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的孩子 苗子艺术漫步 永远的黄苗子(上) 晚安!苗子

       春节一过,进入戊子年,黄苗子先生就95岁高龄了。我所熟悉的老人中,年过九十的不算少,但像他这样身体硬朗,神清气爽且笔耕不辍者,实为凤毛麟角。

        他和郁风是富有人生传奇的一对夫妇。从20世纪30年代初投身于艺术创作,一直到90年代,哪怕经历战争,哪怕身处历史漩涡,甚至蒙受过多年牢狱之灾,他们一直不曾泯灭过艺术信念。

艺术让他们走过一次次磨难,艺术让他们活得踏实,活得有滋有味。最令人们叹服的是,“文革”后期当他们双双走出被关押七年的秦城监狱时,性情居然依旧未改,还是如过去一样爽朗,乐观。人们很少听到他们叹息、哀怨。

      十年前,我完成了他们的传记《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我请他们两位在扉页上题词。苗子先生写道:“如果没有漩涡,一潭死水,那么,生命、诗、文艺,一切都完蛋了。

感谢李辉把我们投入漩涡。苗子,1998年11月3日”郁风先生写道:“八十多年的历史,怎么说得清楚?两年多的交往,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使我们重新认识在漩涡中的自己。郁风。” 这是苗子先生第一次为我题词。

            2003年,苗子先生走进九十。这一年春夏之交,SARS(非典)肆虐北京,“五一”期间,我从家里的窗户往外看去,到处空空荡荡,整座城市在大白天也如过去午夜一般冷寂。

大家自觉地不再串门,不再聚餐。即便自己并不在乎,也不方便去打搅别人,谁知对方是否愿意接触你?我打电话问候,他大呼一声:“你是汉子,你就来!”我这才如同往常一样坦然地走进他们的家门。

    就在这一年,我为他编选的《黄苗子自述》出版。他兴致颇高,在扉页上题写打油诗相赠:“我不述自述,李辉代我述。果然陈芝麻,茴香有妙术。今是而昨非,两间余一卒。二○○三年五月此书问世,纯出于李辉炒作之功,为了压韵,末句偷自鲁迅,不敢大言不惭。

李辉以为如何?苗子个人力抗非典,幸乃无恙。时年九十。” 同年深秋,我编写的画传《黄苗子与郁风:微笑着面对》出版,他再写打油诗相赠:“往事不堪回首哎,下辈子重头奋威。

这本书出乖露丑,微笑着面对李辉。李辉兄编此出书,要写几句话,不好表扬,也不好骂,只好打几句油。二○○三年十月廿四苗子” 有这些题跋,黄苗子先生在我眼里就多了另外一层亲切与灵动。

是艺术让黄苗子乐观,让他年轻。 做父亲的当然不会想到,故乡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县城石岐仁厚里的那座显得有些寒酸的祖宅里,几幅清代著名画家任伯年的作品,会早早地在只有五六岁的黄苗子心里种下对艺术的向往。

       至今,他还记得其中的两幅。一幅桃花流水,几只鸭子在水上嬉戏。另一幅芙蓉山石,上坐一只黑白花猫。童年的苗子常常对着这四幅画出神。虽然说不上欣赏,但画面呈现的事物,笔墨所表达的情趣,幼小的心灵却能感受得到。 这样最初的艺术启蒙,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黄苗子那里,艺术总是以不同形式伴随着他的人生行程。虽自幼师从名家邓尔雅练习书法,但许多年里,他只是把书法当作业余爱好,对于他,这是一个艺术家生命延续与丰富的必然。

他在香港长大,十几岁时开始迷恋漫画创作,1930年代独自一人离开香港,到上海闯荡,立即成为漫画界的活跃人士,颇有成就。后转而从政,对文化的兴趣一直未减。后来转而专注美术史研究,四处搜寻有关的旧书,一度成为此领域中藏书最丰的人之一,与当代美术家有着广泛交往与深厚友谊。

      他是一个艺术家。无论处在何种情形下,对艺术的渴望,永远挥之不去。“文革”期间,黄苗子在监狱里度过将近七年。从半步桥监狱到秦城监狱,他一直被单独囚禁。

孤独、痛苦的监狱生活,无疑是对生存信念、艺术精神的最严峻的考验。但它又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人充实,让人坚韧不拔地活下去。他回忆说,没有纸笔,他就用意念继续着书法的揣摩。看着墙上滴下的水痕像一个字,他就仔细观察其中的结构,线条。他想,出去之后,应该用这个方法写字。有时,兴之所至,他会如醉如痴地挥舞着手指,在空中划来划去,寻找一种感觉。他说,在那样的时刻,他的内心充溢着活力。

       他从未忘记自己最倾心的苏东坡。苏东坡说过:“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这句话,黄苗子一直记在心间。在那种特殊处境下,他体会着中国书法的精粹所在:神与气。

过去技艺的训练,学识的积累,被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调动起来。没有纸笔,他反而感觉到无拘无束的自由,进入以意驱之的境界。 乐观者面前,一切经历都会是艺术酿造的过程,对于黄苗子尤其如此。

          被人们看作是书法家时,黄苗子已年近古稀。一位美术评论家这样评价他的书法艺术:黄苗子的作品是发自性灵之作。他不拘绳墨,由工而不工,达到书法的最高境界。他贵在发自性灵,把自己的感情倾吐,纸笔墨颜色不过是媒介,写的是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不为框框所束缚。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在这样的起点上启程。80岁时,他又忽发奇想,第一次挥洒笔墨开始了水墨画的创作。朋友们不由得感叹:艺术真的能让一个人如此年轻!

    黄苗子先生的书斋名为“安晚寄庐”。平和,朴实,不张扬,一如其人。 他喜欢八大山人,曾一直想写一本系统论述八大山人的专著。八大山人有一幅《安晚帖》,“安晚寄庐”之名即源于此。

安晚——一个文人难得的人生境界。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都经历了,还有什么能让他惊奇、诧异呢?正如《三国演义》卷头词所云: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漫画、美术史研究、书法、收藏……诸多内涵丰富的兴趣,使黄苗子的书房俨然就是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 他的书房实际上由客厅和书房共同构成。一个多宝格把餐厅与客厅分开,走进客厅,其实就走了他的书房。电视两旁都是书架,自己的著作、朋友的赠书整齐地放置其上。新来的书和杂志,书架放不下,就堆放在地毯上,依偎着书架。想看的书则堆在茶几上,几天不收拾,就是一大摞。

      黄先生喜欢收藏,家中珍品到底有多少恐怕自己也说不清。他研究古代美术史,又与同时代诸多书画名家有密切交往,书画便成了他的藏品中最丰富的门类。

于是,他的客厅和书房,常常就成了轮流张挂藏品的小画廊。张大千的佛像、齐白石的鱼虾、郁达夫的赠诗……近来悬挂的则是一幅他的黄姓本家黄宾虹的作品《漓江山水》。黄宾虹画跋有云:“作山水画最重气骨,论宋燕文贵者犹以细碎清润薄之,兹写阳朔一角。宾虹拟古。”这样一些藏品,使“安晚寄庐”漫溢芬芳,来访者陶醉且艳羡。

       黄先生平生最爱搜集画像石拓片,这些藏品和一千册线装书一并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如今,只留下几本潍坊陈氏精拓的六朝石刻,不时拿出欣赏。

说起友人相赠的藏品,黄先生有说不完的故事。已故大收藏家叶恭绰先生曾相送《陈老莲手写诗册》,他以影本借给美国出版《陈老莲》画册。他平生喜欢书法家伊秉绶的隶书,画家叶浅予送给他一副伊秉绶的六尺五言联。

           其实,作为一个书画家,真正让客厅和书房充满文人情趣的还是他本人的作品。走进这里,四周一看,就可发现妙处无穷。

一幅对联,“惟金石可长久,只富贵不妄求。”他自己所写,悬挂在书房入口处的墙上。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块瓦片,上面是马致远的名句:“小桥流水人家”。这瓦片,是北京郊区马致远旧宅屋上掉下的。

他写后由后辈朋友刻在瓦上。马家的瓦片,在六百年后写上马致远的名句,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味? 另一幅对联,“蚯蚓爬成字,秋油打入诗。”由他书写,再请王世襄的朋友、浙江农民竹刻家范瑶青用竹片镌刻。文字从由老友启功的诗句改写而来:“蛇来笔底爬成字,油入诗中打作腔。”他在对联题跋中说:“予戏改为此联为点金成铁矣。粤以酱油为秋油,故云。”

      黄苗子与启功是多年挚友,常常赋诗唱和。在“安晚寄庐”里,与启功有关的藏品比比皆是:书信、题字、手稿、赠书……应有尽有。 他的书案上,放着一本明清时期的写本《石田词·白阳词》,这是启功送给他的。

《石田词》的作者为明代画家沈周(字启南),《白阳词》的作者为明代画家陈淳(字道复)。深蓝色的封面上,启功用朱笔写着:“汪柯庭旧藏钞本,启功获于海王邨。

”打开书,末页上另有黄苗子朱笔书写的跋:“乙巳除夕,元白来会芳嘉园,以此见贻,时夜寒欲雪,爆竹远近。”空一行,新补写:“乙酉冬寒重读时,距元白之丧已近一年矣。畅安挽元白联云:‘师多于友,恸不能言。

’读之欲涕。九二叟苗子安晚寄庐。” 看得出,这本友人相赠的合集,黄苗子读得很细。《白阳词》中《蝶恋花·题真素》一页,黄的批注为:“此首缺下阕末数句”。《桃园忆故人·闺情》一页,批注为:“此宋人词误录者”。

       欣赏藏品,阅读友人赠书,挥毫书写,成了安晚寄庐主人的最大快乐。 “安晚寄庐”有一个书架,其中一格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档案卷宗,上面分别注明:书信、漫画旧作、北大荒家书、文章剪报……随便打开一个卷宗,都会引发他对往事的追忆。

         最能体现他的文化情怀和情趣的,莫过于一册《北大荒家书》卷宗。 1959年春天,年已四十的黄苗子,以“右派分子”的身份,从北京发配到北大荒伐木。

在极其艰难的处境里,他仍然没有忘情于文物研究和艺术。他在写给妻子郁风和孩子的信中,不止一次提出希望订阅《文物参考资料》和《考古》杂志,希望能有类似这样一些书和杂志寄到北大荒。

  他和同队难友精心设计的一个“花园”,被当作“资产阶级情调”毁去。但这并不能妨碍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表达大自然带给他的喜悦:“今天是北大荒最好的天气,我今天在路上看到第一朵开了的马兰花,摘下来寄给你。

(去年寄到家里的花种种上了没有呀?)云山水库旁一片嫩绿,各种野花已经开始开放……早晚上下班走一小时的路,欣赏朝晖和晚霞,牧场的牛群有各种的颜色,更增加美丽情调,可惜没有时间和技巧用画面表现。”(1959年5月20日)

        在同一封信上,黄苗子还在一页信纸的背后,欣喜地告诉郁风,今天看到了一只美丽的鸟:“今天上工时路上捉到的一个美丽水鸟,翅膀受伤后被我发现的,本来想把它养起来,可是没有工夫捉鱼给它吃,我就送给养鱼队了。

”写完这句话,他还特地用钢笔,认认真真地画出了这只鸟的样子。这也许是黄苗子在北大荒期间留下的惟一一幅绘画作品。 作为一个艺术家,无法泯灭的是对美的追求,还有与生俱来的创造欲望。黄苗子在自然界面前产生的心情,成为他在北大荒生活的最好点缀和安慰。

        在“安晚寄庐”里,还堆放着一摞卡片盒,里面是数千张读书卡片。1960年代初,因饥饿发病,黄苗子从发配地回到北京,被安排在美术出版社的资料室工作。

这为他提供了大量阅读史料的机会。他精于考证而又甘于寂寞,于是,在那些日子里,他记下了近万张写得密密麻麻的读书卡片。从出土文物中的美术实证,到野史中的逸闻传言,从唐诗宋词中对美术的吟诵,到话本、小说中不时出现的画家行迹,历史上与美术有关的一切,应有尽有。

中国美术史在他那里成了丰富多彩的、生动的千年故事。晚年,他在海峡两岸共同出版的《画坛师友录》及《艺林一枝》,正可视为他多年心血的结晶。

     说黄苗子厚积薄发,绝非溢美之词。中国古代美术历来不注重系统论述,一些颇为著名的画家、书法家的家世行迹,也常常如神龙见首不见尾。黄苗子多年为之努力的,是尽量充分地掌握史料,对吴道子以来的诸多人物进行梳理,力求勾勒出较为清晰的轮廓,从而对名画的鉴赏与细节分析,不再流于空泛、随意。

可以说,《艺林一枝》是他学问、心迹、才情的集中呈现,与先期出版的另一本叙述当代美术史的《画坛师友录》一起,构成了这位九旬老人对自唐至今中国美术的系统描述。

          “安晚寄庐”的墙上,挂着由半个葫芦制作的工艺品,上面镌刻着伊秉绶的书法:长生长乐之居。经历了90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健康地生活着,快乐地创作着——这就是“安晚寄庐主人”的“长寿长乐”。

黄宅大门上,悬挂的匾额上只有两个字“安晚”——黄先生摹自八大山人的《安晚帖》。指着匾额,他幽默地说:“老头们都知道由右至左念成‘安晚’,年轻人由左至右念成‘晚安’。这也好,白天念成‘安晚’,晚上送朋友到门口告别,就念成‘晚安’吧!”

         “安晚寄庐”的藏品非常丰富,有多少,连黄苗子自己恐怕也难以说清楚。客厅和书房放不下,只好一部分仍存放在过去旧居的书房里,又在新居旁的一座楼房里借来一个大房间,画室兼书房。

如今,年岁已高的黄苗子的苦恼,是难以将一些珍藏多年的资料整理出来。 “我收藏了陈老莲的法帖,其中有一篇是老莲亲笔写的《告白》,也就是当时的小字报。我现在无法整理。”指着一个柜子说。 “这个柜子里全是与八大山人有关的资料,遗憾的是无暇也无力整理了。”指着另一个柜子又说。

          “文革”爆发之初,那时的黄苗子,哪里能想到晚年会有这种“烦恼”? 那一年,黄苗子与王世襄两家同住在北京芳嘉园的一个四合院里,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兴趣,都爱好收藏,也都是“右派分子”,也自然成了被抄家的对象。

黄苗子曾有石涛一幅《桃花源图》,上面还有八大山人写的《桃花源记》,这一珍爱的藏品在那时被毁于浩劫。

他回忆说,当时偷偷烧掉了一批友人书信,其中有叶恭绰的数十封,傅雷的七八封,还有沈尹默、夏衍、沈从文的不少信。二十几岁时在上海期间收藏的鲁迅、郁达夫的手迹,也瞬间变为灰烬。有的来不及烧或不好烧,就撕成碎片。

如今仍记得的,有画家张弦的人体速写,明代陈字(陈老莲之子)的八尺人物中堂等。急忙中,用桌子叠着椅子独自爬上屋顶,推开天花板把撕过的书画放进去。出狱后重回旧居时,客厅已被安排住进了别人,且经翻造,破碎的瑰宝无迹可寻。

         在恐慌之中,王世襄害怕藏品被不懂事的红卫兵破坏,便主动上缴给工作单位。他的举动启发了黄苗子。黄家有不少珍贵的藏书藏画,其中有他为研究古代美术史购买的大批明清刻本书籍,有的还是国家图书馆都难以找到的孤本、抄本。

黄苗子自己雇来七辆三轮车,将所有藏书连同书橱一起送到单位,包括自己多年来摘录的读书卡片两万多张,书房顿时变得空空荡荡。

当把家里的书画藏品运走之后,他安慰自己:“这回解放了。一辈子都做物质的奴隶,这次下决心交出去,真觉得解放了。”然而书画是多少年来与他相依为命的伙伴,是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面对这样的现实,黄苗子的心情极为复杂。

1998年2月,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眼看大批的线装书和自己告别,眼看五十年代初,由郭沫若指示我到旧书摊以贱价买得的二十四史,在出版社的屋中被串连来住的红卫兵逐本拉出来焚烧取暖,我的心是酸的。过不久,眼看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照片中,背景是满架书香的线装书,我的心是迷惘的! ”

              后来证明,他主动上缴藏品的决定是明智的。1975年,黄苗子出狱后领回这些藏书时,书被捆成若干捆,上面都写着“黄苗子逆产,某某机关查封”的字样。

经询问,相关人士答复说:这些书是决定分给有关单位的,后来上头有话,指示暂时不动,才保存下来的。尽管他送去的藏品没有悉数回到手里,但毕竟还拉回来成千册书,读书卡片也收回近万张。如果放在家中,难以想像会有什么下场。

如今,站在“安晚寄庐”,看着失而复得的藏品,听主人讲这些往事,仿佛天方夜谭一般。想想这些,如今的烦恼,不过是晚年快乐的另一表现方式吧。

              前几年,黄苗子先生把劫后退还的近千本明清刻本美术类书籍,悉数捐给了香港中文大学。

2007年初,我陪他去香港拍摄《回家》专题片,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里,管理人员取出他捐赠的图书。桌前,他低下头,慢慢抚摩那些插图精美的刻本,抚摩他在上面的朱笔题跋。他在抚摩一个时代文人的心痛。

有论者曾以水作为沈从文的性格象征。其实,黄苗子先生以及更多的走过沧桑的那一代文化老人,无不是水中一分子。水可圆可方,似软却硬,跌宕起伏,姿态万千。无论遭遇何种阻隔,水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执著地向前流淌,直至渐成大观。

       春节一过,进入戊子年,黄苗子先生就95岁高龄了。我所熟悉的老人中,年过九十的不算少,但像他这样身体硬朗,神清气爽且笔耕不辍者,实为凤毛麟角。

        他和郁风是富有人生传奇的一对夫妇。从20世纪30年代初投身于艺术创作,一直到90年代,哪怕经历战争,哪怕身处历史漩涡,甚至蒙受过多年牢狱之灾,他们一直不曾泯灭过艺术信念。

艺术让他们走过一次次磨难,艺术让他们活得踏实,活得有滋有味。最令人们叹服的是,“文革”后期当他们双双走出被关押七年的秦城监狱时,性情居然依旧未改,还是如过去一样爽朗,乐观。人们很少听到他们叹息、哀怨。

      十年前,我完成了他们的传记《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我请他们两位在扉页上题词。苗子先生写道:“如果没有漩涡,一潭死水,那么,生命、诗、文艺,一切都完蛋了。

感谢李辉把我们投入漩涡。苗子,1998年11月3日”郁风先生写道:“八十多年的历史,怎么说得清楚?两年多的交往,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使我们重新认识在漩涡中的自己。郁风。” 这是苗子先生第一次为我题词。

            2003年,苗子先生走进九十。这一年春夏之交,SARS(非典)肆虐北京,“五一”期间,我从家里的窗户往外看去,到处空空荡荡,整座城市在大白天也如过去午夜一般冷寂。

大家自觉地不再串门,不再聚餐。即便自己并不在乎,也不方便去打搅别人,谁知对方是否愿意接触你?我打电话问候,他大呼一声:“你是汉子,你就来!”我这才如同往常一样坦然地走进他们的家门。

    就在这一年,我为他编选的《黄苗子自述》出版。他兴致颇高,在扉页上题写打油诗相赠:“我不述自述,李辉代我述。果然陈芝麻,茴香有妙术。今是而昨非,两间余一卒。二○○三年五月此书问世,纯出于李辉炒作之功,为了压韵,末句偷自鲁迅,不敢大言不惭。

李辉以为如何?苗子个人力抗非典,幸乃无恙。时年九十。” 同年深秋,我编写的画传《黄苗子与郁风:微笑着面对》出版,他再写打油诗相赠:“往事不堪回首哎,下辈子重头奋威。

这本书出乖露丑,微笑着面对李辉。李辉兄编此出书,要写几句话,不好表扬,也不好骂,只好打几句油。二○○三年十月廿四苗子” 有这些题跋,黄苗子先生在我眼里就多了另外一层亲切与灵动。

是艺术让黄苗子乐观,让他年轻。 做父亲的当然不会想到,故乡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县城石岐仁厚里的那座显得有些寒酸的祖宅里,几幅清代著名画家任伯年的作品,会早早地在只有五六岁的黄苗子心里种下对艺术的向往。

       至今,他还记得其中的两幅。一幅桃花流水,几只鸭子在水上嬉戏。另一幅芙蓉山石,上坐一只黑白花猫。童年的苗子常常对着这四幅画出神。虽然说不上欣赏,但画面呈现的事物,笔墨所表达的情趣,幼小的心灵却能感受得到。 这样最初的艺术启蒙,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黄苗子那里,艺术总是以不同形式伴随着他的人生行程。虽自幼师从名家邓尔雅练习书法,但许多年里,他只是把书法当作业余爱好,对于他,这是一个艺术家生命延续与丰富的必然。

他在香港长大,十几岁时开始迷恋漫画创作,1930年代独自一人离开香港,到上海闯荡,立即成为漫画界的活跃人士,颇有成就。后转而从政,对文化的兴趣一直未减。后来转而专注美术史研究,四处搜寻有关的旧书,一度成为此领域中藏书最丰的人之一,与当代美术家有着广泛交往与深厚友谊。

      他是一个艺术家。无论处在何种情形下,对艺术的渴望,永远挥之不去。“文革”期间,黄苗子在监狱里度过将近七年。从半步桥监狱到秦城监狱,他一直被单独囚禁。

孤独、痛苦的监狱生活,无疑是对生存信念、艺术精神的最严峻的考验。但它又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人充实,让人坚韧不拔地活下去。他回忆说,没有纸笔,他就用意念继续着书法的揣摩。看着墙上滴下的水痕像一个字,他就仔细观察其中的结构,线条。他想,出去之后,应该用这个方法写字。有时,兴之所至,他会如醉如痴地挥舞着手指,在空中划来划去,寻找一种感觉。他说,在那样的时刻,他的内心充溢着活力。

       他从未忘记自己最倾心的苏东坡。苏东坡说过:“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这句话,黄苗子一直记在心间。在那种特殊处境下,他体会着中国书法的精粹所在:神与气。

过去技艺的训练,学识的积累,被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调动起来。没有纸笔,他反而感觉到无拘无束的自由,进入以意驱之的境界。 乐观者面前,一切经历都会是艺术酿造的过程,对于黄苗子尤其如此。

          被人们看作是书法家时,黄苗子已年近古稀。一位美术评论家这样评价他的书法艺术:黄苗子的作品是发自性灵之作。他不拘绳墨,由工而不工,达到书法的最高境界。他贵在发自性灵,把自己的感情倾吐,纸笔墨颜色不过是媒介,写的是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不为框框所束缚。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在这样的起点上启程。80岁时,他又忽发奇想,第一次挥洒笔墨开始了水墨画的创作。朋友们不由得感叹:艺术真的能让一个人如此年轻!

    黄苗子先生的书斋名为“安晚寄庐”。平和,朴实,不张扬,一如其人。 他喜欢八大山人,曾一直想写一本系统论述八大山人的专著。八大山人有一幅《安晚帖》,“安晚寄庐”之名即源于此。

安晚——一个文人难得的人生境界。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都经历了,还有什么能让他惊奇、诧异呢?正如《三国演义》卷头词所云: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漫画、美术史研究、书法、收藏……诸多内涵丰富的兴趣,使黄苗子的书房俨然就是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 他的书房实际上由客厅和书房共同构成。一个多宝格把餐厅与客厅分开,走进客厅,其实就走了他的书房。电视两旁都是书架,自己的著作、朋友的赠书整齐地放置其上。新来的书和杂志,书架放不下,就堆放在地毯上,依偎着书架。想看的书则堆在茶几上,几天不收拾,就是一大摞。

      黄先生喜欢收藏,家中珍品到底有多少恐怕自己也说不清。他研究古代美术史,又与同时代诸多书画名家有密切交往,书画便成了他的藏品中最丰富的门类。

于是,他的客厅和书房,常常就成了轮流张挂藏品的小画廊。张大千的佛像、齐白石的鱼虾、郁达夫的赠诗……近来悬挂的则是一幅他的黄姓本家黄宾虹的作品《漓江山水》。黄宾虹画跋有云:“作山水画最重气骨,论宋燕文贵者犹以细碎清润薄之,兹写阳朔一角。宾虹拟古。”这样一些藏品,使“安晚寄庐”漫溢芬芳,来访者陶醉且艳羡。

       黄先生平生最爱搜集画像石拓片,这些藏品和一千册线装书一并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如今,只留下几本潍坊陈氏精拓的六朝石刻,不时拿出欣赏。

说起友人相赠的藏品,黄先生有说不完的故事。已故大收藏家叶恭绰先生曾相送《陈老莲手写诗册》,他以影本借给美国出版《陈老莲》画册。他平生喜欢书法家伊秉绶的隶书,画家叶浅予送给他一副伊秉绶的六尺五言联。

           其实,作为一个书画家,真正让客厅和书房充满文人情趣的还是他本人的作品。走进这里,四周一看,就可发现妙处无穷。

一幅对联,“惟金石可长久,只富贵不妄求。”他自己所写,悬挂在书房入口处的墙上。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块瓦片,上面是马致远的名句:“小桥流水人家”。这瓦片,是北京郊区马致远旧宅屋上掉下的。

他写后由后辈朋友刻在瓦上。马家的瓦片,在六百年后写上马致远的名句,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味? 另一幅对联,“蚯蚓爬成字,秋油打入诗。”由他书写,再请王世襄的朋友、浙江农民竹刻家范瑶青用竹片镌刻。文字从由老友启功的诗句改写而来:“蛇来笔底爬成字,油入诗中打作腔。”他在对联题跋中说:“予戏改为此联为点金成铁矣。粤以酱油为秋油,故云。”

      黄苗子与启功是多年挚友,常常赋诗唱和。在“安晚寄庐”里,与启功有关的藏品比比皆是:书信、题字、手稿、赠书……应有尽有。 他的书案上,放着一本明清时期的写本《石田词·白阳词》,这是启功送给他的。

《石田词》的作者为明代画家沈周(字启南),《白阳词》的作者为明代画家陈淳(字道复)。深蓝色的封面上,启功用朱笔写着:“汪柯庭旧藏钞本,启功获于海王邨。

”打开书,末页上另有黄苗子朱笔书写的跋:“乙巳除夕,元白来会芳嘉园,以此见贻,时夜寒欲雪,爆竹远近。”空一行,新补写:“乙酉冬寒重读时,距元白之丧已近一年矣。畅安挽元白联云:‘师多于友,恸不能言。

’读之欲涕。九二叟苗子安晚寄庐。” 看得出,这本友人相赠的合集,黄苗子读得很细。《白阳词》中《蝶恋花·题真素》一页,黄的批注为:“此首缺下阕末数句”。《桃园忆故人·闺情》一页,批注为:“此宋人词误录者”。

       欣赏藏品,阅读友人赠书,挥毫书写,成了安晚寄庐主人的最大快乐。 “安晚寄庐”有一个书架,其中一格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档案卷宗,上面分别注明:书信、漫画旧作、北大荒家书、文章剪报……随便打开一个卷宗,都会引发他对往事的追忆。

         最能体现他的文化情怀和情趣的,莫过于一册《北大荒家书》卷宗。 1959年春天,年已四十的黄苗子,以“右派分子”的身份,从北京发配到北大荒伐木。

在极其艰难的处境里,他仍然没有忘情于文物研究和艺术。他在写给妻子郁风和孩子的信中,不止一次提出希望订阅《文物参考资料》和《考古》杂志,希望能有类似这样一些书和杂志寄到北大荒。

  他和同队难友精心设计的一个“花园”,被当作“资产阶级情调”毁去。但这并不能妨碍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表达大自然带给他的喜悦:“今天是北大荒最好的天气,我今天在路上看到第一朵开了的马兰花,摘下来寄给你。

(去年寄到家里的花种种上了没有呀?)云山水库旁一片嫩绿,各种野花已经开始开放……早晚上下班走一小时的路,欣赏朝晖和晚霞,牧场的牛群有各种的颜色,更增加美丽情调,可惜没有时间和技巧用画面表现。”(1959年5月20日)

        在同一封信上,黄苗子还在一页信纸的背后,欣喜地告诉郁风,今天看到了一只美丽的鸟:“今天上工时路上捉到的一个美丽水鸟,翅膀受伤后被我发现的,本来想把它养起来,可是没有工夫捉鱼给它吃,我就送给养鱼队了。

”写完这句话,他还特地用钢笔,认认真真地画出了这只鸟的样子。这也许是黄苗子在北大荒期间留下的惟一一幅绘画作品。 作为一个艺术家,无法泯灭的是对美的追求,还有与生俱来的创造欲望。黄苗子在自然界面前产生的心情,成为他在北大荒生活的最好点缀和安慰。

        在“安晚寄庐”里,还堆放着一摞卡片盒,里面是数千张读书卡片。1960年代初,因饥饿发病,黄苗子从发配地回到北京,被安排在美术出版社的资料室工作。

这为他提供了大量阅读史料的机会。他精于考证而又甘于寂寞,于是,在那些日子里,他记下了近万张写得密密麻麻的读书卡片。从出土文物中的美术实证,到野史中的逸闻传言,从唐诗宋词中对美术的吟诵,到话本、小说中不时出现的画家行迹,历史上与美术有关的一切,应有尽有。

中国美术史在他那里成了丰富多彩的、生动的千年故事。晚年,他在海峡两岸共同出版的《画坛师友录》及《艺林一枝》,正可视为他多年心血的结晶。

     说黄苗子厚积薄发,绝非溢美之词。中国古代美术历来不注重系统论述,一些颇为著名的画家、书法家的家世行迹,也常常如神龙见首不见尾。黄苗子多年为之努力的,是尽量充分地掌握史料,对吴道子以来的诸多人物进行梳理,力求勾勒出较为清晰的轮廓,从而对名画的鉴赏与细节分析,不再流于空泛、随意。

可以说,《艺林一枝》是他学问、心迹、才情的集中呈现,与先期出版的另一本叙述当代美术史的《画坛师友录》一起,构成了这位九旬老人对自唐至今中国美术的系统描述。

          “安晚寄庐”的墙上,挂着由半个葫芦制作的工艺品,上面镌刻着伊秉绶的书法:长生长乐之居。经历了90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健康地生活着,快乐地创作着——这就是“安晚寄庐主人”的“长寿长乐”。

黄宅大门上,悬挂的匾额上只有两个字“安晚”——黄先生摹自八大山人的《安晚帖》。指着匾额,他幽默地说:“老头们都知道由右至左念成‘安晚’,年轻人由左至右念成‘晚安’。这也好,白天念成‘安晚’,晚上送朋友到门口告别,就念成‘晚安’吧!”

         “安晚寄庐”的藏品非常丰富,有多少,连黄苗子自己恐怕也难以说清楚。客厅和书房放不下,只好一部分仍存放在过去旧居的书房里,又在新居旁的一座楼房里借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