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患癌病重时其侄女为何只打电话不去看望?

核心提示:周恩来病重这段时间是不允许探望的。按照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组来批,我想我就是个小人物,不能惊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

本文摘自:《家国光影》,作者:周海滨,出版:人民出版社

1972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跟随丈夫在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了9年之后,周秉德才于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七妈给她打电话,说伯伯喊她去吃饭。出现在周秉德眼前的伯伯,跟往常很不一样,平时衣着整齐的伯伯穿着睡衣睡裤。当时周秉德不知道伯父已经得了癌症,她一听还高兴,说:您平时那么忙,总是没有时间休养,现在能下决心去住院了,身体调养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伯伯还送给她两张在大寨的照片,说给你留个纪念吧。那时候,她没听明白这个纪念的含义。因为他经常送给我东西。上海表刚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块坤表。当时他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生产自己的表。文革时伯伯给了我很多像章,我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很多东西给我,所以我觉得他送我东西很随便,就没在意。哪里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给我留下的念想呀!

周恩来病重这段时间是不允许探望的。按照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组来批,我想我就是个小人物,不能惊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拨通了电话。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最近回家去看看了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一连串的问题,出自一个重病老人的口中,我们看到了总理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牵挂。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

1976年1月8日我刚好在上海出差,早晨从广播听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当即晕倒(在地)。马上买了机票,戴着黑纱回到了西花厅。我以为七妈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我,我抱着她痛哭,她没哭,还对我说:别哭,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

周秉德说,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七妈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1976年5月24日,周秉德下班后没有回家,乘103路电车到府右街,去西花厅看望七妈。

自从1949年6月,12岁的周秉德被伯伯接进中南海,在西花厅这个院落出出进进已经26个春秋,对西花厅十分熟悉。若说院内的景色,今天仍然是绿草青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只是失去了伯伯,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我不愿多看,更不敢多想,因为那海棠树、芍药花和园中小径,分明都有伯伯的身影,都回荡着伯伯朗朗的笑声。

七妈坐在屋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夹子在沉思。见周秉德进来,伸出双手拉着她,要她靠在身边坐下。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地说:秉德,这是你伯伯的一件遗物,抗战时期,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只好把党的重要文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那时工作环境险恶,特务横行,所以这个小皮夹一直贴身放在你伯伯身上,十几年如一日。进城后,它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险箱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做个纪念吧。

七妈从皮夹子里掏出伯伯三十多年前写给她的三封亲笔信,一封一封给周秉德解释信的背景和内容: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疗手臂时写的,这两封是转战陕北的途中写的然后,把那个边已经磨损了的旧皮夹子递给我。

周秉德郑重地接过皮夹子,皮夹子里没有一分钱,但周秉德却视为无价之宝。我打开皮夹子,意外地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不觉脱口而出: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