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诗集 性情诗人何其芳——纪念恩师何其芳诞辰一百周年

何其芳(1912—1977)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四川万县人。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其诗收入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散文集《画梦录》获1936年《大公报》文艺奖金。

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和成都任教员,创办《工作》半月刊。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这期间有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问世。1944年后两次被派往重庆,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

从1953年起,长期领导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论著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等。

何其芳是以诗人、散文家和学者的三重身份名世的。但他最初攫住我的是诗人!

那还是在中学的语文课上,在老师讲完了他的《夜歌和白天的歌》以后,又读了他一些别的诗,觉得这是个富于梦想、感情真挚而饱满、又带点淡淡的哀愁的诗人。上大学后,老师正好是与何其芳名望相仿的诗人冯至,在他的引导下,较多地读了一些海涅、歌德等人的诗,开始对诗也发起烧来。

说来也巧,那时听说我所仰望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借驻在北大,而何其芳恰好是她的领导。于是不禁跃跃欲试,很想找个理由见见这位久仰的诗人。怎奈时运不佳,不久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紧接着是“大跃进”、“反右倾”……文学所也于这期间(1958年)搬离了北大。

那时候,文艺界经过了“反右”和“反人性论”等运动,“左”的倾向日趋严重,像何其芳这样禀性耿直的诗人,内心的抵触情绪与日俱增,难免有时会在写作或言谈中流露出来。约在1963年前后,读到一篇批评他的文章,说他在一首诗中直抒自己像鸟一样感到“翅膀沉重”,想飞却飞不起来。

这触发了我心中的隐情,引起我的共鸣。联系他在“反右”之初断言文学所“没有右派”(后被划了一批);大跃进中公开批驳亩产几万斤的谎言;反对新诗“必须以民歌为基础”的主张……觉得这是个正直、豁达且有骨气的诗人。

这时可以说,他的巨大的人格魅力把我征服了!于是我怀着一种朝拜的情绪,决心拜访他一次。什么缘由呢?我想,写一篇对当前诗歌创作的评论,以批评为主,如果得到他的赞赏,也许他就愿意见我。

也巧,未及我把文章写完,听说文学所要一分为二,分出一个“外国文学研究所”!科学院是我久仰的学术殿堂,这下机会来了:何其芳肯定要为这个新所招兵买马,我以要求调外国文学所工作的名义给他写信,再附上这篇文章,相信他见我的可能性该是比较大的。

但信寄出后差不多一个月了,却迟迟收不到回信。莫非他不赏识我?不料,一天冯至先生见到我,说:“你给其芳同志的信他转给我了!”我一听,有戏了!但他沉着脸,停了一会接着说:“难道你……你不知道我已经调到科学院来筹建外国文学研究所了!

?”啊,糟了!我心想,“他在见怪我越位了!”我一下子好像做了什么不规矩的事突然被人抓住似的,窘困不堪。不是吗?冯是我的顶头上司和老师,要调工作为什么不首先跟他谈;他也是与何其芳旗鼓相当的诗人,要谈诗,为什么舍近就远?双方默默地僵持了约十来秒钟后,到底还是雨过天晴了,他说:“我已经跟文学所人事处说了:过后你去报到吧!

”这是1964年清明节刚过的事。一个月后我终于来文学所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