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近照 哲学家汤一介逝世:强大的光源仍 照亮未来

201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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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原标题:哲学家汤一介逝世:强大的光源仍 照亮未来<中国儒学史> 北大社2011年出版 九卷本的<中国儒学史>,上限从春秋时代起;下限至新中国成立,时间跨度约25

原标题:哲学家汤一介逝世:强大的光源仍 照亮未来

《中国儒学史》 北大社2011年出版 九卷本的《中国儒学史》,上限从春秋时代起;下限至新中国成立,时间跨度约2500年,其内容按历史顺序分册。

《郭象与魏晋玄学》 北大社2014年版 本书围绕郭象的哲学思想,分析了魏晋玄学内在发展的逻辑过程,阐释了魏晋玄学中的有、无、体、用、本、末、一、多、言、意等哲学概念、范畴。

《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 中央编译社2014年版 本书荟萃了汤一介先生于新旧世纪之交对中华文明的哲学思考,提出反本开新这一哲学命题,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哲学依据。

汤一介(左一)年轻时听父亲汤用彤(右一)讲学。

汤一介先生与爱人乐黛云教授

为什么选择哲学?哲学是研究什么的?

哲学研究的是宇宙和人生的问题。

宇宙为什么这样存在,人的一生为什么从生到死这样走过来。

我想,一个人活着,就像一个发光体,

是发光很小让它很长时间都存在,

还是希望发光很大却瞬息消灭?

我愿意做发光很大可是瞬息消失的人,

因为发光很大可以照亮别人。”

昨日中午,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发出讣告,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9月9日21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据报道,汤一介先生前年罹患肝癌。

汤一介先生是久负盛名的哲学家,与深圳更是有着深刻的渊源:1984年9月,深圳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即邀请汤一介先生担任了所长。

昨日下午,记者采访了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先生,景海峰是汤一介先生的学生,当时南下深大任教,正是应恩师汤一介的邀请。

他的深大缘

参与中文系的初创与学科建设

谈起恩师汤一介先生,景海峰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汤先生为人和善,耿直,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佩服先生的诚恳、坦荡。汤先生的为人、治学符合中国传统对君子的理想,像汤先生这样的人,在今天的社会十分罕见。”

景海峰回忆道,早年深大人文学科基础薄弱,而汤一介先生担任国学研究所所长后,从国内几所重点大学调入了数名研究人员——景海峰就是其中之一。国学研究所在汤先生的带领下,做了几件颇具影响力的大事。比如,创办了大型国际性学术集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4辑集刊刊发的百余篇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比如,搜求古旧书刊,购进包括《磧砂藏》等在内的一批珍本特藏,初步建起了一个小型的文史资料馆;比如,参与了深大中文系的初创和学科建设工作,为深大中文专业的学生开设了系列国学方面的课程……

景海峰认为,汤一介先生及其带领的深大国学研究所,对深圳大学的成长意义非凡。

他的学问

20世纪通儒路径,底色是儒家思想

《汤一介文集》出版时,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曾如此评论汤一介先生的学问:“就为学的类分说,他属于哲学,主要是中国哲学。但他学问的底色,是儒家思想。他的学问特点,是对儒释道三家的思想都有专门的研究,做到了会通三教。

文集中的《在儒学中寻找智慧》、《佛教和中国文化》、《早期道教史》,是他研究‘三学’的代表作。他的名著《郭象与魏晋玄学》,则是归结儒道两家思想的著作。近年他致力于《儒藏》的编撰,并非偶然,不妨可以看做是他在学术上的‘归宗’之作。不过他为学不专主一家,他走的是20世纪学者的通儒的路径。”

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言,汤一介学问高深,但在众多成就中,《儒藏》的编撰可谓汤一介先生毕生的梦想。今年6月27日,《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召开。据介绍,《儒藏》工程分为《儒藏》“精华编”和《儒藏》全本两步进行。

《儒藏》“精华编”收录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学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500余种,同时收录韩、日、越三国历史上以汉文撰写的重要儒学文献150余种,共计339册,约2.

3亿字,计划于2017年完成。《儒藏》全本将进一步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将超过《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中国(包括韩、日、越)历史上比较有价值的儒学著作。经过海内外近500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儒藏》“精华编”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00册,6000余万字。

这一巨大的工程是汤一介先生以76岁高龄发起并主持的。据景海峰介绍,完成《儒藏》一直是汤一介的“梦想”,汤一介曾说:“我们有佛藏、道藏,但是一直没有儒藏,明清两代人都想做,但都没有做,因为实在太浩大。但是当前我们处在中华民族复兴时期,必须有文化来支撑,否则,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没有根基的。”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前年汤先生被查出罹患肝癌,虽然不能像过去一样事无巨细地对编纂工程进行指导研究,但是仍然非常关心,身体好些的时候就会来儒藏中心召集大家开会。”

他的文化思考

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

上世纪80年代,汤一介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掀起了一轮传统文化热潮。他提出传统文化不应有中西文化的界限,主张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弘扬传统文化。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分别把对中国传统的反思推到了前台。在这时代的大转换中,儒学的命运和学界对儒家的评判始终处在漩涡的中心。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汤一介经历了一个“置身其外”和“投入其中”的过程。他说:“以前我对儒学没有兴趣,可以讲不研究儒学。我是搞魏晋玄学的,还搞一点佛教、道教。从1983年考虑新儒家问题、新儒家的基本观念。”

据景海峰介绍,汤一介强调当代的中国文化建设一定要“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既要继续奉行“拿来主义”的方针,吸纳世界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要着力发展“送去主义”的策略,把中华文化的优良结晶推展到世界各地去。以“文化自觉”的意识和海纳百川的胸襟,积极投入到全球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当中,在世界各种文明的激荡、攻错和磨砺下,锻淬自身,取精去粕,谋求新的发展。

他的家学家风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汤一介出生于书香世家,与他相交40年的刘梦溪先生认为,汤一介学问的成功,除了其自身的努力,还得力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先天的,即他的家学传统。二是后天的,即他了不起的夫人乐黛云教授对他的扶持与协助。

汤一介1927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是湖北黄梅县。他一岁到了南京,四岁又到北平,抗战期间在西南大后方,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先后在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的缘故,所以举家迁移、漂游无定,直到抗战复员后才在北平(北京)定居下来。

汤一介的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做过甘肃渭源等县的知县和乡试同考官,晚年以授徒为业。在他60岁生日时,学生为祝寿,作《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一幅,汤霖“自题”云:“余自念六十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乃劳于吏事。……余又内惭,穷年矻矻,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虽愈中寿,宁足欣乎?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

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1893—1964)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一代国学大师。他早年留学哈佛大学,时与陈寅恪、吴宓并称为“哈佛三杰”。回国后,历任东南、南开、中央等校教授。从1930年起,执教于北京大学,长达30多年,成为整个20世纪北大人文学科中最为重要的几位台柱式人物之一。

汤一介从小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里,耳濡目染,后来又子承父业,不光在学术上深受先辈的影响,而且在做人方面也延续了家风。他极为看重个人的品行修为,于家风传承惶恐唯诚、念兹在兹。作为名人之后的汤一介,不仅在学术上继承先志、光大门楣,而且在家风的传承上又有进者,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发扬到了新的境地。

景海峰认为,汤一介先生的学思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大学毕业以前的青少年求学时期(1927—1951);参加工作之后将近30年间、艰难曲折而又颇为沉寂的路程(1952—1979);焕发出学术活力、对当代中国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新时期(1980至今)。

而在后两个阶段中,汤一介先生的爱人乐黛云教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汤一介曾在《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的序言中,深情又自谦地写道:“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响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

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他们相互扶持,走过了“文革”中的艰难日子。汤一介先生的学问立足本土,但从不忘记域外学术思想的沟通和吸收,在这方面,精通英文的乐先生对汤一介的帮助非常大。

他的自我定位

不是哲学家,而是哲学工作者

耄耋之年的汤一介先生,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也不以含饴弄孙为乐,更不以金钱、名誉、地位等为意,而是投入到《儒藏》这样的大文化工程中,希求中华文化之薪火能代代相传。

但是,做着大学问、大事业的汤先生却非常谦虚。晚年的汤一介可谓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但他对此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反对别人将“大师”这样的帽子强加于他,他甚至认为自己连“哲学家”这样的称谓都够不上。因为哲学家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而大师则是要提出一套让全世界都承认的理论。

汤一介认为对自己较为准确的定位是“哲学史家”,即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学者。至于当前没有出现“大师”或“哲学家”,他认为除了天赋以外,社会环境的桎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惟有允许对主流思想的质疑,甚至是颠覆性的质疑,才能推动哲学的发展,才能促进哲学家的诞生。

汤一介 1927-2014

生于天津,原籍湖北黄梅,其父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从此一生都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上世纪80年代,他以“知天命”之年重新焕发学术研究的活力,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拓与发展付出辛劳。

汤一介生前为北大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儒藏编纂与研究”项目首席专家。研究领域有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儒家哲学。他的著作《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是哲学研究不可绕开的著作;他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中国哲学体系,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