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一位备受争议的文化奇人王云五

说到“不敢”,人们一定会想到历史问题。此言不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立志追随王先生的出版思想,也一直为他陷入政治漩涡或曰错位从政而惋叹不已。但是,我时常扪心自问,写60年中国的出版家,不提王云五,行么?

我不死心,就向台湾出版家郝明义先生求助。他送给我两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岫庐八十自述》和《十年苦斗记》,我认真阅读;回过头来,再重读王建辉先生《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我发现,在王云五先生的一生中,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争议。这些争议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更表现着某些人性的冲突。下面,我从王先生丰富的文化生活中,摘出几个“争议”的结点,罗列出来,供我们做一点阅读的联想。

1.学识。早年,王先生几乎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原因是他的大哥18岁考取秀才,几个月后突然病逝。家人觉得,依风水与家运,王家子弟不易读书,经商会好些。所以王先生只读过一点私塾;为了经商,还读过英语夜校。不过,他有学习的天分,读记飞快,并且在19岁时,用三年时间通读原版《大英百科全书》。

同年被聘为中国公学英语教师,他的学生中就有时年17岁的胡适先生。胡先生曾称赞王是“有脚的百科全书”,胡还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但那只是胡适先生的看法,人们对王先生“学识”问题,始终争论不休。直到1979年王先生逝世,争论也未停歇。台湾朱文伯先生称,王先生不愧为当代奇人、社会好人、学界通人和企业界巨人。茅盾先生却说:“王云五是个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谈不上有什么学问。”胡愈之先生也说过:“王云五既没有学问,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两方评价,竟有如此霄壤之别。

2.进入商务印书馆。1921年,在胡适先生的举荐下,王先生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时年仅34岁。胡适先生始终把推荐王先生进入编译所,当作他对商务印书馆最大贡献。他还称赞商务能够接受他的举荐。他在《高梦旦先生小传》中写道:“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内几位老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托付给他;……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的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

反过来,茅盾先生却说,这是胡适的计谋。这样一来,他既可以继续当教授,又可以通过王云五操纵编译所;也是商务当局保守派中意王云五。还有观点说,王云五靠他的学生胡适,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使他不但跃上中国出版高位,拿着高薪,还让商务接盘他的小书店“公民书局”,使其中一部分资产,做了他在商务的股金。这不是飞来的好事么?连胡适都说,云五号岫庐,此次真是“云无心而出岫”了!

3.编译所“7年之痒”。王先生出任所长后,实施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按照新学科的门类重组各个部门,二是用三年时间调整人员。他将旧人淘汰三分之二,引进新人有朱经农、周建人、周鲠生、竺可桢、郑振铎、顾颉刚、叶圣陶、陶希圣、黄宾虹等。

2005年,编译所9个专业部部长,有7位换了新人。张静庐先生评价,这次改革,确然“是商务印书馆走向新的方面最活跃的年代”。有观点认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但是,也有人称王云五是“袁世凯”,说他引进新人是任用私人和亲信。

1929年,王先生辞去所长职务。他说自己经常需要超出职权,帮助馆方调节内部工潮,有一次竟然跪在地上向军阀求情,不要逮捕工人。如此疲于应付,故而辞职。有人却说,王的辞职,是因为他自编《王云五大辞典》,给自己开稿费,与张元济先生发生争执;或曰编辑《百科全书》未果;或曰出版“万有文库”积压,云云。

4.科学管理法。王先生辞去编译所所长之后不到一年,又被商务印书馆请回来做总经理。他上任前出国考察半年,回来后抛出《科学管理法计划》,内容包括:预算制、成本会计制、统计制、标准化与简单化、按件计酬制与售货量比较制等等。

他由此获得“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之父”的美誉。但是,这个计划一公布,立即引起全馆职工的强烈反对。编译所的反对之声最激烈,他们发表“宣言”说:“王云五不独为同人等之公敌,亦社会之公敌,……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要求王云五辞职。代表职工与王先生谈判者有郑振铎、郑贞文、胡绍绪、杜亚泉,甚至外部的邹韬奋先生也著文质疑科学管理法。在此重压下,王先生只好宣布撤销了他的改革计划。但他并没有死心,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把他的“科学管理”在商务一点点实施下去。

5.两年苦斗。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轰炸上海。他们的目标直指商务印书馆,造成总厂全毁,东方图书馆几十万书籍片纸无存,焚书的纸灰在空中飘浮,仿若云雾,持久不散。这是自火烧圆明园以后,最令人痛心的文化惨剧。

一位日军司令不无得意地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此时,王先生没有倒下。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

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终于宣告复业。他们悬挂着王先生拟定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最鼓舞人心的是,商务很快实现“日出一书”的奇迹,破了日军司令的预言,也成为商务至今沿袭的传统。为“两年苦斗”的胜利,张元济先生致信写道:“去年公司遭此大难,尚能有此成绩,皆属办事人之努力,极当佩慰,特代表股东向办事人致谢。”

但是,在此过程中,王先生实行减少股本金、全馆停业、解雇4000余名职工等一系列特殊举措,与股东和职工会方面发生激烈冲突,使之备受压力。同时,王先生在商务复兴过程中,又将《科学管理计划》落实下去,更加激化了劳资双方的矛盾。

当时胡适给王先生来信中写道:“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那时,王先生只有40几岁,为这一段经历,换得满头白发。此后,王先生无奈地写道:“我以为要想做事,不独要吃得苦,还需要脸皮厚;不过那副厚脸皮以外,需有一个良心和它陪衬才好。”

6.四角号码检字法。自古以来,汉字检字法有三次发明。一是东汉许慎创立部首检字法;二是16世纪都俞和17世纪《康熙字典》创立部首加笔画检字法;三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王先生受到电报原理启示,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其功劳直追古人。

他的专著《四角号码检字法》出版时,蔡元培、胡适、吴稚晖、高梦旦等分别作了序言。胡适先生还专门为之编了歌诀:“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此法流传极广,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都据此为中文图书检索。鲁迅先生在一封信中,竟然称王先生为“四角号码王公”。

但是,这样一项重要发明,它的发明权问题,也是有争议的。章锡琛、叶圣陶等许多人说过,实际上,这个方法是高梦旦先生发明的。陈原先生也写道:“传说商务推行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本来是高梦旦发明的,王云五只不过使之完善罢了。”当此法名满天下时,王先生对高先生却只字未提。当然,高先生也没说话,因为他历来抱有“成事不必在我,成功不必在我”的宗旨,正如胡适先生所说,高先生是把名利视同尘埃的“圣人”。

7.四百万。人们在总结王先生的功绩时,经常说道,他最大的贡献是“四百万”。即:“四”是指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指百科全书建设;“万”是指“万有文库”。但是,你知道么?这个“四百万”最初也是一个贬义的说法。当时王先生入主编译所,启动一些创新项目,引来旧人非议。他们说,王先生的这三大计划,耗费了商务500万股金的五分之四,故有“四百万”之称。

8.《王云五大辞典》。王先生一生都对编纂词典情有独钟,并且乐于以自己的名字命名。1930年始,出版《王云五大辞典》,接着出版《王云五小词典》、《王云五小字汇》;到台湾后,还推出《王云五综合词典》和《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

但是,他出版这些书是要提版税的。比如,《王云五大辞典》一年抽取版税达5000元;加上小辞典和字汇,三种词典每年付版税不下20次。王先生认为,这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过有人指出,王的词典一旦出版,馆内的同类词典就不再上市了。再者,张元济先生在商务35年间,主动辞退应得款项达20次,与王先生的行为形成鲜明比照。

9.辞职。抗战期间,王云五先生一直领导商务印书馆,历经“十年苦斗”,坚持到战事结束。但是,1946年他却辞去总经理职务,离开了商务印书馆。究其原因,王先生说,在上海沦陷期间,商务参加所谓“五联出版公司”,承印伪组织核定之教科书。

此事虽然与在重庆的他无关,但身为总经理,“自揣八年抗战,商务艰苦备尝,坚贞自守,今当胜利伊始,竟有此项恶评,精神殊感愤懑。”所以坚决辞职。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王先生从政之意已决,上述原因只是在为辞职找借口。因为他离开商务当月,即赴南京,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

列罢以上9点,读者会问,你是在褒扬王先生,还是在贬抑王先生呢?都不是。它们仅仅是一些客观存在的罗列。其实,在出版方面,在出版经营方面,我一直是王云五先生的崇拜者与追随者。我尤其喜爱他的“四大丛书”,喜爱他的“科学管理法”,喜爱他的“汉译世界名著”,喜爱他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喜爱他的东方图书馆。

为了出版,他还做过许多细微的工作,比如,抗战时期,他创造所谓“战时版式”,把每页500字增为1000字,还选用轻型纸,利于运输;他利用四角号码的原理,改造排字架,发明“云五式中文字架”,省工、省人、省铅字、省培训时间;他组织发明化学翻印法,使战时许多重要词典和大学丛书恢复供应;他提出“库存图书调剂法”,提出“调货重于重印”的概念,等等。

实言之,这样的内容,我在其他出版家的文章中是见不到的。

但是,我不太喜欢王先生的学问,不太喜欢他精于算计、锱铢必较的处事态度,不太喜欢他事无巨细、喋喋不休的文字风格。我很理解,为什么老商务人称夏瑞芳先生为夏老板,称张元济先生为菊老,对王云五先生则直呼其名。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一个奇人的奇思妙想》,其中写道:“为什么一提到王云五,人们就争论不休;一抛弃王云五,历史就发生断裂呢?”此刻,这样的疑问依然在我的心头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