仍然是个谜。
虽然长虹转配股上市获利收入后来被中国证监会没收,并被罚款250万元,但是“中经开”的大胆凶悍、不按牌理出牌的市场操作手法再次令市场另眼相看。
距“327”事件仅半年,“中经开”再次成为焦点。
1995年7月24日,四川长虹公告配股说明书,主承销商为中经开,配股采取余额包销制,未被认购的配股和转配股部分均由承销商负责包销。配股说明书告诉投资者:社会公众股部分于8月14日上市流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在国务院就国家股、法人股的流通问题未作规定以前,社会公众受让的法人股转配部分暂不上市。
在长虹实施配股的第二天,8月15日,公司发布分红派息公告确定按配股后的股本(包括转配股部分)每10股送红股7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
8月21日,长虹红股除权上市的第一天,在股价稍作涨升后迅即跳水,人们对有如此巨额数量的长虹股票汹涌而出、股价大幅跳水不明就里。
8月23日,《中国证券报》在头版刊登了12位投资者联合署名,题为《长虹转配红股上市是怎么回事》的读者来信,信中称:“国家股、法人股转配股暂不上市是早已公布的政策,长虹公司在配股说明书中也有此条,而红股作为转配股票的派生物亦不应上市流通。”当天,上交所公告长虹股票停牌。
两天后,证监会对长虹转配红股上市事件作出裁决,认定此事件违反有关规定,将上交所的作为定性为“工作失误”。
11月6日,停止交易达两个多月的10万长虹股东终于等到了证监会的处理结论。由于长虹转配股并未完全配售出去,4400万转配股中有1100万股由承销商中经开及上财证包销。8月15日,上交所擅自批准长虹转配红股上市,并定于8月21日长虹送股除权日同公众股的红股部分一起上市流通。主承销商中经开于8月21日至23日上午两天半时间内,利用自营账户抛出转配红股421万股,中经开获利2500多万元。
虽然这笔钱后来被中国证监会没收,并被罚款250万元,但是“中经开”的大胆凶悍、不按牌理出牌的市场操作手法再次令市场另眼相看。
中经开的高层不和逐渐变成公司内部公开的秘密,中经开的业务拓展停滞不前而逐渐押宝证券市场的股票投资。
1997年7月,“中经开”第三任总经理韩国春“因为年龄原因离职”,姜继增被任命为第四任总经理。
(图为 姜继增)
姜继增曾经担任过大连市财政局局长,1997年7月,姜继增成为中经开第四任总经理。上任之初,没有从大连带一个人,这与中经开的体制有很大关系,姜虽为总经理,但对副手并没有选择权。几位副总经理各有背景。日后,中经开的高层不和逐渐变成公司内部公开的秘密,中经开的业务拓展停滞不前而逐渐押宝证券市场的股票投资,和这一点不无关系。
其时,中经开在“327”事件之后,信托业务、房地产投资均不景气。1997年,中经开对外支付几次出现危机,到期债务高达78亿元,证券占用客户保证金6.8亿元被挪用,经营不善的实业投资11家。
1995年底到1997年7月,在中经开第三任总经理韩国春的任上,中经开总部几乎没有做证券投资,但下属各营业部均有法人地位,运作比较混乱。姜继增在公司站稳脚跟之后,于1997年下半年开始清理整顿整个公司。
当时采取了“取消各业务部门、证券总部和各营业部对外融资、担保权,各类资金纳入公司计划资金部统一管理”以及其它一系列措施。但公司的盈利能力却不断下滑:1997年公司尚盈利23433万元,1998年11737万元,1999年为5185万元。大约从1999年开始,中经开总部重新在证券投资上开始大手笔的投资。
2000年审计部门发现,中经开存在“资本负债损益不实、资产质量不高、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违规融通资金以及经营证券业务等各类违法违纪问题”,从那时起,中经开其实已经透出了死亡的气息。
1998年,中央启动关于信托投资公司的第五次整顿。中国人民银行为此举确定的目标是:让信托业与银行业、信托业与证券业实行分业经营,回归本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投资公司。按照人行的规定,中经开将实业投资剥离给中经信投资公司,信贷资产“模拟委托”给资产管理总部继续清收。
在这次整顿过程中,各家信托投资公司都被要求对1999年财务情况进行统一的审计。2000年3月至8月间,国家审计署对中经开1999年财务收支、资产损益情况进行审计,结果发现,截至1999年底,中经开的总资产为151.
8935亿元,所有者权益20.2670亿元,实收资本为12.88亿元(其中外汇资本0.38亿美元),但是存在“资本负债损益不实、资产质量不高、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违规融通资金以及经营证券业务等各类违法违纪问题”。
对这些问题怎么处理,中经开究竟要不要保留,管理层一度举棋不定。这着实让姜继增紧张了很久。“当时姜总就说,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积极活动争取保留,另一方面从地方上买一个壳。”中经开的知情人士说,“当时也有消息说中经开要被关闭,姜希望收购一家地方信托公司从而保留中经开的实际内容。”
同为财政系统内的鞍山信托这时进入了姜继增的视野。1999年,姜继增开始与上市公司鞍山信托(上交所交易代码600816)联络收购事宜,中经开计划收购鞍山市财政局手中持有的21%鞍山信托股权。当时鞍山信托的净资产为每股1.4元。
“当时的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价格、付款方式都已经谈妥,”中经开的一位人士说,“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被保留下来了,收购鞍信的原因忽然消失了。”
2000年6月,中经开和中煤信托被移交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保持现行管理体制不变。他们成了仅有的三家被保留下来的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姜继增停止了对于鞍山信托的收购。
关于这次没有成功的收购,市面上的说法有二:一是中经开因为获得了信托牌照而主动放弃;二是鞍山市财政局根本不愿意出让股权。鞍山信托没有收购成,但是鞍山信托的前董事长赵宝伟后来转就职于中经开,担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拿到信托牌照的中经开还被要求把证券业务与信托业务分开,中经开很快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成立“中经证券公司”的资料。
按照这份计划,中经开将收购常州证券公司,把中经开证券总部和15个证券营业部的业务全部注入其中成立“中经证券公司”。当时常州证券的注册资本为2.8亿元人民币,姜计划收购完成后增资扩股为10亿元。
同时中经开内部还拟订了一个成立金融控股公司计划,中经开作为其控股股东,金融控股公司控股证券公司及其他业务,借以完成中经开从独资国有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制的过程。但股权的重新架构首先要获得财政部的支持,中经开与财政部因长期有资金亏欠问题始终协调不顺,同时这样的变革会带来一系列的人事变化及不确定性,姜本人对这个方案不置可否,公司里其他人员也并不积极。
因此,中经证券的组建工作一拖再拖,收购常州证券的事情也一再搁置,直至2001年8月银广夏造假案曝光,彻底改变了中经开的命运。
如果不是银广夏骗局被突然戳破,中经开在东方电子的“胜利”或许会再次在银广夏重演:高位接仓——继续维持神话辅以高送配——关联基金进场掩护——出货。
没有积极性谋取中经开长远发展或股权重构的另一原因是,姜继增此时大部分精力已经转向证券投资,而中经开在东方电子上的胜利更给姜足够的自信。
在1999年的“5•19”行情中,东方电子在39个交易日股价上涨183.55%,在1999年底开始的第二轮网络高科技股行情中,东方电子再次成为明星,其涨幅达到180.9%。这两次行情中,东方电子总共上涨278.72%。而从上市至2001年年初,四年来其股价累计飙升60倍以上。
中经开系东方电子1997年初上市时的主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其持有东方电子的情况公开亮相是在1999年。尔后,中经开及其关联机构一直重仓持有,持股已长达近四年之久。
1999年东方电子中报显示,中经开持有东方电子1.62%;中经开下属的中经信大连实业开发公司持有0.54%,二者分别为东方电子的第四大股东和第八大股东。1999年年报显示,中经开增持东方电子,占总股本的2.
24%,为东方电子的第三大股东。其时,中经信大连实业开发公司从十大股东中消失,而中经开的另一张面孔出现了,即东方电子第六大股东北京中经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11%。从附表看,在中经开持有东方电子的时间段,股价的涨幅比1997、1998年更为惊人。
到2000年中报之时,中经开,似乎已经从东方电子的前十大股东中全身而退。但是一个新基金取而代之,成为其第六大股东,即基金景宏,它持有东方电子总股本的0.98%。
2000年东方电子年报显示,基金景宏的持股已达10669512股,占总股本的1.16%,另一只景字头的基金景福也因持有2737848股东方电子成为其第九大股东。到2001年6月30日,这两家基金仍然分别为东方电子的第七和第十大股东。
基金景宏与景福均系大成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基金,而中经开正是大成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姜继增是大成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长。中经开同时也是基金景宏的上市推荐人和发起人之一。
渐渐地,中经开和东方电子的蜜月走到了尽头。2001年7月,一直高企的东方电子先于大盘10天开始跳水,股价几乎跌去一半。公司副总、董事会秘书高峰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东方电子盘子大,情况复杂,这次下跌是某些大机构所为。”公司的其他有关负责人还暗示,不要只盯着此番暴跌中大肆出货的基金安信和基金安顺。言外之意很明显,“某些大机构”指的就是中经开。
虽然外界对于中经开在资本市场中的凶悍手法颇有微词,但是,中经开内部却隐隐弥漫着一种“引以为豪”的情绪。“反正券商们在一起,没有人敢在我们面前提什么做庄的事,他们那点小伎俩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中经开的一位擅长投资银行业务的人说,“我们出去开会,吃饭的时候不用看,主桌上一定有我们的位子。”
据记者了解,中经开在东方电子上实现利润达4亿元至6亿元之间。
在中经开决定接手银广夏的时候,和东方电子的情况相似,当时银广夏已经连续升幅达四倍,但尚有一个未被戳破的神话在继续升温支持股价。在中经开成为银广夏流通股第一大股东以后,银广夏继续保持升势,最高涨至37元。到了2000年末,中经开影响下的基金景宏、景福先后不断增持银广夏,甚至在2001年4月以后景宏仍然以30多元的高价继续增持。
2001年8月,本刊揭露了银广夏造假的真相,很快,银广夏股价大幅暴跌,从33元最低跌至4元。中经开持有银广夏1.2亿股,据了解成本在24元至27元,最后出货平均在8元左右。只此一役,中经开付出了至少10亿元的代价。
可以想像,如果不是银广夏骗局被及时、突然戳破,东方电子的故事会再次在银广夏重演:高位接仓——继续维持神话辅以高送配——关联基金进场掩护——出货,赢取高额利润。甚至这些都还是明面上的事,可以以“投资失误”来一言搪之,而背后还有多少不为人所知的黑色交易,催生了多少个不光彩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最后不知情踏入陷阱的广大投资者将从此血本无归。
“银广夏事件的爆发一下子把公司拖入了泥潭”,中经开的一位高层人士说,“我们从1999年开始年年都盈利,银广夏事件也不致于让公司资不抵债,但是市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了,我们成了人人喊打的‘黑庄’,这种情况下,什么牌照也保不住。” 就此,银广夏事件的爆发成了中经开关门的导火索。
2001年度大成基金在15家基金管理公司中亏损比例最高。证监会基金部已就大成基金蹊跷的“投资失误”进行了调查,并认为有可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而将案件移交给证监会稽查局审查是否立案。但到目前为止,大成基金尚未公告是否受到证监会的立案稽查。
高层很快对中经开作出了再次清理整顿的决定。
最初,财政部派了银河证券的一位副总李希奎到中经开担任总经理一职,“李总的告别酒也喝了,李总也去上班了,谁知两天后,李总又回来了,说是中经开要关门。”银河证券公司的一位人士讲述了这个戏剧化的过程。
按照财政部的安排,中经开的证券业务,包括北京的证券总部和15个证券营业部全部行政性划拨给同为财政部全资公司的银河证券,而中经开的实业部分在清产核资后将另行处理。
2002年初,财政部的资产清理小组和银河证券的资产接收小组分别进驻中经开,对于中经开的第二次死亡判决书就这样下发了。
据了解,银河证券在接收中经开证券总部和15个证券营业部的同时,将接收中经开的相关人员,但是这部分人员并不一定能够在银河证券获得与中经开同样的权力与地位,因此很多中经开的证券人员在自谋出路。“这种方式的接收资产不属于市场化的操作,双方都没有什么条件好谈。”银河证券一位负责接收的人士说。
而原本剥离到中经信投资公司里的20多家实业公司的命运则无人知晓,“这个大楼都不知道要归谁。”与此同时,年届退休年龄的总经理姜继增计划就此休息,四位副总经理中的三位也选择了退休,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经理则据说“部里另有任命”。
2002年6月7日,央行终于发出了关闭中经开的正式公告,言辞非常简短:“鉴于中经开严重违规经营,决定撤销该公司。”中经开清算组于同日成立并进驻公司,财政部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放明任清算组组长,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清算组里还有人民银行、信达公司的若干成员,清算期间公司下属的证券营业部在银河证券托管下照常经营。清算组已经下令,公司重要成员如果在清算期间要离开公司,必须经过离任审计。
但是,究竟谁将为中经开的命运和“严重违规经营”负责?这可能已变成一个无人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