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妻子刘思齐的再婚生活(作者:西陆军事)

毛岸英妻子刘思齐的再婚生活 刷新 晚年刘松林

原名刘思齐 1930年出生于湖北,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与毛岸英的婚姻生活虽然不长,但他们两家却有着深厚的渊源。刘思齐的母亲张文秋是毛泽东的革命战友,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知道她结婚才3天,就开玩笑说:如果你生了女儿,我们就要"对亲家"。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没想到成了事实。不仅刘思齐与毛岸英喜结连理,她的妹妹邵华与毛岸青后来也组建了家庭。

刘松林和杨茂之是在毛主席的关心下,于1962年结婚的。现在,他们有4个孩子。

大儿子是1963年10月生的,为了纪念去世的毛岸英,取名小英。现在在经贸部下边的一个公司工作。大女儿和二女儿,恰好都在今年考大学。小儿子,是林彪摔死后三天生的,今年要考高中了。忙事儿全集中到一块,这逼使刘松林的心掰成两半,一半给杨茂之,一半给儿女们。

刘思齐和毛岸英

刘松林和她的两个女儿

“如果两个女儿都上自费大学,那我要吃不消了。”刘松林向我诉苦。

“主席没给钱你?”我问。

“没有。要有,就用不着我和老杨一点一点地积蓄了。”

“这样吧,我们替你掏了。”

她明白,我们早就约她写一本回忆录,从毛泽东、杨开慧写到毛岸英,再从她父亲刘谦初写到她今天的家庭,以及她两次坐牢……我想,如果这书有20余万字,能得稿费不是可以供她的两个女儿上大学了吗?

“你那份钱那么好拿嘛?”她说,“老杨生病,孩子忙着应考,我心里如一团乱麻,哪有时间静下心来写作?”

这倒是实情,如果今年我逼她拿出这本回忆录,我就是逼她把心、把精力和时间分成三份。我真有些不忍心这样做,但是,她的选题早已列入今年编辑计划。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死于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司令部里,是美国飞机丢的燃烧弹将他烧死的。对于这一情况,刘松林开始一

右边第一人为刘松林,左边第一人为邵华,中间坐在椅子上提毛岸青,穿西服的是作者。

无所知,所以谈不上悲哀。她依旧在中学里上学,忙于自己的功课。脑子里只记住毛岸英临别时对她说的话:“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信不方便,如果你没有接到来信,可别着急呀!

”她信任毛岸英,料想他在远处正忙于自己的工作,不便给她写信。她还记得,毛岸英是在李克农那里做翻译工作的,想是他有什么特殊使命,保密性极强,她也就不多问。她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父母都是老革命,都做过地下工作,不该知道的就别问,这一点她懂。

然而,有时她也曾暗暗奇怪,从朝鲜战场归来的老首长、战斗英雄,见了她以后都特别客气,又相当谨慎。比如有一次开英模代表大会,她遇见了一些战斗英雄,这些英雄象是怕她似的,谈了几句话,就赶快躲开了。

三年之后,她知道了毛岸英战死这一不幸的消息。

她蒙在鼓里三年,当了三年的“大傻瓜”。

1954年,她高中毕业了。为了进一步深造,恐怕更主要是为了让她换一个环境,毛主席让她去了莫斯科大学,就学于数学系。她不喜欢数学,身体又不好,两年后回国,又进了北京大学俄文系,一上就是四年。如果加上出国前上的一年俄专,她总共上了七年大学,到1961年方毕业。

在苏联,她是见过杨茂之的。那时他在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指挥,是1954年和张积慧等人一起出国的,比刘松林早一年。由于都是中国人,在集会时相互见过面,但没有说过话,更想不到这个人后来会成为她终生的伴侣。

那时,刘松林年纪已经不小了,她自己似乎还不着急,毛主席却在为她着急,想帮助她早点找到称心如意的爱人,好了却既作为公公又作为干爸爸的一桩心事。早在延安,毛主席就认下这个干闺女了。

刘松林丈夫杨茂之和两个女儿在一起

托了好些人,这些人也向主席介绍了好些人,可是主席听了都不中意。一天,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对主席说:“我们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有位教员,叫杨茂之,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这个人老实正派,我觉得可以,主席是不是……”毛主席答应了解一下再说,而且立即请人去作了了解。可见主席的确已经十分着急了,因为这时刘松林已经29岁。

经过了解,杨茂之的人品和刘震介绍的一般无二,于是主席马上走出“第二步棋”,叫刘松林与杨茂之来往一段时间,让他们相互了解。杨茂之那时已30出头,是个大高个,精壮结实,父母都是海边上的渔民,他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忠厚老实的品格。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刘松林点头了。

已经到了1962年的2月,爱情之花第二度结出硕果,那是刘松林毕业分到工程兵科研部搞技术情报翻译半年之后。婚礼是在她家的四合院里举行的,那院子座落在北京的南池子,隔墙是罗瑞卿的家。毛主席此时刚创作了《咏梅》词,给他们随手抄录了一幅,算作贺礼。

还给了300元钱,叫松林代他买点礼品。老杨的父母远在海边,没能赶来,来的都是刘松林的亲朋故友,还有一些老一辈的革命者,如谢觉哉、伍修权、刘震,以及刘松林父亲的朋友,如董秋斯、孟用潜等人,当然也有空军学院老杨的朋友。

前前后后足有上百人,把小院的房子全挤满了。当时毛岸青在大连,没有来,岸青的夫人、松林的亲妹妹邵华从大连赶来参加了大姐的婚礼。她和岸青是1959年结婚的,比松林的这次婚礼早了3年。

婚礼虽然隆重热闹,却又异常节俭,给来宾准备的是一大堆糖果,让他们也同这对新人一起甜甜蜜蜜。

杨茂之从苏联回来后,首先分配到了空军学院执教,但后来有人说,让他们当教师太可惜了,还是放到部队去更有用。就这样,他和他的同学们都作了调动。大约是因为老杨刚结婚,组织上照顾他,把他分配到离北京不远的沙河机场去当团长。后来转场去到了山东高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起,因为刘松林的关系,老杨受到了牵连,不但不让他继续飞行,还停止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鹰,折断了翅膀。

再后来,老杨的空军部队又转场到了苏北盐城。这里是空四军的地盘,直接受张春桥、王洪文的控制。这下更“惨”,他不但折断了飞翔的翅翼,还关进了牢笼。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因果关系:毛岸英死于美国飞机的炸弹之下,刘松林则找了一个飞行团长,想取得空中优势,为毛岸英报仇。但她的爱人却从天上栽下来了,袭击他打垮他的并不是美国空军,而是“四人帮”。

刘松林始终记得毛岸英告别她时说的话,“江青她只顾自个,根本不照料岸青,她也不爱我爸爸。我曾经骂过她,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所以,她从来不敢去招惹江青,怀着又讨厌又怕的心情,远远地避着她。

松林结婚的时候,既没有告诉江青,江青也没有来参加。婚后个把月,松林和老杨一起到中南海去见主席。那次,主席和杨茂之谈得很投机。看得出,主席对这个干女婿是很喜欢的。就是那次,也没有见到江青。刘松林知道,从1959年开始,主席和江青就分开居住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邵华等16人在北大写了一张保张承先的大字报,江青通过其他人了解到了写大字报人的名单,于是公开点名批了邵华,还把邵华的整个家庭,从老母亲直到姐姐妹妹,全诬蔑到了。这对于刘松林她们,是一个信号。她们全家都预感到,江青的打击报复,立即就要开始。

因此,邵华及小妹——那时在北大上西语系,连夜骑自行车逃跑。

刘松林深知自己也在江青开列的黑名单之中,所以她尽量少惹事,夹紧尾巴做人,哪派战斗队都不参加,成了一个逍遥派。

不巧,正在这时,毛岸青病了,住进了301医院。江青估计邵华会去医院看他,就派人在医院门口堵截,邵华因此始终不敢到医院里去。岸青见邵华不来看他,病情加重,这反倒使江青有了告状的口实,她在主席面前挑拨说:“你看看,岸青病越来越重了,邵华连看都不去看看他。”

那时,江青大有权倾朝野之势。松林、邵华最怕的是江青掌权,要是她真当了“女皇”,她全家包括老母亲在内,就都只有死路一条了。因此,有一次,她姐妹俩去见主席,悄悄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主席明确回答道:不会的,她不行,她是两面派!

到了1969年,形势对这家人越来越严峻。刘松林的母亲已被关押起来了,罪名是“新疆叛徒集团的成员”。那是她与老伴携带女儿刘松林,想绕道新疆去苏联,被盛世才抓住,坐了4年监牢。老太太的表现是异常英勇坚定的,但信口雌黄的江青,却把她定成了叛徒。

毛主席对这位老同志是十分关照的,让她住在毛岸青那里,对外保密,嘱咐她哪里都不要去,包括她自己工作的单位,因为那单位是在康生的魔爪之下。但主席终于没保护住她,她遭了江青的毒手。

刘松林失去了保护,也失去了主意,在北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中南海进不去了,江青早已下令将她与主席的联系隔断。她写信给杨茂之,问怎么办。头脑简单的杨茂之回信道:“你带着孩子上我这里来吧!”

刘松林别无他法,只得拖着一儿一女,带着将降生的老三,比歌词里唱的“胖大嫂回娘家”还狼狈,去到了江苏盐城,去到了杨茂之身边。

空四军早已没有了刘松林的容身之地。

一次,空军学院来了几个人,带了几只广柑,说是北京的林立果副部长亲自送给部队的。

这时的林立果已成了空四军的太上皇,因此这几个广柑,自然成了“圣物”。宣传科长说道:“刘松林,你把广柑送到门诊部,用药水泡起来,外面再扎上红丝带。”

刘松林早就在心里将这个林立果同毛岸英作了比较,也把主席对岸英的教育和林彪对林立果的态度作了比较,觉得这个林副部长实在太张狂、霸道了。“送几个破广柑,买人心,如此而已。”她虽然不敢将看法说出来,行动上已有了简慢之意。她说道:“司机同志,你把广柑送到门诊部去,我就不去了!”

早想寻找岔子的人这下总算找到了一点“罪证”。某领导在党委会上不点名地却又十分气愤地说道:“今天,有人对林副部长不忠。林副部长派人专程为我们送来广柑,这是对空四军的极大关怀。可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有人只让司机带到门诊部了事——”

下班回到家中,身为副师长的杨茂之对刘松林说道:“今天出事了,林立果送来的几个柑子,不知是谁只叫司机带到门诊部去。”

刘松林接话道:“是我。我让司机带的。”

“哎呀,是你干的!”

杨茂之知道自己的处境,因为岳母是“叛徒”的问题,材料也早已转来了部队,他懂得必须处处小心谨慎从事。可哪里知道,这个一向小心翼翼的人,竟会表现出最大的不慎重,以致让人抓住了他“维吾尔姑娘的小辫子”。 江青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已成为司马昭之心,路人尽知。空四军有人多次做老杨工作,要他“认清形势”。他听得不耐烦了,就把自己老婆枕头边告诉他的悄悄话卖了出去:“不会的,她不会接班!主席说过她不行!”

这在那时,当然是件大逆不道的事。那些本来就看风使舵,怀着个人小心眼的领导,在1971年,林彪摔死后立即将这些话报告了上去。为此,杨茂之与刘松林同时被送到上海,关进了监狱。她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监狱,只听人说,前一段这里关过电影演员赵丹和秦怡。

她与老杨是分别关押。在她的囚室里,还有两个专门看她的女人,连站起身来,都必须经过她们的批准。窗户是全部用报纸糊住的,不分白天黑夜,都点着100瓦的大灯泡。手表不让带,睡觉时被子不许全盖上,只准盖到腋下——怕她自杀。

而门外,看守的士兵故意穿着硬底的大皮鞋来回地走,那每一步都象踩在她的心上。她还经常被提审,有时候是王洪文亲自出马。因为老实巴交的杨茂之已无意讲出来主席对江青的评价是听自邵华和松林,所以王洪文拍着桌子大骂:“你敢诬蔑江青,就是诬蔑毛主席,你就是十足的反革命!”

她刚生小四不久,生活压力又这么大,身体十分虚弱。吃不好,睡不着,精神和肉体都受折磨,人很快消瘦了一圈。她现在的两手风湿,就是那时得的,没有满月就逼着用凉水洗脸洗衣服,使所有小关节全部红肿,落下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毛病。

她提出要给母亲写信,获得批准。可当她铺开信纸时,眼泪一串串地流,将信纸全打湿了。

——杨开慧带着毛岸英蹲监狱,我母亲又带着小小年纪的我蹲监狱,而现在,我竟然又和丈夫一起被送进来蹲监狱。这可是三个不同的时代呀!为什么历史转了几个圈子,又返回了原地呢?

她把这种想法如实倾诉在信纸上:“我小时候坐国民党的监狱,想不到现在又坐了监狱。”谁知这封信不但未到母亲手中,还被他们拆了。提审她的人大骂:“他妈的,你竟敢把我们和国民党相提并论!”

4个月过去了,她实在受不了,又看不到希望,于是心生一计,给毛主席写信,指名要通过王洪文转,看他到底敢不敢转。果然,王洪文没有胆量扣押这封信,这信终于被主席收到了。

她被放出来了。但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她仍在王洪文“监护”之下,只不过从监狱进了“批林学习班”,不提审了,却要她没完没了地写揭发材料。她火了,质问学习班的组长,“你去问一问,我到底有什么问题?”组长说了老实话:“我也不知道,关于你的材料一个字也没有。”

母亲给她来信,说你如果身体不好,可以申请到北京来看病,保外就医也行,许多老同志都是这样做的。

这是暗示,母亲在教给她解脱的办法。她立即打报告,说自己身体不好,要求去北京就医。在叶帅的关怀下,她“荣幸”地获得了批准,于是收拾包袱,一飞快逃离了魔窟。

在北京看了半年病,休养了半年,她提出再也不回空四军去。她想在北京找一个工作,当个普通工人也行。可是,到哪里去呢?有人说帮她活动到总政治部来,她一想不行,张春桥的弟弟在总政,这依然是“四人帮”的地盘。没有办法,她只得去找叶帅。经叶帅努力,她被分配到军事科学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