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温薛定谔 埃尔温·薛定谔 简历

埃尔温·薛定谔 (德文:Erwin Schr?dinger ; 英文通常写作Erwin Schrodinger),又译薛丁格,原名埃尔温·鲁道夫·约瑟夫·亚历山大·施罗丁格(Erwin Rudolf Josef Alexander Schr?dinger),1887年8月12日生于维也纳埃德伯格(Wien Erdberg),1961年1月4日卒于奥地利的阿尔卑巴赫山村。

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933年和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被称为量子物理学之父。

他的父亲鲁道夫·施罗丁格是生产油布和防水布的工厂主同时也是一名园艺家。她的母亲格鲁吉亚娜·艾米莉·布兰达是维也纳高等技术大学的教授亚历山大·鲍尔的女儿。

在固体的比热、统计热力学、分子生物学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重要的成就是创立了波动力学,提出着名的薛定谔方程。并且于1926年证明自己的波动力学是与海森堡、玻恩和约当所创立的矩阵力学在数学上是等价的。与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一起获得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06 年入维也纳大学物理系学习 。埃尔温·薛定谔1906年入维也纳大学物理系学习。1910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维也纳大学第二物理研究所工作,直到1920年以前主要在维也纳大学任教,

1921~1927年在苏黎世大学任教,开头几年,他主要研究有关热学的统计理论问题,写出了有关气体和反应动力学、振动、点阵振动(及其对内能的贡献)的热力学以及统计等方面的论文。他还研究过色觉理论,他对有关红-绿色盲和蓝-黄色盲频率之间的关系的解释为生理学家们所接受。

1913年与R.W.F.科尔劳施合写了关于大气中镭A(即Po)含量测定的实验物理论文,为此获得了奥地利帝国科学院的海廷格奖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服役于一个偏僻的炮兵要塞,利用闲暇研究理论物理学。战后他回到第二物理研究所。

1920年移居耶拿,担任M.维恩的物理实验室的助手。

1925年底到1926年初,薛定谔在A.爱因斯坦关于单原子理想气体的量子理论和L.V.德布罗意的物质波假说的启发下,从经典力学和几何光学间的类比,提出了对应于波动光学的波动力学方程,奠定了波动力学的基础。

他最初试图建立一个相对论性理论,得出了后来称之为克莱因—戈登方程(见场方程)的波动方程,但由于当时还不知道电子有自旋,所以在关于氢原子光谱的精细结构的理论上与实验数据不符。

以后他又改用非相对论性波动方程──以后人们称之为薛定谔方程──来处理电子,得出了与实验数据相符的结果。1926年1~6月,他一连发表了四篇论文,题目都是《量子化就是本征值问题》,系统地阐明了波动力学理论。

在此以前,德国物理学家W.K.海森堡、M.玻尔和E.P.约旦于1925年7~9月通过另一途径建立了矩阵力学。1926年3月,薛定谔发现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在数学上是等价的,是量子力学的两种形式,可以通过数学变换,从一个理论转到另一个理论。

薛定谔起初试图把波函数解释为三维空间中的振动振幅,把解释为电荷密度,把粒子解释为波包。但他无法解决“波包扩散”的困难。最后物理学界普遍接受了玻恩提出的波函数的几率解释。

薛定谔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深入研究过B·斯宾诺莎、A·叔本华、E·马赫、R·西蒙、R·阿芬那留斯等人的哲学著作。晚年,他致力于物理学基础和有关哲学问题的研究,写了《科学和人文主义——当代的物理学》(英文版,1951)等哲学性著作。

1921年任瑞士苏黎世大学数学物理学教授。1926年,薛定谔证明波动力学与矩阵力学在数学上是等价的。1927年接替普朗克到柏林大学担任理论物理学教授,并成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33年,因纳粹迫害,薛定谔移居英国牛津,在马格达伦学院任访问教授。

同年与狄拉克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薛定谔晚年定居在爱尔兰。1956年,薛定谔返回维也纳大学物理研究所,获得奥地利政府颁发的第一届薛定谔奖。1957年他一度病危。1961年1月4日,他在奥地利的阿尔卑巴赫山村病逝。

1926年他提出著名的薛定谔方程,为量子力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方程的提出只是稍晚于沃纳·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学说,此方程至今仍被认为是绝对的标准,它使用了物理学上所通用的语言即微分方程。这使薛定谔一举成名,他还在同年证明了自己的波动力学是与海森堡和玻恩的矩阵力学在数学上是等价的。

1937年被授予马克斯·普朗克奖章。

1944年薛定谔出版了《生命是什么》,此书中提出了负熵(Negentropie)的概念。

他自己发展了分子生物学,想通过用物理的语言来描述生物学中的课题。他还发表了许多的科普论文,它们至今仍然是进入到广义相对论和统计力学的世界的最好向导。

最著名的思想实验是薛定谔的猫,在这个试验中他把量子力学中的反直观的效果转嫁到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上来,并想以此来表达他对想要用一般的统计学说来解释量子物理的拒绝。

此外薛定谔还发表了50余本著作涉及到不同的题目,还进行了统一的语义场论的努力。

作为一位科学家,薛定谔确实有其独特不群之处。简单说来,可关注的至少有三点:

不同于一般的,或者说图式化的科学家形象,据穆尔的传记看来,此公似乎是一位性情中人,或者说一位多情种子,毕生陷于恋情的漩涡与纠葛中。不计青少年时期的情窦初开和数次情感遭遇,即使在33岁那年成婚后,他仍然是激情充溢,外遇不断,其对象既有已婚的研究助手的妻子,也有年方二八的他曾辅导过数学的女中学生,既有闻名遐迩的演员和艺术家,也有年轻的政府职员,而这种浪漫风流一直持续到年逾花甲,并且有不止一个非婚生的孩子。

对于每一段情感履历,他都非常投入,并为此创作了不少缠绵的情诗。但奇怪的是,生活在维也纳和都柏林这样宗教色彩很浓的地方,他竟然能全然不顾忌传统礼数,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自由,甚至设想过一妻一妾的生活;而同样令人称奇的是,他与其元配安妮的婚姻历经这种种事端,竟然能白头到老,而且安妮还亲自照料了他非婚生孩子的婴儿期。

或许这与安妮自己没有孩子不无关系,但即便如此,这种薛定谔式的爱情,这样的家庭关系,与我们头脑中的科学家形象,恐怕还是会有很大反差,相去甚远的。显然,在这种丰富复杂的性格形象面前,通常的政治标签似乎是显得过于苍白简单了。

不确定关系-薛定谔方程其人其事如此,其科学上的成就也不乏独特之处。依据量子力学中通用的解释,波包塌缩依赖于观察,在观察之前,这只猫应处于不死不活的迭加态,这显然有悖于人们的常识,从而凸显出这种解释的困境。

为摆脱这种困境,人们设想出了种种方案,但似乎并不能填平这种常识与微观特异性之间的鸿沟。例如格利宾本人所赞成的多世界解释,认为猫死与猫活这两种结果分属两个独立平行且真实存在的世界,是我们的观察行为选择了其中之一为我们的世界。这似乎不仅没有消除,反倒是增加了人们的困惑。

从薛定谔的“猫悖论”,引出了我们对于他的第三点关注:他的丰富的哲学思想。“猫悖论”反映出在科学哲学层面上,他反对哥本哈根学派,试图用连续的波动图象,重建对微观对象的经典理解,当然,他的尝试并不成功;而在更抽象的形上层次,他则从叔本华那儿接受了古印度的吠檀多哲学,并从这种信仰中去追求自然的统一,追求自我与宇宙精神的统一。

这样的科学家形象,与当代职业科学家的技术化,工匠化,商业化和平面化趋势相比较,是否也会给我们若干启示呢?

薛定谔科学上的成就也不乏独特之处。薛定谔于1926年提出其波动方程时已39岁,比起量子力学史上的其他英雄们,可谓是大器晚成(发表他们的第一篇成名论文时,爱因斯坦26岁,玻尔28岁,海森伯24岁,泡利25岁,狄拉克24岁,约当23岁,乌伦贝克和戈德斯密特分别为25和23岁),在这一点上,他倒是与其柏林大学的 前任普朗克不无相似。

据说他的这种创造性的激情,恰恰来自圣诞节假期中与情人的幽会,且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不到五个月时间里,一连发表了六篇论文,不仅建立起波动力学的完整框架,系统地回答了当时已知的实验现象,而且证明了波动力学与海森伯矩阵力学的等价,令整个物理学界为之震惊。

量子力学已成为整个理论物理学和高科技的基础,从粒子物理和场论,到激光,超导和计算机。

格利宾的书对量子力学的历史发展和应用作了相当通俗形象的描述。但如何解释和理解量子力学的成果,却至今依然是学界,尤其是科学哲学上的热门话题。爱因斯坦和玻尔为之争论了一辈子,“薛定谔的猫”则被爱因斯坦认为是最好地揭示了量子力学的通用解释的悖谬性。

他曾先后写作了《生命是什么》《科学与人文主义》,《大自然与希腊人》,《科学理论与人》,《心与物》,《我的世界观》和死后出版的《自然规律是什么》等哲学论著和文集,甚至一度设想过在教书之余,以哲学为主要兴趣,以至于被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西蒙尼认为“是我们世纪的物理学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哲学家”。

杨振宁曾表示,他不曾当面见过薛丁格,据说薛丁格有很多情妇,且乐于让人知道,此举不见容於普林斯顿。他有不少私生子。薛丁格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时,要求牛津大学聘任亚瑟?马胥(Arthur March)为其助理,因为薛丁格爱上了马胥之妻希尔妲(Hilde)。

希尔妲曾为薛丁格产下一女。薛丁格也和两名爱尔兰籍女子有私生子。他的妻子安妮也和薛丁格的朋友赫尔曼威尔(hermann weyl)有暧昧的关系。2001年11月,剧作家Matthew Wells的作品《薛丁格的女朋友》(Schrodinger's Girfriend)在旧金山著名的Fort Mason Center首演。

《薛定谔的女朋友》说:“到底是波-粒子的二象性难一点呢,还是老婆-情人的二象性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