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玉兰孟小冬 【梨园往事】孟小冬与姚玉兰
在孟小冬的一生中,姚玉兰可是个重要人物,沿着孟小冬七十年的生涯轨迹看,在她的几个人生驿站中,在每个关键时刻姚必出现,对她的生活推波助澜,影响极大。
她们本是同行,艺术姐妹,后又义结金兰,进而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成为大亨夫人。在以后上海、香港乃至在台湾的生活中,两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们的关系始于亲密,终于紧张。了解孟小冬不可不读姚玉兰。
1922年8月,共舞台老艺人马春甫受汉口之托,约孟小冬赴汉演出三个月,包银2400元。于是自沪搭乘太古轮赴汉口,同行的有师傅仇月祥,以及胡琴圣手孙佐臣老先生。
孟小冬在汉口的演出,不但轰动了全城戏迷观众,有些专业同行也被震惊了。其中有一位和她戏路相近,也是女老生,名姚玉兰(就是后来杜月笙的第四房夫人。嫁杜后改名谷香,人称“香妈”),此时她和母亲小兰英及妹妹姚玉英也在汉口另一家戏院演出,闻听人言,小冬之艺,如何了得,再配上孙老元的琴,如虎添翼,说得姚玉兰心里痒痒的,她决定亲自去观摩一番,连看了《斩黄袍》、《逍遥津》、《辕门斩子》、《滑油山》等数出。
后来她干脆向母亲告假半个月,暂停演出,天天去看小冬的戏;由喜欢戏到喜欢人,不由得托人说合。两人因戏路相近,一见如故,竟拜了金兰。姚年长小冬四岁,她对这位小妹妹的才艺十分欣赏、钦佩。不想二十年以后,这对异姓姐妹,又共同成了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四姨太、五姨太。
1925年6月,虚龄18的孟小冬进京演出,以一出《四郎探母》在京城首演告捷,一炮而红,终于在京城的舞台上脱颖而出,一鸣惊人。
从此,孟小冬之名,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北京城。当时前门一带戏园甚多,京剧名家轮番在这里演出。而位于正阳门鱼市口的华园,则由坤伶老生大王小兰英率两个女儿姚玉兰、姚玉英上演新排连台本戏五本《狸猫换太子》……没想到当年汉口一别,姐妹今日在北京又相逢。
年底12月22日和29日,孟小冬为晨钟学校先后在开明戏院演了两场义务戏,剧目均为大轴《四郎探母》(代回令,旦角为李慧琴),两场压轴均为小兰英与女儿姚玉兰、玉英合作的《珠帘寨》。
1931年夏秋之交,孟小冬为和梅离婚之事,南下上海,正式延请郑毓秀律师为法律顾问,要让梅兰芳给个说法。在沪期间,孟找到了她的结拜姊妹姚玉兰。
姚已于两年前,经老艺人苗胜春和黄金荣的儿媳李志清介绍,嫁给上海大亨杜月笙,做了杜的第四房姨太太。姚孟自1925年在北京一别,已多年未见,今见小冬突然到来,既满心欢喜,又感到意外;杜月笙更是格外欢迎,心想今番小冬不请自到,其中定有蹊跷。
小冬与姚玉兰十年前,在汉口早已结为金兰,情同姊妹,也就无话不谈,便把这次来上海的事情,以实相告。姚玉兰说:“打官司挺累人的。我看就让杜先生出面解决一下算了,还请什么律师。”小冬说:“怎么好意思麻烦杜先生。”姚说:“没关系!这点小事,对他来说,小菜一碟!”果然,一场一触即发的民事婚姻纠纷,大概只花了点燃一支香烟的功夫,问题就解决了。
1935年入夏以后,长江、黄河、珠江等河流,洪水为灾,遍及国内八省之多。为了拯救灾区,上海成立“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大亨杜月笙以慈善家的面目,发起并出任该会负责人,举办演剧筹款活动,预定演出一个月,所得票款,全部救济灾民。
孟小冬受邀,专程从北平来沪,和姚玉兰一起分别参加了第一和第二期的演出,孟小冬演了8天戏,就病倒了。因为比起在北平的演出多了些,而且全演大轴、大戏。
1937年5月1日,位于上海市中心八仙桥的黄金大戏院举行开幕典礼。戏院主人金廷荪亲自从北平邀请了为开幕行剪彩礼的三位年轻貌美的女士:孟小冬、陆素娟、章遏云。
孟受到姚玉兰的邀请,没有像陆素娟、章遏云一样去住旅馆,而是下榻姚在辣斐坊的住所。姚早知道杜对孟有意,又念孟已届而立之年,还孤独一人,南北漂流,无家可依。此外,姚玉兰虽已嫁给杜月笙,因遭前面的二、三太太反对,尚未搬进杜公馆,又因杜的前三个太太都是苏州人,而姚一个是北方人,感到势单力薄,孤掌难鸣。
所以剪彩之后就把孟留在身边,明是陪她,实则从中撮合,使孟归杜,自己借此可以壮壮声势。
杜月笙得手之后,姚玉兰对孟说:“小冬,你留下来快活快活吧,都30岁的人了,还只身漂流,要等到何时呢?你留下来,咱们姐妹合成一家,和那几个苏州女人斗,把家产都夺来,我们两人平分。”打此以后,孟就留了下来,与杜朝夕相见,接触频繁,自然而然地成了杜月笙的情妇了。不久,因日寇侵占上海,杜姚逃往香港,孟小冬暂回北平。
1937年11月12日凇沪防线全线崩溃,日军占领了上海,半个月后杜月笙摆脱了日军的威逼,逃离上海,流亡香港。不久,姚玉兰和几个子女亦先后到达香港。
过了一年,孟小冬去了香港,在杜家盘桓数月后,仍经上海返回北平。这时蒋的国民政府也撤至重庆,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这时杜月笙刚好飞往重庆向老蒋汇报工作。香港沦陷,无法复返,杜月笙从此困居重庆。一个多月后,姚玉兰及子女等也辗转千里,由港安全到达重庆。
1946年北平为迎接老蒋,组织庆祝演出,孟小冬因体弱欠安,仅演了《四郎探母》中‘见娘“一折。这时孟小冬最牵挂的人就是姚玉兰。这时,杜月笙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老巢,但他的四夫人姚玉兰和几个子女都留在重庆,因交通尚未恢复正常,一时还回不来。
他突然想起北平的孟小冬,赶紧让帐房写封挂号快信,叫她速来上海。孟乘火车到达上海北站,马上就有车子直接把孟送到18层楼公寓,从此杜和孟半公开地过起了同居生活。
1946年春末,姚拖着几个儿女,千山万水,长途跋涉,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了上海,本想回到上海向杜月笙诉诉苦、撒撒娇,谁知老杜有了小冬,竟和她像陌生人似地,皮笑肉不笑,爱理不理的了,这让姚玉兰十分伤心,后悔莫及。孟小冬看在眼里,心里也不是滋味,尽管老杜对她十分宠爱,但她不能让姐姐伤心,便决定向杜月笙告辞。小冬临行,杜月笙给了她1万美元。
在杜月笙60岁的杜寿义演上,孟小冬在上海中国大戏院义演了两场《搜孤救孤》,征服了成千上万的观(听)众,被内外行人一致誉为前所未有的“广陵绝响”。
在演出结束的第二天,便整理行装,向杜月笙和姚玉兰提出急待北返。理由是:来上海四个月了,思念高堂,已有家书催归,因此万难再怠留。此时杜姚也不好强留,杜让姚出面送上珍贵金银首饰,作为酬谢。孟只取了一只刻有老杜名字的金表,其他丰厚的馈赠均双手推回,并对姚说:“阿姐,这块表我留作纪念。
这次应该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来参加义演,既为慈善事业出了点力,又让我有机会在上海宣传余派戏,也是对我老师最好的怀念。我虽然能受到观众的欢迎,主要是你们的捧场,不然谁还会给我送那么多花篮?”
1948年,孟小冬每日无所事事,和几个牌友打打麻将、或抽抽大烟过瘾,身体还是常闹胃病,瘦弱欠安。此时,山东、徐州一带的战火也打响了,后来知道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淮海战役。
正在焦急为难之时,上海来了两个客人,原来是杜月笙包了一架专机特地派心腹门徒专程前来北平迎接小冬。孟到上海后,就和杜、姚一起住在18层楼。杜、姚对小冬平安的到来,倍感欣慰,希望她这次来了就不要再走了,永远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千万莫要见外。
往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决不另眼相看。孟小冬听了热泪盈眶,几乎要哭出声来。杜、姚的热情融化了她冰冻已久的心,她对杜、姚的深情厚意,表示由衷的感激。自此,孟小冬安心地留了下来,与姚玉兰果真谊重骨肉,亲如一家。对杜月笙的病体悉心照料,不离左右,俨然成为杜家的一员了。
可惜“好景”不长,上海形势“吃紧”。杜月笙经过再三利弊得失的权衡,最后还是决定走!但不去台湾,先到香港避避风头再说。又要逃难了!姚玉兰不禁想起抗战时逃往香港、重庆的漂泊岁月,孟小冬也显得格外尴尬不安。
原先以为从北平来上海,可以太平无事,想不到半年还未到,又要逃了。眼看上海“朝不保夕”,北平既回不去,上海又无其他亲人,面对这一变化,无奈的孟小冬只能做出一个无奈的决定:跟着老杜走!
孟小冬随杜月笙到了香港后,适逢马连良在港演出并滞留香港治病,得悉孟、杜抵港,几乎每日必到杜府作客。这样杜公馆每逢星期五即举行一次雅集清唱,台柱当然是冬皇和杜夫人姚玉兰,其他参加的人员只限于至亲好友。
这对杜、孟无疑都是一件极感快慰的事情。杜月笙偶然兴致好时,也走出病房前来亮亮嗓子。谁知1950年深秋,忽然传来台湾对他攻击漫骂的消息,为了摆脱困境选择去法国避风头。
在计算须办理多少张护照时,孟一语惊人,杜如梦方醒,决定申请护照的事先放一放再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尽快和阿冬把婚事办了。
孟小冬这句话其实在肚子里已经憋了很久了,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说出口来。
她当初为了感激姚玉兰的盛情撮合,也为了报答杜月笙的知遇之恩,以身相许,从北平到上海,而后又身不由己地跟着来到香港。
到港一年多来,她又像当年侍奉师父余叔岩一样,整天为杜的病体操持,煎汤熬药,不离左右。虽然杜对自己备加怜爱,但至今没有一个名分,和他的关系,丫头不像丫头,女朋友又不像女朋友。
现在杜活着,似无多大忧虑,但他的病一天天在加重,眼看着随时有生命危险,一旦倒下,如何是好?所以她经常思考着这个问题:跟着他到香港来,是福是祸?她愈来愈觉得自进了杜公馆,其实自己从未真正高兴过,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幸福。
由于当家的主人病重,平时杜公馆里犹如死水一潭,毫无生气可言,小冬也懒得过问公馆里的其他事情。因她有过服侍病人的实践经验,现在看护老杜的重担自然就落到她的肩上。
她是名伶出身,生就一副孤傲的性格,刚强的脾气,在这大家庭里她看什么似乎都不顺眼,因此平时很少见到她的笑容。她整天把自己关在不见阳光,没有生气的小房间里,就连和姚玉兰的关系后来也逐渐显得有点紧张起来。彼此房门一关,互不往来。每天吃饭也不同桌,各有各的吃法。
所以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孟小冬,终日郁郁不乐,度日如年,她不知这样寄人篱下的生活还要过多久?现在听说杜要迁往法国,不由暗自盘算起来,如果留下不走,生活依靠何人?倘若不明不白地跟着一起走,“名不正,则言不顺”,她又心有不甘。
故及时地当着大家面向杜提出了上述“名分”问题。当杜月笙宣布要孟小冬结婚的话一出口,满屋人皆惊。杜和孟已成夫妻,早就是不争的事实,如今杜氏年逾花甲,缠绵病榻,天天在靠输氧气过活,说得难听些,大半截都已下土了,居然还要结婚,不是多此一举吗?但是当面谁也不敢公开违反,说一个“不”字。
杜月笙向坐在身旁的大女儿杜美如征询意见,杜大小姐回答:“做女儿的是晚辈,管不着。
”杜再看看坐在对面的姚玉兰,姚见孟就坐在边上,也只能满脸苦笑,微微点头,一言不发。但过后她对杜月笙说:“我们姐妹早就认定,没有话说,不过现在都一大把年纪了,何必再大事破费,惹人嗤笑。”杜对姚央求说:“夫人,你就再饶了我一次吧!公开结婚,怕谁笑话?据说结婚还可以冲晦气!也许身体就此会好起来呢!”
自此,梨园冬皇孟小冬,一生苦苦追求的“名分”,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做了大亨杜月笙的第五房夫人。一对老鸳鸯,情浓意蜜,难舍难分。
如此一来二去,引起姚玉兰的不快,她认为照这样下去,老头子的气喘病,怎么能好?还不早点送命!本来姚孟之间的关系就有点不是味道,不过都还是放在肚子里,所谓面和心不和,表面上还没有拉破。现在她找到点碴,也就不客气地怪三怪四,说话带刺。对此,大亨杜月笙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只能把两位夫人请到病榻前,要求她们握手言和。这种事,哪里这么简单?表面上虽然和好了,但内心里依旧芥蒂难释。
孟小冬与姚玉兰这对结拜姐妹,始于亲密而终于紧张。她们之间的紧张关系,直到杜月笙死时,尚未能和好如初。再同住一个屋檐下,已无多大趣味。1952年11月姚玉兰将杜的灵柩运往台湾,后葬在了台北汐止墓地。
她也在台北定居。1967年春的某一天,孟小冬与姚玉兰这对异姓“双重”姐妹,在断交了15年之后,突然通过一个长途电话,而又恢复了“邦交”。电话是孟小冬由香港打给在台北的姚玉兰的。从此姚孟和好如初,在姚多次来电极力劝说下,孟小冬接受了姚的邀请,于1967年9月11日搭乘太古公司的“四川”轮离开香港赴台北定居。
冬皇初到台北几年,由于受到姚玉兰、杜二小姐(美霞)和几位追随她的弟子们的多方照料,使她感到亲情和友情的温暖,特别是杜二小姐对她更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情如母女。
冬皇在台北信义路租赁一处房子,单独居住。但姚氏母女每天必到她这里来一次,一年365天,极少缺席,姚玉兰总是坐在那里,笑咪咪的。冬皇常说:“真奇怪,她来这儿一坐,我就觉得很定心,她要是有一天不来,我就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了!”所以这段时间,孟小冬的精神、情绪都很不错,常在寓所和亲友宾客打打麻将、聊聊天,或指教解答弟子的某些艺术上的疑难问题。
冬皇在文艺表演方面,富有极高天才;但在一些新生事物面前却有时显得束手无策。1976年农历11月16日,是孟小冬69虚岁生日,因为我国向有“庆九不庆十”的传统习惯,所以她的港台弟子们和在台的亲友,早在这年的春天,即筹备祝寿大会。
冬皇做70大寿,虽然愉快兴奋,但接连两天的劳累,使她原本不太好的身体,更是加重了一些;一直到年底,身体都不适意,感冒不断,哮喘更甚。春节过年,很多客人前来向她拜年,而冬皇显得疲乏,没有精神。姚玉兰劝她去诊疗所诊治,孟小冬非但不肯,却说大过年的,跑什么医院,你不要说不吉利话。为此,姐妹俩还争执了一番。
孟小冬平时就非常迷信,居常说话,不吉不利的字眼,绝口不带。到了晚年,更忌讳一个“死”字。她听姚玉兰在大年初一叫她去医院看病,心里就有点犯忌。
于是她对姚玉兰说:“我劝你应该要早点立一张遗嘱。”姚反问道:“你怎么不立一张呢?”孟说:“我和你不同,你有钱,有子女,我是钱和子女都没有,所以不用立遗嘱。”姚听了无话可对,只有苦笑而已。
1977年春节过后,孟哮喘病日益加剧,本来用来治标的中成药,已不见效。杜二小姐和姚玉兰都力劝她去医院治疗,她还是不乐意。一直又拖延至5月中旬,实在支持不了,才请医师来家诊断。5月20日以后,医生发现其肺部积水,力促住院,仍未获准。
25日晚上,在一阵剧烈咳嗽气喘之后,就把头一低,不省人事了,送到医院急救,经割开喉管,把痰吸出,仍昏迷不醒。5月26日晚11时50分,终因肺气肿和心脏病并发症而去世,享年70岁。
6月8日下午杜府在台北市立殡仪馆景行厅大殓,姚玉兰早早来到,人们见她文风不动,坐在殡仪馆里。有人说:“别看她胖,可是她镇得住!”这也是孟小冬常在背后这么说的。
从此,梨园冬皇,京剧一带名伶、余派传人孟小冬埋骨于此。这里丛林稻田,视野辽阔,青松环抱,风景独好。这里没有悠扬琴声和锣鼓喧天,没有大红氍毹,也听不到叫好的掌声,只有万籁俱寂,一片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