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叛变 49年刘少奇听高岗何讲话后秘电毛泽东称其叛变

   冈察罗夫:下一个问题与重大政策无关,而与一个人的命运不可思议的波折有关。这里指的是高岗的命运。东北革命根据地是保障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据点。高岗在领导东北根据地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朝鲜战争期间高岗的作用也相当大。当时他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他在中央政府和党内还担任了一系列最重要的职务。在1954年,即斯大林逝世后不久,有消息说高岗被软禁在家,随后得到情报说,高岗已自杀身亡,这使许多人感到震动。

官方指责高岗搞“反党分裂活动”,但一直传说真正的原因是高岗同苏联关系太密切、太秘密,高岗想借此巩固在争权斗争中的地位。您是否了解一些实情,能够说明这位活动家为何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H·科瓦廖夫:我在华工作期间同高岗有着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同他有着相互信任,甚至是友谊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具有领袖天赋的非凡人物。1954年我已不在华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测那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讲一些我亲眼目睹的、能够说明高岗后来命运的事情。

    第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谈了收回台湾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

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共有16个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障东三省免遭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成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

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已怒不可遏。

    这时斯大林站起身来,转向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这种称呼使全体与会者大为震惊,因为张作霖本是土匪,后来靠日本人支持,成了东三省的独裁者,当他企图投靠美国人时,就被日本人除掉了。

    会议结束后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前往住地。上车后刘少奇立刻指责高岗叛变,高岗顶撞了几句。当到达住地时,刘少奇马上向毛发了密电,由于高岗的叛变行为,要求召高岗回国。

而高岗到我处,慢腾腾地用俄语说,他想秘密通过苏联翻译将关于中共领导状况的情报告诉我。他认为毛的许多战友都中了托洛茨基右倾的毒。他还说,他想就某些中国领导人对联共(布)中央不真诚和反苏行为发表一项重要声明。

    我立刻上二楼,拨通电话,将发生的全部情况报告给斯大林。他认为自己对高的指责是过于激烈了,但强调指出,这是必要的,否则中国领导人可能把情势理解错了。他还禁止我听取高岗的情报,理由是我行将返回中国工作,因此不要介入中国人的内争。据我所知,当时已另派一位同志听取高岗的情报,并将谈话记录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还表示,不要马上放高岗回国,要留他呆上几天。

    3天后斯大林在自己的孔策沃别墅特意设宴为高岗饯行。宴会上斯大林想方设法试图使高与刘和解,甚至让他们彼此为友谊而干杯。刘干杯显然很勉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客的主人提出的请求罢了。

    次日晨高岗乘飞机回国。他情绪抑郁,中国代表团成员谁也没有前往送行。我清楚,昨晚的和解是表面上的,我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斯大林,那天斯大林同刘少奇会晤时表示:“关于高同志,我当时言过其实,您也一样,没有任何根据。请把我的意见报告毛同志。”

    显然刘报告了毛,不久高岗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应该说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我交谈时常强调说,他一向支持高岗,前中共中央书记博古企图把他除掉,是高岗救了他。但这并不意味看高岗头上的全部乌云已经散去。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来到毛泽东处,请求允许他们前往东北观光。毛同意了。百万富翁们观光回来后再次到毛那里报告观光印象。他们在东北基本感到满意,他们说,与南方国民党地区一片混乱不同,那里很有秩序。

    与此同时香港人表示,虽说东北秩序井然,但那里有点不像中国,而更像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吃惊的是,在东北根本见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见斯大林的肖像。毛听到此事,非常生气,当天便召高岗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唯一问题是“肖像问题”。

    应当承认,香港资本家讲的是实情,在东北全部机关、企业、房屋的正面都挂着斯大林的肖像,而几乎见不到毛的肖像。斯大林的肖像在多数情况下画得根本不像斯大林,他的脸形被画成东方人,中国人的样子,当然大家都知道画的是谁。

    这个问题的经过是这样的。早在1948年底,苏联纪录片工作者小组先访问了阿尔巴尼亚,随后来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后,在沈阳看不到斯大林的肖像,该小组为此表示很失望。高岗在这种意见影响下,嘱咐画斯大林的肖像,并挂在沈阳等城市的建筑物上。也许他同时以此表示对毛的不满,现在也很难说。

    政治局会议持续到深液,大约在凌晨4点钟高岗来到我处,他气愤地讲起了会上的情况。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起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变成第17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事。

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竭力将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把周恩来视为至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毛泽东并未发表个人意见,只不过对决议投了赞同票。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提议取下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肖像。

    高岗离去后,我长时间未平静下来,我的情绪很坏。最后我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刘少奇来到我处,就肖像一事作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肖像画得不好,决定将其取下。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最后还不得不向毛泽东说清楚此事。

    我与毛说定,苏联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还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并谴责了高岗,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了一段时间,我才清楚所发生的事情。根据我的经验,我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把人,还莫如说把仆人看作一群蚂蚁,而不是具有个性的人。

    对他来说人只是政治赌博中的工具而已。因此他对忠于他的高岗没有给予丝毫帮助。当时他认为同毛搞好关系对自己更为重要。

    我拿着电报去见毛泽东,不过斯大林谴责高岗的那一段话我并未读给毛听。不知谁怎么知道了此事,并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莫斯科责问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见毛,这次把全文告诉了他。毛对补充的内容很满意。很遗憾,肖像一事并未到此结束。

    1949年12月初,我们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未预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关于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

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毛主席的画像。毛当时显然非常气愤。当我们回到车站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个人为斯大林70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节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挂在他的列车上了。

毛对此表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半拉到高岗家去,另一半拉到林彪家去。请您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毛出访莫斯科期间,高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出访前夕我已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及其战友的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

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把我的这份报告以及其他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这不算什么,他还把一夹高岗寄给他本人的情报亲自交给毛。

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已注定高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