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国之子戴希 前国务委员戴秉国:退休第一天就把安眠药扔了(图)

75岁的戴秉国精神头儿十足,头发整齐地梳向后方,浅蓝色衬衣搭配淡紫色领带,外面是一身笔挺的深色条纹西装。

4月6日,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他坐在一张宽大的黄色沙发上,只系了西服的第一颗扣子,双脚微微八字打开,多数时间保持轻松的微笑。聊到兴起,他又会开个玩笑,逗得人哈哈大笑。

谈起退休后的生活,戴秉国显得很淡然,“退休了,就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直至最终被完全遗忘。”

近日,《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京出版。书中戴秉国回顾了2003年-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台湾等问题出任中国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经历。

“朱总理碰到我还问你那本书怎么样了”

新京报:你在后记中提到,这本书的写作开始于退休后。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期间是否遇到一些困难?

戴秉国:写了三年左右。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写。开始我是做一些口述,有几个同志帮我整理,然后再去找一些同志补充修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纲要,又经历了反反复复的修改。

前年,朱总理(朱镕基)碰到我还问,你那本书怎么样了?外交部的领导和许多同志都支持和参与了这个工作,因为要把那么多战略对话梳理清楚还是要费点功夫的,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

另外,实际上写这本书不是三年前才开始,好多东西是过去就思考过。比如,苏联的解体和教训等内容,过去都反复想过。

新京报:写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戴秉国:有一张照片书里没用,是我跟姚明在美国的合影。那张照片太幽默了,他是个巨人,拉着我这个小个子。拿到照片以后,我觉得这张照片可以参展去,说不定能得奖。(笑)

“曾把苏联几位领导人请到中国闭门探讨”

新京报:你的外交生涯长达半个世纪,是否遇到过危险情况?

戴秉国:搞外交工作,要准备经历危险甚至牺牲。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我被派到苏联去工作。当时我就想如果打起大仗的话,这次去会不会被扣为人质。

坐飞机也曾经历过事故,有一次去巴黎磋商,飞机眼看就要着地了,突然一下子拉起来又飞到德国去了。当时可能是降下去有危险,就又拉上去了,拉不上去会是什么后果呢?搞外交得时刻准备着,上了飞机之后就得准备着可能会出事儿。所以不要怕死,怕死搞不了外交,成天提心吊胆不行啊。

新京报:工作中,你的外交意见有没有跟领导发生过相左的情况?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戴秉国:我作为下级,偶尔会遇到。对问题的看法或处理,会有不同的意见。不要以为领导好像都是不听意见的,你只要说的有道理,他们都能接受。

我年轻时,在驻苏联使馆的研究室工作。当时,对于怎么看待苏联的问题,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一次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就跟领导意见相左,当时我不注意方法,感觉有点儿把他逼到了墙角。之后回想起来,觉得我还是缺乏磨练。这位领导心胸很宽广,后来我从莫斯科回来,他还非要我到他手下去工作。

新京报:回想自己的外交生涯,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记忆中最精彩的一次外事工作?

戴秉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不能说哪一次最精彩,但有些事情还是很难忘的。比如,“文革”期间,我作为外交部苏欧司的科员,曾去苏联驻华使馆外劝阻我们的红卫兵不要冲击人家的使馆。当时爬上墙壁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

还有一次是2003年,我刚从中联部回到外交部。那时SARS已经开始了,有一天走到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异常寂静。东盟要开会讨论SARS问题,我们如果不参加的话就会很被动。我通过一个适当的场合,推动东盟很快邀请温家宝总理去参加。那是温总理上任后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而且去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京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时,是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每天都工作到晚12点以后。因为境外火炬的传递是外交部门负责的。我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每天必须看到火炬平平安安传递下去才能回家。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情。苏联解体后,我把苏联时期的几个重量级的领导人,先后请到北京来闭门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等问题,很有收益。

“与戈尔巴乔夫会晤 邓小平思考了好几年”

新京报:书中有个细节,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同志亲自敲定“只握手,不拥抱”等细节,这种领导人敲定细节的外事活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戴秉国:好像很少见。这个是特别需要时才这样。戈尔巴乔夫访华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为了这次会晤,邓小平同志思考了好几年。“只握手不拥抱”就是要体现一种分寸,告诉人们怎么看这件事,今后的中苏关系应该怎么把握。

新京报: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你在第一次见到希拉里时,曾开口夸她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这样的开场白也给双方的对话带来了良好效果。另外,你还在这次访美中带去了小孙女的照片。诸如此类的外交技巧是否常用?

戴秉国:也不常用。这个要用得恰到好处。比如说,我在会见美国国防部一个比较强硬的人物沃尔福威茨时,坐下来以后我就说,人们都说你是强硬派啊,好像你也笑呵呵的不强硬啊。这样一来,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后来谈得也很流畅。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外交风格?

戴秉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一点也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我觉得既要坚持原则,同时又要注意策略。这个需要好好把握的。原则坚持要坚持到什么度,灵活要灵活到什么度,都要很考究。有时候你该厉害时厉害不上去也不行,厉害时也不是说凶神恶煞,那也不行。要学会“小声说重话”。

新京报:你曾多次作为胡锦涛主席的代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这种情况下你的行为和言谈细节,自我发挥和提前设定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

戴秉国:相当多的情况下还是要按预定的去办。因为预定的都是经过审批的,经过大家仔细推敲的。但是现场的应对也是重要的,比如政策把握的能力如何,是否有坦诚友好的态度,外交技巧是不是娴熟,还有你的人格魅力等等,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我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

新京报:退休三年来,你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为什么?

戴秉国:我退休了,就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直至最终被完全遗忘。

新京报:你和基辛格等一些外国政要还保持联系吗?

戴秉国:我们经常见,每年都会见,有时候不止一次。在中国和美国都见过。我退休后见了很多外国政要,大概有几十人次。我要见他们就得自己做功课。

新京报:所以你退休后每天还都看新闻。

戴秉国:不止是新闻,包括各种各样的材料。不然我怎么跟人家谈呢?要了解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每天都要看点东西。我还要做点记录,现在已经记了两本,是用毛笔字做的一些阅读笔记。因为光靠脑子记是不够的,有些东西还是要有文字的记录,回头还可以查一查。

“退休第一天就把安眠药扔了”

新京报:退休之后,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戴秉国:处于一种半工作状态。一个是见一下外国的老朋友,还有一个是在国内一些地方走一走,还去看了看求学过的地方,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见了同学和老师,老师是不能忘的。

新京报:回到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戴秉国:特别亲切。过去跑国外多,跑国内少。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学习。我还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年去参加贵阳国际生态论坛。还有几个地方,我会帮忙推动一下他们的国际问题研究。

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退休生活,好像也挺忙的,闲不下来。我也愿意同朋友同事们交流,这样可以增长知识,活跃自己的头脑。

退休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退休后每天可以睡足觉了,以前是睡不好的。搞外交都有这个问题,到了后期我每天夜里都要吃两次安眠药。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药扔了。

新京报: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戴秉国:现在吃饭睡觉都可以,精力也比较好,我也比较乐观,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 对话人物

戴秉国

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