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与妻子离婚内幕(组图)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李淑芳),1916年生,皮肤较黑,短发,戴浅黄色眼镜,女学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抗战爆发后入党,1942年到晋察冀根据地党校学习,1943年被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她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字很好,由此认识了张春桥。恋爱时,张春桥26岁,李淑芳27岁。
“文革”初,有人散布张春桥是叛徒。张春桥生气地说,我从来没有被捕,怎么会是叛徒?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一按,一字一句地说,老实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你就要完蛋!张春桥如此之硬,但一说到妻子就嘴软了。
李淑芳在1943年日军大“扫荡”时被捕,押到石家庄后叛变,进宣传班写反动宣传品,并参加反动广播和宣传演出。后来,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与李淑芳联系上,安排她进报社当编辑,改名文静。抗战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结婚。文静没有交代其叛变行为,但却很快被组织上掌握。虽经反复审查,但碍着张春桥的面子,文静还是被安排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
张春桥背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这棵“大树”,他的文章又得到毛泽东赏识,因此官运亨通,一路攀升。从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张春桥点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由姚文元执笔,但却是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江青水平不高,“智囊”还是张春桥。
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要不怎么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上呢?文静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无职却有权,于是,她不再隐姓埋名,开始频频露脸。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大字报揭露文静是叛徒。虽然文静早被宣布为叛徒,却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
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外地一名女干部供出当年和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事,要当面对质。外调材料到了张春桥手里,张春桥脸胀得通红,沉默了半天,说不见了吧,把外调材料退回去。
从此,张春桥严令文静不要把手伸进市委。虽然文静暗地里还想插手,但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心中有数,对她都敬而远之。中共九大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
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就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一个造反派头头想讨好张春桥,说张夫人可以作为市革命委员会的候选人。张春桥勃然大怒,当场痛骂,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里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头头莫名其妙,拍马屁怎么拍到了马蹄子上?徐景贤明白,张春桥打算与文静一刀两断了。
其实张春桥的家庭生活还算融洽,文静给张春桥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张春桥爱抽烟,也喜欢喝酒,文静也抽烟喝酒陪着他。张春桥夜间工作时,文静通知厨师做夜餐。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后,从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里搜查出文静的大量材料。1972年秋,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没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也来了。邓颖超到康平路大院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还进了徐景贤家,却偏偏没进张春桥家。这可非同小可,大院里连小孩子都在议论。一连几天,文静都关着门。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考虑到影响,这个消息不必对外宣布。
张春桥深知文静的历史是他仕途的“拦路虎”,要想再“进步”,必须坚决绕开。
在场的几个人都感到意外。马天水首先说,是不是有这个必要?王秀珍与文静关系密切,表示惋惜。徐景贤沉默片刻,认为邓颖超的来访促使了张春桥离婚,就说,我尊重春桥同志的意见。王洪文苦笑,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有道理,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
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个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当然,春桥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父亲,可以直接去北京……
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张春桥飞黄腾达,毛泽东提议张春桥担任十大主席团秘书长。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邓小平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让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是第二副总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个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调到中央后,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静从来没有去过北京。1976年,上海方面邀请张春桥回来。张春桥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里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张春桥没有再回过上海一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钓鱼台九号楼是张春桥的住所,朴素简单。因为来的都是亲信,不用遮着藏着。先谈三个大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上海方面今后要注意的几种倾向。
谈话快结束时,张春桥似乎不经意地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这个问题有些突然,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用不着了呀。徐景贤想,他大概是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找一个男秘书吧。回到上海后,他们选了三个男的,报送张春桥。
5月16日,上海方面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寄来的一封密信。
徐景贤剪开信封,拿出一张白色道林信纸。
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