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积慧的家庭 《护士长日记》作者张积慧讲述日记外的故事
张积慧在ICU洁净区摘下口罩 十年前,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SARS临时病区护士长张积慧在进入非典病区前,心里就想着“买的是一张单程票,若有回程更好”。在奋战抗非过程中,她真实记录下这场特殊战役中白衣战士的临危不惧、舍生忘死的每个细节,写出震撼人心的《护士长日记》。
如今,已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的她谈抗击非典一役,几度流泪,“在非典前,我从没想过这个职业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张积慧坦言,抗非的过程让她真正领悟到“无论何时何处,无论男女老幼,无论高贵与卑微,我之惟一目的,为病人谋幸福”这一入行誓言的最深刻含义。
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张积慧首次讲述了日记外医护人员如何从恐惧中走出来的真实故事:刚开始接病人时,护士因为恐惧腿软得站不起来,后来都抢着留下,“这就是抗非精神的升华”。谈到“医患关系”,张积慧坦言如今一些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不理解和偏见让人“心寒”“再这么下去,真的不敢甩开膀子干了”。
护士长日记
“万一有人牺牲,起码把他们的言行都记录下来”
南方日报:为什么要写《护士长日记》?
张积慧:接到要筹建病区的任务时,我正在天河城给女儿买东西,接到这个通知就像我平时接到任务一样,我觉得该干嘛就干嘛去吧。可我又转念一想,已经倒下了这么多医务人员,我们自己会不会倒下?尽管有这种恐惧心理,我们还是接受了任务,用一天半时间把就外科楼改造成临时隔离病区。
没想到第三天就来了个昏迷的重病人,需要插管。我作为刚筹建的SARS临时病区护士长,过去没在ICU呆过,没什么经验,就和两个医生、两个护士组成了五人小组,我给他们打下手。由于戴着厚厚的口罩,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这些医生和护士是谁。开始插管了,病人呛咳,一下就把他们的口罩、隔离衣喷得血糊糊的。我心里就在想,完了,他们肯定要感染了。
直到晚上8点多到了生活区,我才搞清楚其中一个医生是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赵子文,我问他,会不会怕,他说,“你现在提这个问题,倒真的会后怕,但当时谁想得了那么多,就想着尽快插管,把病人抢救过来”。我很受震动,就想记录下来。万一他们感染了,也睡在病床上,回不去了甚至牺牲了,起码我把他们的言行和表现都记录下来了,如果我能活着出去,将来还能让大家看到这些东西,知道医护人员做了什么。
南方日报:每天要工作12到16个小时,您怎么腾时间写日记?
张积慧:我当时没有日记本,就写在工作台历上,记的都是要点,比如医生、护士怎么工作,他们如何从恐惧中走出来。因为工作时间很长,我不能准时下班,只好在中午吃饭、晚上以及周六、日写,有时我写到凌晨两三点。我把台历上的要点展开写在交班本上,再拿信纸来抄,最后才是打成电子版交给出版社。
南方日报:您怎么看待这本日记的意义?
张积慧:我在里面呆了83天,把医务人员的言行记录下来,写成了这本薄薄的书。这是抗非一线医务人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的精神世界,反映了在危难面前医护人员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临危不惧的精神。
我是流着泪写完日记的,他们的精神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现在不管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想起这些。2007年9月,《护士长日记》荣获了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当时全国只有8个作品获奖,除了这本日记,其他都是几百万字的系列丛书,有评委说,虽然书很薄,但精神很厚。
非典记忆
“我买的就是一张单程票,能有回程更好”
南方日报:您对抗击非典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积慧:有一件事我从来没讲过。那是接收病人的第一天,我们全副武装准备接待。我当天负责协调,所以没穿隔离衣。已安排中班护士接病人,可是当电梯门一开,我发现只有我和另一个李护士长在。我喊道:“赶紧出来接病人!”没有人答应,我就顾不了那么多和李护长一起接病人,后来她发现我没穿隔离衣,赶紧把我赶走了。
大概半个月后说起这件事,那天的中班护士和我说,“护长,我们不是没听到您在喊,而是我们在蹲着分放补液瓶,腿发软,站不起来,很恐慌。”这些姑娘只有20出头,我特别能理解她们的心情和恐惧,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病人,谁都知道这种病很凶险。
南方日报:可后来我听说,让他们换岗都不愿意?
张积慧:是的。1个月以后,考虑到要保护医护人员,领导决定把他们调到二线,可他们都说不走了。我问,你们为什么不走,万一感染了连命都没了怎么办?他们说,“我们有经验了,是熟手,也希望能看到最后一个病人出院”。从一开始恐慌到从容地工作,精神已经升华了,像我在日记里总结的,“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幸福留给别人,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
直到现在他们的一笑一颦都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广州市胸科医院的陈洪光烈士生前在我们非典病区住过。每次我们给他打针,他都说打完针你们赶紧走,你们不能再倒下,否则就没有战斗力了。直到4月30日,他的病情加重,我去看他,他把我撵出病房,说,“护长,我重了,有传染,赶快出去……”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南方日报:有为自己担心过吗?
张积慧:去的时候我就想,我买的就是一张单程票,能有回程更好。这么多医护人员倒下去了,难道我们能不倒?当时谁都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怎么治疗,我想就听天由命吧。所以到临时病区之前,我把家里的所有事情包括存折都交代好了,我还对孩子他爸说,如果我没有活着出来,要好好把孩子养大。
在病区,女儿曾经打电话来问我,说,“妈妈你会不会死”,那时候她只有10岁,我听了心里很难受,但我想,我不能当逃兵,死也要死得其所,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是这么想。
医患关系
“病人提意见了,我们要从制度上、流程上检讨自己”
南方日报:非典时,医护人员为病人奋不顾身,大家都在讴歌医生。但近年来,医患矛盾却有不断激化趋势,前不久是哈医大28岁的实习医生王浩被患者乱刺身亡逝世一周年,十年了,我们似乎要面临重塑医患关系的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张积慧:坦白说,我觉得很心寒。在非典、抗震救灾的时候,医护人员为了病人连命都不要。平常给病人看病治疗的时候,忙得洗手间都不能上,水没顾得上喝,如果换位思考,你早上八点看病人到中午两点,不吃不拉,能受得了吗?更何况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都有犯错可能,但怎么错都不至于要被砍杀,如果今天杀一个,明天砍一个,再来一个非典,谁给你治病呀?如果护士老担心被捅刀子、扇耳光,打针时手都会颤抖。
我一想到这些,就很难受,如果总是这样,我们很可能会绝望。
但遇到这些情况,我们又很纠结,毕竟不能不治病救人,所以必须坚持工作。据我所知,我们的护士中有不少患有抑郁症,再这么下去,真的不敢甩开膀子干了。其实,哪个医生护士不想想尽一切办法把病人治好?谁愿意显得自己毫无价值呢?如果病人表扬我们,难道不开心吗?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如何重塑良好的医患关系?
张积慧:要重塑良好的医患关系,我觉得政府、社会、医方、患方都要努力去做。作为医务人员,我们要努力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要善于和病人沟通。所以在新护士入行时,我会给他们上第一课,会告诉他们艰辛是必然的,很多时候为抢救病人还不能准时下班,关键时候甚至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说完,我会问他们准备好了没有,如果准备好了,可以继续做下去,否则早点改行。
如果医患关系出了问题,我觉得首先还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病人提意见了,我们要从制度上、流程上检讨自己,了解病人为什么会不满。我常和护士说,要理解病人,他们不是真的冲我们生气,他们本身也因为有疾病而痛苦,还有家庭、费用等多种原因。
南方日报:所以,您推出了“深度访谈制度”?
张积慧:是一种管理方法,叫追踪方法学,以深度访谈为主。从去年4月开始,我们每天有两个护长去一个病区,每人深度访谈一个病人,问病人从入院到现在,我们哪里做得不好,每个人都谈1小时—2小时,内容包括谁给打针、质量如何等,问得非常细。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问了500多例病人,我们发现病人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与他们沟通不够,因为他们没有医学知识,确实需要我们更耐心地解释。我常对护士们说,如果睡在这里的是你们的亲人,你们会怎么想?如果哪一天亲人住进来,不用打招呼,我们就算是做好了,否则说明还不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